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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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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小型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部落,其他社会类型总是有等级制度存在的。更进一步来说,社会团体越大,其物质文明就越丰富,其内部社会地位的差距也更加固定。由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社会差距在等级制度中永远地存在着,其中的成员——头、躯干、腿、脚的地位是不等同的。人类与灵长目动物独特的直立姿态本身产生了“高”与“低”的分别,其中头部,即思想和灵魂占据了“高”点,而腹部、腰部、腿、脚,这些屈从的动物本能占据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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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肌肉力量在社会地位中的作用,动物行为学家认为它在动物世界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人类社会中并非如此。是的,街头混混中最强壮的那个人可以成为某个地方的老大,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有可能是靠言语而非武力竞争获得了最初的地位。在部落社会中,地位最高的人是无所不晓的萨满巫师而非战士。印度文明发明了四种种姓:祭司和博学者、战士和统治者、农民和商人、贱农和劳工。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战士和统治者享有更大的权力,但在威望上他们比祭司和博学者略微低一些:他们是“躯干”而非“头部”。古代中国的社会分层没有印度那样严格。与种姓制度不同,中国有一种更具渗透性的制度,即阶级。有四种阶级:学者—官员、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这里应当注意到,是学者—官员,而非纯粹的官员享有最高的威望。中国人意识到一个好的政府需要能够放眼长远且能做出明智决策的人。有趣的是,半神性的帝王并没有做决策的义务,因为他是凌驾于所有社会层级之上的。因为要使世界归于和谐,所有的帝王都必须效法北极星,万世不移地稳坐于他的王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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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头脑与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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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精神世界的统治者凌驾于现实世界的统治者之上。国王需为教皇屈膝。教皇制度下权力的来源,并非其小规模的军队以及军事联盟,而是其庞大的由司铎和僧侣组成的官僚系统。《圣经》经文的力量嬗变为神职人员的话语权。大概是16世纪时,英格兰的上层阶级开始意识到,如果他们想继续其统治,就不能仅仅依靠军事上的骁勇,而是需要开发自己的思想。于是,他们把儿子们送进中学和大学——温彻斯特和伊顿、牛津和剑桥——那些曾经为下等阶级的男孩提供教育,使其得以在教会供职的场所。在这些机构中,年轻的绅士学习着似乎与统治国家毫不相关的神学和古典哲学。那些贵族和名流真正渴求的——或许他们并不自知——是后来被称为“思想的奥秘”的财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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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奥秘”延续至今并被进一步深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是社会更为复杂化,还在于社会更为科技化,即越来越依赖于分析和科学的理性。意指不为一般人所知的“奥秘”一词用在这里是很恰当的,因为思想的力量和威望很少为大众熟知,尤其是在民主和平民化的美国。当然,事实并非向来如此。在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南部,种植园主自视具有思想上的品质,而其奴隶则没有。对于种植园主而言,这是“头脑”与“身体”的区别;“头脑”注定去统治,“身体”注定要服从,这一观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在工厂中,人们仍习惯把工人称作“人手”。在经历快速工业化的19世纪美国,废奴运动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博士(Frederick Douglass)曾指出,黑人应在机器作坊进行训练以及在科技大学进行学习,以便日后成为有用的“人手”。在今天看来,道格拉斯的言论过于温和,不足以激发那些曾为奴隶的黑人的自尊,进而改善其处境,他们的潜能仍然局限于“身体”而非“头脑”的范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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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不同,美国被认为是反智的,薪酬体制的不均衡便是证据。职业运动员的收入往往比大多数有成就的教授要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职业运动员亦是娱乐大众的人——他们的工作是去取悦其客户和金主。使命感更强的教授并不去“娱人”而是“育人”;他们所传授的不仅是有用的“知识”,而且是从奥林匹斯山上收集到的,曾经被称作“智慧”的东西。简而言之,这些教授是“大脑”,而那些职业运动员则是“肌肉”。“大脑”的身份使得在其位之人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且绝不需要进行没用且没品的自吹自擂。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不可能说他自己是“最伟大的”,而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却有可能(亦确实)这样自我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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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早在16世纪的英格兰就出现端倪的重心向“大脑”倾斜的变化,是不是意味着罗曼司的终结?与那些可读可写的僧侣相比,骑士——即使他们并不识字——才是浪漫的。僧侣不具备浪漫的品质,因为他们仅仅是在抄写那些已经为人所知的事物。而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一场知识观念的变革发生在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年代。这一时期,尽管从书本学习的方式延续了其重要地位,但是“寻找”乃至“求索”的精神获得了更高的威望。就像中世纪的骑士求索圣杯一样,早期现代的学者也在求索深奥的知识——那时候,这种努力是通向更好地理解自然与科学的途径。求索,就像我已经提到的那样,是浪漫的核心所在。探险家在没有任何世俗补偿的情况下,为探知尼罗河源头、到达地球两极,抑或登抵最高山峰的愿望所指引。天文学家彻夜坐在高山上或沙漠中的望远镜前,直直地盯着那些看似闪耀但在百万年前就消失了的繁星。若有人问,为何如此?我想答案大概是,有些人会在广袤与无垠面前感到无比满足;他们虽追逐精确的事实,却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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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2 地球及其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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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想象更倾向于那些很大或很小的事物,却很少关心中间的尺度。浪漫的想象也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就像威廉·布莱克的那句名言,“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可能所有诗意的作家都倾向于从小事物看到大事物,从不重要的事物中看到严肃的意义。大多数地理学者却不是这样的作家。他们基于特定地点的研究并不意味着要去牵连到大尺度的事物,更不必说什么人类通用的准则了;因此,虽然这些研究可作为特定地点的地理指南,却很难达到升华灵魂的高度。当然,也有例外。在不牺牲事实细节的前提下,地理学者也可以写出充满活力的词句。亨德里克·威廉·房龙便是达到这种成就的典范。当孩童苦寻一本可以带来阅读乐趣的地理书时,房龙以其1932年出版的《地理》一书成功应对了这项挑战。在书中,他以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人类生物量的渺小。他指出,只需一个长、宽、高均为半英里的箱子,就能把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装进去。若我们把这个箱子放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大峡谷边缘的石崖尖上,并让一只猎犬用鼻子轻轻触碰它,那么这个箱子便会跌入谷底、碎成上千个碎片。人类就这样遗憾地灭亡了,但这又怎么样呢?“大峡谷还会像它形成之初那样进行着与风、空气、骄阳、雨水的无休斗争。”通过这一例子说明人类的渺小和自然的冷漠后,房龙却用接下来的五百页呈现了相反的一面——人类在世界不同地方所创造的那些或伟大或平凡的事物。[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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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这颗行星孕育了奇迹,催生了无数非功利的、崇高的以及浪漫的阐述性文字。这些文字也囊括了对地球上那面积庞大、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自然区域——比如高山、海洋、雨林、沙漠和冰原——的描述。由于不可居住或者不宜居住,这些地带使人们的思维从如何在其中居住的定式中解放出来,转而倾向于满足他们对愉悦和智慧的需求。一个既令人向往又令人厌恶的环境,成为美学与道德议题的焦点。为回应这些议题,我需要引用我之前有关两极化价值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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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地球与太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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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1473—1543年)因提出日心说——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而非太阳围绕地球运行——而遭到教会的刑责,这是教科书中可能仍然会存在的一个对历史的普遍误读的前半部分。这一误读的后半部分,是哥白尼的新理论废除了地球及其上最具特权的居民,即人类在上帝眼中的地位。实际上,真实的故事要复杂得多。以下是它的一些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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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宇宙天体学受到古希腊思想的强烈影响,假设宇宙是由一系列透明球体组成的;同是球体的地球,就在这个系统的中心。然而,地球的中心位置并没有为其带来什么特权。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这是因为,中世纪的宇宙学家考虑了另一个维度,即竖向维度——这与继承自古希腊的关于圆、球体和循环的理想是不一致的。竖向维度难免导致两极化价值,如“高”与“低”、“光”与“暗”,或者从更抽象的角度而言的“头脑”与“身体”。最纯净的东西上升到最高的位置;那些不太纯净的东西变为气而沉淀于第二层;那些足够稠密以至于会形成触觉阻碍的东西集结到一处,是为水;最后,宇宙的残渣被排放到了最低处,构成了土(地球)。从相反的顺序来看,或者换种说法,地球其实在这个系统的最底层。在其之上,是层层套叠的透明球体,每一层上都附有一个天体,依次为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土星之外是恒星天,即点缀着“不动的繁星”的区域。在那之外是原动天(Primum Mobile),即最初旋转的天球。而在那之上是不动的推动者(Unmoved Mover),即上帝——那是一个弥漫于光辉中的存在,那里洒满智慧的光、饱满的爱。[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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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宇宙模型强烈地存在于西方的浪漫想象中,其影响甚至在20世纪的幻想故事中仍然很明显。[21]对这种观念的第一次冲击来自17世纪的新天文学。它不仅将地球从宇宙的中心驱逐出去,还挑战了行星运行轨迹是圆而非椭圆的理念。圆,这种远古的完美理念,曾是中世纪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崩塌导致其他一些著名思想黯然失色,其中包括相信天堂中充满音乐,以及行星和恒星都具有高等智慧。即使到了1600年,莎士比亚仍在其作品中使用这种中世纪的宇宙模型,并相信它能够被人们理解。例如,他让罗伦佐狂热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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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来,杰西卡。瞧,天宇中嵌满了多少灿烂的金钹;你所看见的每一颗微小的天体,在转动的时候都会发出天使般的歌声,永远应和着嫩眼的天婴的妙唱。在永生的灵魂里也有这一种音乐,可是当它套上这一具泥土制成的俗恶易朽的皮囊以后,我们便再也听不见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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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商人》(第五幕,第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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