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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170542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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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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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在中世纪的宇宙模型中，圆的理想和竖向的维度产生了矛盾。这种模型还使得人们对山的态度矛盾重重：圆的理想使其饱受责难，而竖向的理念却很偏爱它。我们先说圆。因为上帝是位至高无上的艺术家，那么上帝设计的地球就应当是一个完美的球体——它一定是美丽的，像天真无邪的孩童灿烂的脸。可为何还有那些变形的地方，那些山峦、谷地、突出的半岛和海洋？一个在17世纪传播甚广的解释，认为那是因为堕落。我们最早的祖先的罪孽使得地球的表面崩裂为积水的深渊。我们如今看到的景象正是那时留下的废墟。废墟是一种修辞。另一种修辞是堕落。由于失去了清白，曾经光滑的地球如今被“肿瘤、水泡和肉赘”包裹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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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诞生了杰出的天才开普勒和牛顿。然而，即使他们大胆的想象引领了新天文学的发展，他们仍保有落后的理论和信仰。令如今的我们震惊的是，牛顿对人类堕落和给地球带来凸肿与凹穴的大灾变理论是持同情态度的。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科学也是用来为上帝辩护的。上帝远非一位不知道如何把地表弄平整的笨拙的艺术家：他造出山峦丘陵，使水可以以溪水和河流的形式尽量流向更广袤的土地；土地，当然是人类居住的地方；至于海洋，它必须足够巨大以产生足够的水汽继而成云，才能保证雨水滋养土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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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为上帝辩护的努力没有在相对很小的学者圈子外产生多少影响力。直到18世纪，高山还使很多人感到恐惧，因为人们实在对它们知之甚少。人们避开它们，并不是因为它们丑陋，而是觉得那里是土匪出没的地方——这在今天听起来很合理。此外，高山也被认为是女巫的住所，人们会把高地狂躁的天气视为这种观念的证据。对女巫的大规模搜捕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汝拉山、孚日山和比利牛斯山都曾出现过。即使在20世纪，法国巴斯克荒野地带的农民和牧民也会讲起女巫召唤风暴的故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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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完美的圆的追求导致了人们对山的厌恶，对竖向维度的追随又当如何呢？它使人们产生了“高”与“低”的概念，所以好的东西可以归于前者，而坏的归于后者。迷雾缠绕的山如此难以抵达，就像是上帝的住所。它直冲云霄，坐落在世界之中心，或者说世界的肚脐。在众多的例子中，较为著名的包括古印度神话中的须弥山。须弥山被认为是坐落于世界中心的北极星的正下方。婆罗浮屠寺院群以建筑的方式再现了这种信仰。须弥山在中国和韩国的地图上又被称作昆仑山。此外，古代中国的传说中常提到五岳，其中以泰山为尊，它被认为是神圣之地。类似的例子还有希腊人的奥林匹斯山、日本人的富士山、日耳曼人的希敏约格山（天之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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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山的概念在基督教盛行的欧洲又是如何？《圣经·新约》给了我们一个头绪混乱的信息。一方面，恶魔是在一座山上引诱了耶稣；另一方面，耶稣又是在一座山上揭示了他神的本质。西方基督教有其圣地的概念，但其神圣的氛围与站在峰顶并没有多少关系。与之相比，东方基督教（东正教）则相反，其教义中有很多神圣的高山，其中最著名的是坐落于希腊一座半岛南端的阿索斯圣山。一千多年以来，阿索斯山庇佑着修道士们和他们为人所知的禁欲生活方式与纯粹精神世界。禁欲与纯粹在他们严格禁止一切雌性——包括雌性动物——出入的信条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态度是否只是一种古老的女性贬抑主义，把精神/智慧划作雄性/头脑，而把物质/生物性划作雌性/身体——前者光辉闪耀，后者黑暗堕落？因为这种极端的排斥，我们不免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即使在阿索斯圣山上有一只母鸡，他们也会觉得这座圣地被玷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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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来看，围绕阿索斯圣山的其他流行思想，则会动摇甚至颠覆两极化价值的定式。首先，圣山是献给圣母玛利亚的。传说圣母玛利亚在前往塞浦路斯的途中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带到了阿索斯山。她为这座山的美丽所倾倒，于是向其子耶稣祈祷，请求让这座山成为她的领土。第二，“高”与“低”的区别在阿索斯圣山并不适用。整座山，乃至整个半岛都是神圣的，而不只是高地有此殊荣。修道院本身的位置并不倾向于更高的高度。很多修道院都坐落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因而信徒们的朝圣之旅更倾向于艰苦的航海旅行，而非向山上攀登的过程。第三，部分是因为圣山与圣母的关联，部分是因为当地保存良好的原始森林，阿索斯圣山还可被看作一座被海洋包围的花园——它显得更加亲切而非令人生畏。第四，阿索斯山上的神圣之旅是根据来自尼撒的圣人格雷戈里所制定的三个步骤进行的：净化灵魂，摒弃自我；启迪灵魂，恭随圣灵；尔后与上帝合一。这些步骤与地理学具有相关性：步入一片月光闪烁的沙漠，登上云雾缭绕的山峰，尔后隐入深邃厚重的浓云。这条朝圣的路线并不是从黑暗到光明，或从谷底到山峰，而是几乎相反的——随着人之灵魂的上升，他就得以更深入地洞穿神性，而阿索斯圣山的黑暗和神秘就越发神圣。[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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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阿索斯圣山，是因为它是把山视作圣者离去的废墟、神灵消逝的故地的盛行论述中，一个与众不同的例子。土匪和女巫出没的山，曾被视为对神的亵渎之所而非圣地。自17世纪起，对山的态度开始往积极的方向转变。这当中有许多原因，其中有些涉及我之前提到的奇怪缘由，即山的存在是上帝为了使水更均匀地分布而安排的。除了这些神学或是类科学的解释之外，还包括如下几个重要因素：18世纪人口增长导致农民向山腰斜坡上迁移，使得山不再那么可怕；道路系统得到大幅改进；对冰川的科研兴趣的增长；纯净的高山空气被视为有益健康；逐渐出现的对“崇高”的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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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两个因素受到了两极化价值中高与低、身体与灵魂的影响。山上有纯净的空气，而低地的空气则浓密而不那么纯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只是对事实的陈述：人们可以用汞柱测量空气的压强，而汞柱的长度是随海拔升高而减小的。然而我们马上能产生一种精神上的解读。那些在浓密的空气中长期生活的低地居民，常被认为是懒惰而嗜睡的，因为他们的血管在高压下会收缩。[30]为了克服这种情况，自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人们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和美国的落基山上建立了各式的疗养院。人们获得健康是物质的收益，而善于思考的住客也会在精神层面有所领悟。毕竟，他们在山间疗养时不得不将生意的烦恼置于脑后，亦不能——即使他们渴求——放任欲望之躯随意行动。他们仍然警觉而清醒的思想，在逃离日常束缚之后唤起了高邈的想象。有时，他们或许甚至将置身山间疗养院的虚弱躯体视作获得美学与精神方面满足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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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托马斯·曼在他的小说《魔山》中将这些价值完全颠倒了。在他看来，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疗养院和其中来自各国的住客，是“一战”前夜堕落的欧洲的缩影——那是一个富有而纷繁的世界，沉溺在温柔而病态的死亡气息里。这样的地方，为何如此远离低地正常人富有生机的生活？“高”确实暗示着智慧和精神，而“低”则暗示着身体与物质。然而，一种相反的理解同样是可行的，比如“高”可以暗示一种即将经历衰落的孱弱与冗杂，而“低”则可以暗示健康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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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种要素，即一种18世纪渐渐流行的被称作“崇高”的美学概念，阿尔卑斯山高耸的山峰正是对这种概念最好的诠释。登山逐渐变成一种时尚。早期的登山者是一些穿着得体，其后跟随着众多侍从的贵族；那时，登山是一项需要有序的组织与充足的资金的事业。在那之后的19世纪中，年轻的知识分子成了登山的主力。他们登山多是出于一些自身的原因，譬如想体验山地阴森神秘的美，或是体验身处险境的刺激，或是只想临近死亡。他们的队伍规模小一些，或三人或两人，因为他们更渴求自给自足和单独行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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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寂静顶峰的登山者们，必定感到某种异样与超然，即使他们并不一定承认这一点。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一定也有同感。“他对竖向的变化有敏锐的感觉”，一位传记作家曾这样写道。这种感觉“将他抛向了上空。只有这样，以鸟瞰的姿态，水平面才变得可以忍受”。叔本华用毕生可能的时间登山，他尤其喜欢在日出时登山。“那是狂喜的瞬间，他会把这些记在他的旅行笔记中。在他之下，一切皆在黑暗中沉睡，而他却已沐浴在阳光中。在他与这尊贵的天堂之躯私会时，脚下的山谷却仍笼罩在虚无中。在这里，在他的高度，他亦能从宇宙中寻觅欢愉。他就是那个狄俄尼索斯，只是他不在底层施予，而是在绝顶播洒恩泽。”[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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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迎挑战，留下记录，驾驭危机，邂逅超脱于现世的美丽，当人类都在虚妄中沉睡时，立于众人之上、浸于朝阳之中——这正是19世纪乃至20世纪人们挑战高山的一些主要原因。大概除却最后一点，其他理由都显得无比天真。或许我们都心存超越旁人的渴望，那是被浮华的成就所激励的诉求。评价谁才是更好的厨师、学者、将军抑或政客的标准多变不一，因而在社会中取得的成就极易受到挑战。与之相比，依靠体魄能力的赛跑和跳高，则能够以某个标准衡量。登山亦是如此，但又不同于赛跑与跳高；登山具有更显著的象征意义——那个到达巅峰、骑跨峰塔之人，显然比他未及顶峰的懦弱同党们杰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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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适于担任统治者的角色？与勇敢的登山者相比，谁可以将意志的胜利诠释得更加淋漓尽致？20世纪20年代，仍在试图从战败的屈辱中恢复的德国，不仅最先普及了登山活动，而且最先将登山引入电影。在这期间，《命运之山》（Mountain of Destiny，1924年）、《圣山》（Sacred Mountain，1926年）、《奇峰帕鲁的银色地狱》（The White Hell of Piz Palü，1929年），以及《蓝光》（Blue Light，1932年）等电影呈现出超乎常人的英勇和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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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电影中，常常出现一位壮士立于山顶，被阳光照亮，而山下万物尚在沉睡。希特勒被这样的电影，以及先是作为演员，尔后作为导演的莱尼·里芬斯塔尔所深深吸引。被希特勒说服的里芬斯塔尔，记录了1934年纽伦堡纳粹党的集会，并创作了《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这部纳粹宣传片中的经典。这部电影和其他相关影片中一个常见的画面便是希特勒站在高台上，而在他之下是那些淹没于其浮华辞藻中如痴如醉的普通民众。[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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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170542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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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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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上帝将天下的水“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当这也做成时，上帝看这是好的。“地要产生新鲜的菜蔬……事就这样成了。”而水呢？“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之物”，事就这样成了；但那万灵之中也包括海怪利维坦。显然上帝钟爱陆地，因为他把伊甸园立在那里，而在园中他创造了最美好的生物——亚当和夏娃。而海，却仍不令上帝感兴趣。直到20世纪的浪漫想象中，海仍是那样原始，那样无休止地躁动，那样残暴又含混无序；文明在它的波澜中诞生，又在它的深渊中轮回。对于《启示录》的作者而言，时间尽头的理想世界是抽离了任何流体和生物的领域——一座没有植物的几何晶状城市，一个“不再有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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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18世纪，人们也不愿去海里冒险。两位远古时代的航海者——奥德修斯和伊阿宋——也不愿如此。奥德修斯只一心想要回家，而且如果不是遭到波塞冬那个独眼巨人怪物之父的憎恨，奥德修斯大可以更早回到家乡。与此类似，伊阿宋也并不是个航海者：他只是想寻找遥远国度的金羊毛。尔后，基督教把朝圣之旅变成了精神生活的自然象征，但水域中却从来没有救赎的意义，即使到达圣地的旅行必须穿过水域。在但丁的笔下，尤利西斯虽因展开寻找美德与智慧的航程变成航海英雄，但他情愿放弃家庭的做法使其蒙羞。莎士比亚笔下的英雄从未自愿出海冒险——那是难于忍受的苦难，通向重生的死亡，一次为建造永恒之城的审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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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之外即是《圣经》中所说的“诸水”，或者是希腊人所指的“大洋河”。大洋河的河神俄刻阿诺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泰坦，宇宙的原始神之一。如果去掉拟人的部分，那么大洋河便是一条无法被风暴动摇的环绕世界的巨大河流。希腊人是很好的水手，他们能够轻松驾驭那把圆形陆地两等分的海。除了柏拉图后来关于沉没的城市“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希腊人对其眼中那片最广大的地中海的西缘之外，即越过被称作“海格力斯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两岸耸立的海岬的那片广阔海域鲜有兴趣。换句话说，减少对海洋的恐惧的办法，就是缩减它的尺度。制图师们从古希腊到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一直在做着这样的事。的确，哥伦布对向西航行到达陆地的时间的乐观估计，是以制图师低估了将要跨越的大洋的面积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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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人们总有夸张陆地面积的倾向。造成这种夸张倾向的原因，除了包括人类在陆地居住的事实外，还包括人类对对称性的偏袒。希腊人显然在设想地中海把陆地分为两部分的时候表达了这种偏好。之后，随着欧洲人了解北半球陆地的尺度，他们认为类似尺度的陆地也可能在赤道以南存在。法国探险家路易斯·安东尼·布干维尔和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在18世纪探险的主要目的是为找到南部大陆。他们失败了，只有澳大利亚的发现可作为其聊以安慰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