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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减除农业根基的牵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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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探讨的浪漫主义，是一种超越寻常、超越自然性和必需性的需求。那么，没有什么比获取食物，比如农业耕作，更为自然和必需的了。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城市脱离了农业，它就是浪漫的；这听起来或许可笑，但浪漫从来都与那些可触及之物无关。接下来，我将对一个城市脱离农业的历史进行概述，这个过程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逐渐展开。不过，在那个时候，人们所认为的“城市”并非由已建成的繁华商业区组成；相反，它们被认为是具有宇宙秩序的存在。“城市”是由不同事物构成的有序整体，其中也包括农场和村庄这种“必需品”。苏美尔和阿卡德语言甚至没有村庄和城市的区别：在苏美尔语里，它们都被叫作乌鲁（uru），在阿卡德语里，它们都被叫作阿鲁（alu）。那时候，保障食物供应一直是重中之重。因此，在一个典型的苏美尔城市的集中建成区附近，是一个有着农场、牛圈、田地和花园的封闭区域。[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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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国城市的乡村化令人惊奇。汉朝的首都长安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被细分为160个“区”或“里”——“里”如今是“一英里”的意思，但当时则是村庄的意思。“里”被采用的事实，说明汉长安城还远远不是由建成区所组成的，同时城墙里绝大部分是开阔的乡村。数百年后，长安城仍是首都，只不过是唐朝的首都。它的基本平面变得更加几何化。那由宽阔街道所组成的矩阵网格，一定让人印象深刻；然而，建成区仍只占据了城墙内城市面积的19%。同时，城市南部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面积是农田和花园。的确，人类的居住和商业活动占领这些生产性空间需要时间，但这并不是大部分城市呈现出乡村化的原因。考虑到长安城——尤其是在政乱时期——对食物供给的需求，公元932年，皇帝下诏将皇城内的特定地区划作禁止建设区。[108]事实上，我这里所描述的情况不仅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即使到了20世纪20年代，任何人从边门进入一个中国城市，都有可能不仅看到林立的店铺、繁华的街道，亦看到农田、市场花园和鸭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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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期的中国城市相比，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不但偏小而且空间形式不同，一般呈现出海星状的平面布局。放射状的街道在聚集着教堂、市政厅和市集广场的城市中心汇集，两边分布着商店和房屋。农田和花园分布在由房屋林立的街道所形成的三角形空间中。这种海星状的城市平面一直保存到近现代，直到19世纪中期仍清晰可见。[109]为了阐述农业对于欧洲城市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以德国古城科布伦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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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后半叶的科布伦茨，由于劳力稀缺，农收季节会停止城墙建设；1387年的法兰克福，雇佣了四个牧民和六位田地看守——该城甚至在15世纪出台了一条严格的法律，即禁止猪在城市街道上出现。哪怕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一些城市，也有着庞大的农业人口。在这些城市里，饲牛和园艺是和制造与贸易一样普遍的活动；事实上，前者在城门出现之前就在乡村以及离城墙最近的城中有着自己的活动区域。[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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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占地约一平方英里，居住着大约十万人口。这是一个舒适的村镇，其拥挤的街道附近有很多花园和宽阔的农地。即使在城市中心，鸟鸣和野花也使得自然离伦敦人很近。在海峡对岸，18世纪末的巴黎人从事着诸如商品蔬菜种植和兔子养殖等农业活动。“在革命性的巴黎城中，”英国学者理查德·柯布写道，“家里养殖的鸡和屋檐上的金丝雀一样多，城市管理委员会经常收到花盆从顶楼掉落的事故报告，同时街道上充满了以乡村牲畜为主的各式动物。”[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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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对于渗入城市生活的乡村氛围习以为常，那么在19世纪的工业城市中，情况又是如何呢？在英国改革家和小说家（尤其是查尔斯·狄更斯）的著作中，人们看到了一幅城市扩张的图画，拥挤的房屋沁渗于工业废气之中，看不到一丝乡村活动的痕迹。在英国历史学家哈罗德·J.戴欧斯和美国作家迈克·伍夫看来，这种盛行的工业城市图景实为一种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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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没有任何一个英国城市脱离了与农村的联系。哪怕是最大的城市仍广泛地进行着后院农业。这里所说的农业设施绝不仅限于养着几只母鸡的简易鸡笼，而是在这座工业城市之中任何可以展开农业活动的地方——地上地下、楼里楼外、街上街旁——所搭建的牛羊猪圈。[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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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开放空间紧缩，工业城市找到了一种用“小块园地”来解决拥挤问题的方式：在城市的边界内外有许多小块的园地，在这里，居民可以在周末种植蔬菜和花卉。早在19世纪初期，英国工业城市伯明翰就开发了这种模式。[113]随后，英国和欧洲的其他城市纷纷效仿。在德国，分配小块园地的做法始于19世纪70年代并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这一风潮如此流行，以至于不久之后，城镇周围遍布迷你农园的景象就在德国随处可见了。[114]在北美地区，大城市的市中心则是人工化程度极高的环境。从高处远眺，除了高楼、街道和停车场之外就别无他物了。一位学者在备受推崇的《科学》杂志上指出，在像洛杉矶这样的市民如此远离自然的城市中，树木都有可能是塑料做的。[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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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与自然接触的必要性也不曾消失。在公园里散个步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的，是那种在人们进行农业生产时发生的实际、直接的联系。但是，这种与自然的接触能够在哪里发生？去哪里找到农作的土地？纽约人的解决措施就是屋顶花园。在20世纪50年代，数千纽约人——有富人，有穷人——用他们的迷你耙和锄头耕作着高楼屋顶的小块农园。1958年，《纽约时报》将一位园艺方面的自由作者称作最博学的屋顶农夫。“在93街附近的列克星敦大道1394号的11层，他种植了超过2000种植物。他所种植的包括无花果、香蕉、草莓、桃子和樱桃。他培育了一个用腐叶和厨房残渣组成的丰富的肥料堆。”[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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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花园可被视作当代都市农业的萌芽。同时，与都市农业紧密相连的，是一种崇尚食用当地种植的、更安全和美味的食物的风潮。这一风潮伴随着生态和社会意识的增强，即对由全球经济所促生的批量生产、添加化学药剂的产品的厌恶而萌生。在纽约、伦敦、巴黎、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密尔沃基，城市上层精英阶级领导了这一运动。无论是在生态还是技术方面，他们围绕都市农业所展开的实验都是富有经验的。他们试图利用城市的微环境来生产蜂蜜和葡萄酒等产品，引进了诸如“鱼菜共生”复合耕作体系等新技术，并积极延续诸如蠕虫养殖、多物种兼容耕作等传统技术。[117]毋庸置疑，现代都市农业包含了怀旧的成分。虽然食物生产本身并非浪漫，但在当今对那种更为健全的往昔生活方式的回望则是浪漫的。毕竟，对于当今有轻微关节炎的人而言，有机种植可算是十分艰辛和困难的。不过，英国作家J.R.R.托尔金在描述那霍比特人所生活的遍布着有机农业的“中土世界”时，却没有提及农耕生活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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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驯服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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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保护人类不受到变化莫测的大自然的影响。在热带地区，这种保护微乎其微；在中纬度地区，温暖的季节也是如此。夏天人们可以很自然地生活：这是一年之中人们可以在田地里工作或嬉戏的时节。冬天使人们回归到都市社会和措施的保护之下。专属于城市的季节也因此成为夏天的反面。在冬天，当乡村处于休眠状态，变成不毛之地时，公共广场和街道就出现了生机。在古代中国的周朝（公元前1027—前256年），子民被分配进不同的队伍。他们在早春时节离开设防的城镇，整个夏天工作和生活在田野间，在秋季收获后再次回到城镇。汉学家沃尔弗拉姆·艾伯哈写道：“这种类型的居住模式意味着把一年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在城市里的冬季生活和在田地间的夏季生活……中国哲学里持续性的阴阳交替反映了这种双重生活。”[118]美国城市思想家刘易斯·芒福德提醒我们，在形成期的希腊城市也从未失去和乡村的密切关系：这里曾有，他写道，“随着季节更替，潮水般地进出城市的迁徙”。漫长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曾一度打断这种潮水般的迁徙模式。很多农村人被关在城墙内，非常想念他们的农田，并且痛苦地抱怨。[119]到了公元1世纪，夏季的罗马城中公共活动减缓。在7月份，法院关闭。有钱的罗马人会在春季离开其城中居所，住进乡村别墅，而当夏季的炎热变得难以忍受的时候，他们则前往海边寻找阴凉处。他们在别墅里度过整个秋季，而当冬天来临之时则会返回其城中居所。[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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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季节性的迁移在城市中也很普遍。一个富裕的佛罗伦萨人通常在城里拥有一处住所和一个工作的商铺，同时，还在郊外拥有一栋别墅或者农场。如果他是一个商人，他可能在城外拥有一块能够为其提供蔬菜、酒、油、饲料以及木材的土地。佛罗伦萨人在冬天可被称作精明的城里人，而在夏天则摇身变成绅士的农作者。在圣诞节和主显节期间的冬天寒冷而荒凉，而这恰好促成了以宗教活动为主要形式的精神文化活动的开展。“在四旬斋期间，每天晚上有数千人拥向教堂聆听著名传教士布道。每一个宗教节日都有一个神职人员和信徒都可参加的公共仪式。”[121]和今天一样，春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城最热闹的时候：商人急于做生意，朝圣者拥向去罗马的途中，扒手则在人群中穿行。盛夏，则是这座城市最冷清的季节。佛罗伦萨贵族离开城市前往乡村别墅，直到9月下旬或10月上旬才再次回到城里。[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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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同样也有Fermeture annuelle，即“年度休业”。对于8月云集巴黎的游客而言，这一无处不在的店口标志的确令人沮丧。像很多其他大都市一样，夏天的巴黎被当地人抛弃了。文化生活趋于平淡，和这个季节的氛围以及呆头呆脑的游客乏味的品位一样。在美国的《星期六评论》杂志的一期特刊里，在题为“冬天的城市”的开篇介绍中，编辑贺拉斯·萨顿这样吟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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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阵寒风吹来之时，城市苏醒了。“城市森林”实为树木和花卉的反象。随着冬日的降临，它们身着艳服开始萌芽。正是此时，雪花和寒风中，购物者熙攘穿行，店铺化身闪着霓虹的集市……冬季之城被咖啡馆的温暖所呵护，被剧场帷幕前的观众所滋养。博物馆仿若突然绽放的花。如同遥远的部落听到那召集子嗣的部族之鼓，古老的文明从储藏室爬出、在展厅聚集。[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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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世隔绝的农场和小城镇，被冬天困住的人们期盼着被春天解救。在繁华的大都市里并非如此。美国评论家理查德·埃德曾这样写道，让人们产生“好吧，我们又度过了一年”想法的时节并非春季。这个想法出现在深秋某个天气晴朗的下午，当我们突然闻到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北面飘来烤栗子味的时刻。城市生活和大自然的规律南辕北辙：寒冷而非炎热，使城市生意盎然。是在秋季和冬季期间，万事复兴的感觉达到了最高峰。看看在纽约诞生了什么。苏豪区（SoHo），这个位于格林威治村以南的时尚住宅街区，是一个有着艺术画廊、实验剧场，以及供应汉堡包和时尚粗犷情调的酒吧的全新文化中心。这片位于第一和第二大道边上曾经萧条的街区，现在是纽约最活跃、最有吸引力的地区之一。即便是曾被称为“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的西中城，看上去阴冷如旧，但也开始在不同地方展现出时尚更新的迹象。纽约不断重生着。[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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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已是在20世纪70年代观察到的迹象。35年以后，虽然城市的细节改变了，但是季节逆转的现象——当大自然进入休眠状态之时城市生机盎然——保持不变。长久以来，它已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把它视作理所应当，忘记了这一过程是如此后发且非天然。但更为巨大且更为近期的变化，则是城市对黑夜的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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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战胜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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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上，原始的混沌以荒地、水域和黑暗为代表。在这三者之中，人类成功为荒地赋予秩序的时刻，大概是八九千年前那些限定人类居住空间的城墙被竖起之时。对沼泽和湿地（水）的征服要更加困难，直到有文字记载之后才取得大规模成功：试想一下，伊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在面对庞大的蓬蒂内沼泽时曾多么束手无策。黑暗，被证明是三者之中最难为人驯服的。直到18世纪末期，蜡烛和明火油灯这些自建造金字塔时已被使用的方法，仍然是最常见的照明方式。这些设备对于驯服黑暗而言成效甚微。在19世纪发明和使用的煤气灯可算是人类在迎战黑暗挑战的路上迈出的一大步。但是，直到电在20世纪被广泛使用，人类才在某些城市改变了自然的另一个基本节奏，即昼夜的节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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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当我们用一个城市夜生活的质量来衡量其发展程度时，似乎忘记了夜生活的出现是极为近代的事情。即使是像帝国时期的罗马这样巨大和辉煌的城市，也和任何省镇一样，遵从日夜交替的规律。法国历史学家杰尔姆·卡克皮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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