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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低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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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可能被认为有“低”与“高”的分别。“低”关乎身体和大地，“高”关乎精神与上天。二者中一个与庶民相关，另一个则关乎精英——这是一种由精英制定、普通人默许的区分方式。精英自视为半神，他们的泥砖房位于城市的中心，也是概念上的制高点。从中心开始，城市的高度向周围“递减”：先是中间阶级的住处，而后是城市边缘的穷人和他们不体面而拥挤的陋居。几个世纪，乃至一千年以来，这便是大城市的建筑和社会格局。普通的住宅进化的路线是向上的——起初是半地下的，就好像不愿离开大地母亲的安全感一般。之后，住宅开始建于地面之上，也有更重要的建筑坐落于高台之上。宗教与其建筑从依附于壁穴、山丘、水洞、溪流，发展到直指上天与其神灵；宗教的仪式由在户外举行发展为在寺庙内举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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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黑暗”与“光明”一样，“低”与“高”的价值可能会颠倒。因而，在古罗马和现代的芝加哥，高层建筑是给穷人居住的，而贴近地面的别墅和豪宅则是富人的住所。低而平展的建筑意味着稳定性。与企业集团总部那层层而上的摩天楼不同，政府建筑往往是贴近地面且舒展的。人们很难想象，象征延续和传统的英国白金汉宫抑或奠定军事力量基础的美国五角大楼是摩天大楼式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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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与“低”是十分有指向性的词。所有优越的或是优秀的东西都被赋予了一种物理高度的感觉。事实上，英文中意指“优越”的“superior”一词，正是由拉丁语中意为“更高”的词变化而来；同样，意指“优异”的“excel（celsus）”亦来自拉丁语中意为“高”的单词。印度宗教中“梵”的理念脱胎于意为“高”的一个概念。英文中意指“等级”的“degree”一词的字面意思，是在空间中上升或下降一步。同样，社会地位常常被形容为“高”或“低”，而非“大”或“小”。从另一方面来看，当一个人在别人的妒忌和邪恶行径面前疲惫不堪时，“攀高”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可以理解，在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成就最卓越的个体偶尔会感到平凡的吸引力。美学家可能对泥土表现出怀旧之情，知识分子则会怀念野兽的感官现实。具有任何高级地位的人都有落魄的风险，对于社会地位而言尤为如此。反极权主义作家乔治·奥威尔本是英国社会上层中产阶级的一员，但他在社会底层的磨炼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作为巴黎餐馆的洗碗工，他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但事实上那种生活是可以忍受的。“你曾经常说去像狗一样生活——而今周遭都是狗，而你还不时碰触它们，并且觉得过得去，这真是让人松了一大口气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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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人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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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高等的动物都懂得高与低、光与暗、形与乱这些两极化状态的分别，而人类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对于身体进行度量和描述的能力。这些度量和描述是如此详尽，以至于那些先前极端的状态变得不再模糊抽象，反而拥有了高度的具体性和分量。每种文化，每种文明，都有各自度量身体的方式。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对他而言，身体是有形的灵魂，其中最神圣的部位是头部，那是理性和灵感的住所。头部是不朽的，它被颈部以一定的距离与躯干和腹部分离，那是身体的下部。尽管终有一死，躯干也有值得赞扬的地方，因为那是“男子精神”的所在。躯干中胸膛的部分听取了那些理性的话语，克制着过剩的欲望以支持理智的思想。心，则被柏拉图称作守卫室。这座守卫室在紧急问题到来时反应迅速，把信息传导给所有敏感的部位。腹部和更低部位的器官是为更低级的需求准备的。腹部是“身体养料的管理者”，由于营养对于身体的重要性，它不能被弃作次要的部分。对于那些亦承载欲望的身体的其他部分，难道要在腰上挂上“像野兽”的牌子吗？它们位于腹部以下，这意味着那些剧毒的激情的怒火难以触及理智而阻止其工作。此外，还有颈部作为最后一道防疫封锁线。[12]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对身体的解读方式导致了一些奇怪的概念，比如长脖子意味着聪明。无论是对柯南·道尔笔下的夏洛克·福尔摩斯，还是对故事中作为福尔摩斯主要竞争对手的詹姆斯·莫里亚蒂教授充满敬仰的读者们，都被灌输了“高智力的人只能是那些又瘦又高、肢体细长且肌肉不发达的人”的偏见。不过，故事中也出现了像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和布朗神父这样的反例——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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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对于人类身体的解读影响了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年），后者对于身体的解读更加几何化和建筑化。身体对于斯宾塞而言由三个部分组成：圆（头）、方（躯干）和三角（伸展的腿部）。建筑应该能够展示这些形状与其比例。柏拉图将身体视作一个“整全”的有形灵魂，斯宾塞则将身体描述为“运行之灵”，而非什么与灵魂分离或不相干的东西。另一方面，头与腿分别位于两极的身体，的确诠释了一种价值的等级：头部保存着最高等、最完美形式的灵魂，而腿部则接触着土地，被肉欲以及所有有关生殖的事情玷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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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躯体、住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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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是住宅，住宅即躯体，这是一个广泛共有的直觉。我们可以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找到这样的思想：比如古罗马建筑家及工程师维特鲁威（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建筑十书》，古希腊占卜家及释梦者阿特米多鲁斯（公元2世纪）的《解梦》，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及诗人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克莉奥佩特拉在这部剧中以“我要毁了这凡人的空房”意指她将通过“摧毁自己的身体”做出抗争），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维尔的《论艾波顿庄园》，19世纪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的心理恐怖小说《厄舍古屋的倒塌》以及《泄密的心》，20世纪法国作家亨利·鲍思高的小说《马利克瓦》，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所阐释的各种隐喻和他那颇似子宫的充满软垫的咨询室，以及美国漫画家詹姆斯·瑟伯那幅名为《家》的卡通：一个渺小而胆怯的男人走向好似母亲的大房子。当然，这些都是折中的选择。尽管它们都有关于身体即是房子的类比，但这种比喻也有冷静叙述和切身体验的分别。我倾向于检视后者，因为在这里，那些两极化的价值才最明晰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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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之屋（或者儿童屋）是有斜屋顶的竖向构筑物。它的三层结构包括了阁楼、起居室和地下室。阁楼是属于梦想者和诗人的地方。在梦里，人们总是走上阁楼——这对相信弗洛伊德学说的人来说代表着“超我”。起居室里是公共和社交的自己，是一个人进行世俗生活的地方，它代表着“自我”。地下室则是黑暗的所在，是燃烧着怒火的熔炉。在梦里，人们亦常常走下深深的地下室，即走入“私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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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向的房子是19世纪晚期中产阶级住宅的特征，这正是弗洛伊德的阶级和他所知的世界。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西部新兴中产阶级的住宅多是低矮平展的，就像牧场上的平房一样。这种平房有很明显的正面和背面，这就和人一样。正面是起居室。在门的两边各有一扇窗户，就像“眼睛”般检视着屋前的草坪和更远的土地。起居室是个社交的场所，是人们娱乐的地方。到了晚上，人们合上百叶窗（合上了眼睛），退回由卧室、厕所、厨房组成的房子的后半部，这些都关乎人们的生理需求。每天晚上，人们倒掉厨房中积攒的垃圾，就像只是在每天晚上，人们才坐在马桶上排除每天身体中的废物。房子的正面是毫无瑕疵的草坪和花园——那是为了炫耀而存在的，因而也就没有围栏。房子的背面是菜园、给孩子玩的秋千，以及烧烤和非正式家庭聚会的空间——这种后院是私密而有围栏的，以提防那些爱管闲事的眼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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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中国、古罗马，还是拉美国家，院落式住宅都有正面和背面。正面是正式而半公共的；背面是非正式而私密的。现代文明形成之前，住宅前面的院落往往是给男性使用的，而住宅的后半部则留给女人和儿童。前者满足社会—政治活动的需要，后者则倾向于社会—生理活动的需求；前者开放而“明亮”，后者隐秘而“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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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住宅空间可能被细分而每个房间被赋予不同的价值，住宅作为一个整体却被认为是女性化和具有养育功能的事物——它主要被用来进行支持生理需求的活动。与此相对，城市则是男人的领域，是操控算计的场所。古希腊在这种对比上最为明显。他们的乡下住宅本质上是农业建筑，其功能是生产食物和维持生计。女人、儿童、奴隶，这些古典社会的“次等人”居住在这里。男人们指望着在耀眼的城市公共生活中提高自己的名声。[16]直到19世纪50年代，这些性别观念还深深定格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中。女人负责养育孩子、购物、做饭，她们属于家庭；男人们则每天进城工作，在那里，他们为了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地位与其他男人竞争，以及——像他们相信的那样——改善这个社会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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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社会认知中，世界是“浪漫的”，但家不是；男人是浪漫的，而女人却不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主张，就是指出女性也可以是浪漫的，即她们也可以引领一段大胆的人生，也可以去和风车决斗，也可以在梦中徜徉冒险。与此同时，女权主义亦包含另一个同样强烈却恰恰相反的主张，即不应是女人参与到男人的世界，而应该是男人参与到女人的世界，共同努力将地球塑造成可持续的家园。我在前面把这类思潮称为“安居理念”或“家园经济”。这种思潮除了对于地球和人类福祉至关重要，亦对该时期的诸多地理学家极具吸引力——他们自认为应肩负起这巨大但绝非浪漫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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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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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小型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部落，其他社会类型总是有等级制度存在的。更进一步来说，社会团体越大，其物质文明就越丰富，其内部社会地位的差距也更加固定。由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社会差距在等级制度中永远地存在着，其中的成员——头、躯干、腿、脚的地位是不等同的。人类与灵长目动物独特的直立姿态本身产生了“高”与“低”的分别，其中头部，即思想和灵魂占据了“高”点，而腹部、腰部、腿、脚，这些屈从的动物本能占据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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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肌肉力量在社会地位中的作用，动物行为学家认为它在动物世界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人类社会中并非如此。是的，街头混混中最强壮的那个人可以成为某个地方的老大，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有可能是靠言语而非武力竞争获得了最初的地位。在部落社会中，地位最高的人是无所不晓的萨满巫师而非战士。印度文明发明了四种种姓：祭司和博学者、战士和统治者、农民和商人、贱农和劳工。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战士和统治者享有更大的权力，但在威望上他们比祭司和博学者略微低一些：他们是“躯干”而非“头部”。古代中国的社会分层没有印度那样严格。与种姓制度不同，中国有一种更具渗透性的制度，即阶级。有四种阶级：学者—官员、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这里应当注意到，是学者—官员，而非纯粹的官员享有最高的威望。中国人意识到一个好的政府需要能够放眼长远且能做出明智决策的人。有趣的是，半神性的帝王并没有做决策的义务，因为他是凌驾于所有社会层级之上的。因为要使世界归于和谐，所有的帝王都必须效法北极星，万世不移地稳坐于他的王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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