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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战胜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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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上，原始的混沌以荒地、水域和黑暗为代表。在这三者之中，人类成功为荒地赋予秩序的时刻，大概是八九千年前那些限定人类居住空间的城墙被竖起之时。对沼泽和湿地（水）的征服要更加困难，直到有文字记载之后才取得大规模成功：试想一下，伊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在面对庞大的蓬蒂内沼泽时曾多么束手无策。黑暗，被证明是三者之中最难为人驯服的。直到18世纪末期，蜡烛和明火油灯这些自建造金字塔时已被使用的方法，仍然是最常见的照明方式。这些设备对于驯服黑暗而言成效甚微。在19世纪发明和使用的煤气灯可算是人类在迎战黑暗挑战的路上迈出的一大步。但是，直到电在20世纪被广泛使用，人类才在某些城市改变了自然的另一个基本节奏，即昼夜的节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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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当我们用一个城市夜生活的质量来衡量其发展程度时，似乎忘记了夜生活的出现是极为近代的事情。即使是像帝国时期的罗马这样巨大和辉煌的城市，也和任何省镇一样，遵从日夜交替的规律。法国历史学家杰尔姆·卡克皮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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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月亮的夜晚，街上漆黑一片。街上没有油灯，墙上也没有蜡烛；大门门楣上没有悬挂的灯笼，因为这些只有在节庆场合才会出现……平时，降临在城市之上的夜幕，仿佛饱含着危险、侵蚀、罪恶与威胁。夜幕降临，人们逃回家中，把自己关在里面，并在入口处设置障碍。商店安静了下来，安全锁挂在门后面；公寓的百叶窗关上了，放在窗边装饰的花盆也被收了回来。[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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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世纪的欧洲以及早期殖民时期的美洲一样，古代中国在天黑后对城镇实行宵禁。宵禁保护人民免受火灾和陌生人的威胁。无论我们如何被前工业化时期城市的繁华图景深深打动，我们都不该忘记，在很多情况下，所有的公共和户外活动都随着宵禁的钟声而停止。黑夜属于生物性和私人性的领域。这是一个在私密的家庭空间中休憩和娱乐的时间。即便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一个有着极高艺术和文化成就的地方也是如此。只有个别场合提供天黑后的照明。在中国，这种情况发生在庆祝新年和皇帝生日的时候。在古罗马，祭拜费罗拉的花神节是一个夜间活动，需要壮观的照明。只有极少数城市，比如4世纪的安提阿，提供标准的夜间照明且当地居民以此为傲。[126]在古代中国的杭州城，夜幕降临后一片黑暗，只有两侧排布着商肆和饭馆的皇道仍被灯笼照得灯火通明、熙熙攘攘。1276年蒙古人入侵宋朝的都城后，实行严格的宵禁，继而结束了它的夜生活。[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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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有前现代的城市，试图将白天的活动延伸至夜晚。那时，一切须按照太阳的规律来运转。16世纪时期的巴黎，全然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光明之城”。曾几何时，就连说服生活在房屋底层的巴黎人在傍晚时分点亮窗旁蜡烛的努力都收效甚微。为这座城市提供夜间照明的第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出现在1667年。当时，一位叫作加布里埃尔·尼古拉斯·德·拉·勒尼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警察中尉，订购了大概6500只灯笼挂在巴黎的街道上。到了17世纪末，烛光照亮了冬季寒夜中大约65英里的城市街道。[128]在伦敦，一个于1662年通过的议会法案，要求每一个房屋朝向街道的家庭必须悬挂一根足够长的、可以从黄昏燃烧到晚上9点的蜡烛。到了1716年，在米迦勒节和天使报喜节期间，蜡烛的燃烧时间延长到晚上11点。照明已有所改善，但一年之中的247个夜晚，伦敦仍然没有灯光或灯笼的照明。那时的灯光太过微弱，提供不了太多光照，而晚上出来冒险的人，无论是步行或乘坐马车，仍必须由一个手执火炬的街童带领。[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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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阿姆斯特丹、汉堡、维也纳等城市的权力机构都认为，冬季漫长的黑夜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他们试图通过推广蜡烛和油灯的使用来阻止盗窃等轻微犯罪。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直到城市的街道上安装了煤气灯后，通过照明削弱犯罪行为才开始显现效果。1807年，伦敦对煤气灯的街道照明进行了第一次尝试。它们随后在欧洲和美国迅速传播，但并非没有受到市民的抗议。反对城市安装煤气灯的其中一种观点是，更好的照明实际上帮助恶人行恶。伯明翰的市民认为，如果他们城市的犯罪率低于伦敦，那是因为他们的城市晚上更暗。一家科隆报纸于1816年刊登的反对煤气灯照明在城市街上使用的文章指出，由于光亮削弱了对黑夜的恐惧，人们更愿意外出，继而沉溺于酗酒和不良行为。此外，煤气灯违背了神和自然的法则。“人工照明，”报纸的社论指出，“试图破坏神对世界运行的安排，即黑暗不可脱离夜晚。”[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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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灯的出现，终于使人类对夜晚的征服成为可能。公共活动不再依赖于太阳。暮色降临不再意味着街道生活的谢幕，而是在灯火通明的、后来被称为“伟大的白色道路”的大道上迸发出新的生机。在20世纪，一个城市如果缺乏富有活力的夜生活就有愧于迷人的大都市的头衔。若是随着夕阳西下，人们都闭上了眼睛，那也就没有浪漫可言了。这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学批评家伊丽莎白·哈德维克眼中的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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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完全找不到纽约的那种狂野的电力之美：黄昏中乘坐在出租车里异常兴奋而匆忙的人群，闪着光的大道和小街、餐厅、剧院、酒吧、旅馆、熟食店、商店。在波士顿，夜幕的降临意味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重的小城镇式终结：奶牛回圈；鸡回笼中；牧场陷入黑暗。此刻，几乎所有的波士顿人都待在自己或别人的家里，在桌前用餐，享受家庭和社会隐私。他们倾心于“漂亮小巧的晚餐聚会”——为了这个，波士顿人愿意出卖他的灵魂。[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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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的波士顿缺乏魅力。但究竟什么是魅力？这个词的根本含义是魔力。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无论在白天多么暗淡无光，到了夜晚，仅按一下开关就变成一个灯光闪烁的肆无忌惮的世界。人们亦是如此，抛下他们白日工作时的麻木面孔，带上华丽的面具。在电影院和戏院，平凡的生活被屏幕和舞台上的魔幻魅力所取代。夜生活是非自然的，因为根据自然的规则，白天的消逝意味着人之意识的削弱。伴随光照的延续而带来的意识的延伸和提升究竟使我们获得了什么？[133]又损失了什么？或许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应该考虑一下随这种改变而来的阴暗面，即那个同时支持着和破坏着地面之上明亮且繁华的城市的黑暗世界。毕竟，如果没有一个令人惊悚的阴暗面，城市很难称得上是“浪漫的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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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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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暗面既有一个象征意义，亦有一个字面意义。象征意义与人的身体相似。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自古典时代以来，人的身体顶部的头部被认为是理性的源泉，底部被认为是热情的源泉。在头部储存的理性会被从底部升上来的“气体”所污染，然而，如果没有底部的能量和热情，很难拥有高效的理性。毕竟，人类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为了保持身体健康，身体必须排出废物和有毒气体。这和城市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个城市要保持健康和活力，就必须去除大量拥入的人口所产生的数量惊人的废物。最主要且最早用于大规模去除废物的设备是污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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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的一个伟大成就是其污水管网。古罗马的污水管网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随后又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以及罗马帝国时期被不断延伸、完善。污水管（下水道）的构想和建造规模如此宏大，以至“在某些地方，连一辆装满干草的马车都可以轻松开过”。阿格里帕把足够多的水从水管转移到下水道中，多到人们可以划船穿过整个下水管道。建造是如此坚实，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最大和最古老的下水道口“马克西玛下水道道口，在罗托桥上向河中排水。它的半圆形拱，直径五米，其古色古香的石灰石拱廊（钙化石灰石拱顶）2500年来被用作通行道”。[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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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地下隧道网络是早期一个伟大的成就。然而，在19世纪，地下隧道在地理范围内是崇高的，同时也代表了肮脏、宏伟和恐惧。维克多·雨果对于巴黎下水道的印象非常深刻，以至于他在《悲惨世界》中的好几个章节都在细致地描写它们。小说主人公冉阿让的地下旅程，仿若一场地狱之旅。雨果这样描述冉阿让噩梦般的经历：“滴水的墙和低矮的天花板，腐气和陷阱，恶臭，黑暗，步履维艰，还有那犯罪和警察的不祥阴影。”当冉阿让跌进泥缝之中，黏泥和排泄物淹至他的腋下时，恐怖达到了高潮。[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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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的轴线定义了天堂在“上面”，地狱在“下面”。雨果接受这种思维方式，但他也受到一个被扭转（几近180度大扭转）的观念的影响，即地下世界实际上是令人印象深刻并且必要的存在——即使算不上美得令人心动。地下世界对于什么是必要的？它对维护地上世界是必要的。在1852年到1870年期间，乔治——尤金·奥斯曼男爵在拿破仑三世的指令下美化塞纳河，对巴黎的地上空间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使这座城市变为一个拥有宽阔的放射状大路和林荫道的空间开敞的阳光普照之城。同时，奥斯曼也改造了巴黎的地下空间，为几乎每一条街道都配备了一个下水道，使其可以在巴黎的地表之下将污水排入塞纳河。但很快，巴黎的地下空间就不仅承载着水管和污水管道，它也为设施线、电话线，以及地下火车的行运隧道及车厢停放提供空间。容积极大又繁忙拥挤的巴黎地下空间，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它并非为自身需求而存在，而是服务于那座地面之上的闪耀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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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思潮支持着人们对地下世界的乐观态度。一种思潮是浪漫的幻想，正如儒勒·凡尔纳和爱德华·乔治·布尔沃—利顿的小说所描述的那样。在《地心探险记》（1864年）一书中，凡尔纳设想向下的冒险是通往光明，而不是黑暗，这源于他对电非比寻常的信任，一旦电被开发，我们就能征服黑暗。在《即临之族》（1871年）一书中，布尔沃—利顿设想了一个地下景观，拥有奇怪的植被、湖泊和溪流，周围是人工的河岸，都处于一个没有阳光却很明亮的圆顶之下。另一种思潮将地下世界视作一个独立存在的活跃系统，而不仅是地上城市的支持系统。尽管这也是一个奇幻构想，但与第一种思潮相比则被认为是可实现的想象。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规划师和工程师对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技术的力量坚信不疑；此外，他们认为，正因其试图建造的新世界在地下，因而不需要像建造地上世界那样去应对大自然的无常和重击的挑战。但是，真正支撑其乐观信念的原因，大概是大部分构想已经在19世纪末的伦敦和巴黎变为现实。这两个大都会已经建造了地面之下的世界。这里不仅有下水管道和设施管网，还有火车隧道、维修火车的侧边穹窿，以及那最重要的、为中产阶级服务的舒适明亮的站台。[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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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光明——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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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将黑暗驱散、将无知暴露。它的意义总含有智力——精神层面的成分，或许兼具物理“照明”与精神“开化”之意的英文单词illumination便是一个清晰的例子。城市被我们称作一个“光明的地方”（a place of illumination）；这种说法事实上出现在人造光被发明，或者城市夜间照明出现的许久之前。作为诸多西方思想基础的古希腊政治思想，正是以城市或城邦为中心。城市被认为是人类之理想，是人类之卓越、道德和智慧可以完全实现的地方。为什么是城市？因为它是言语最大限度集中的地方。语言塑人。我们的道德标准随着我们所言及非言的内容，上升或是下降。一个激动人心的雄辩可以启迪人的心灵，使人更加勇敢、慷慨、虔诚；或如雅典黄金时期领导人伯里克利的演说中所阐释的，更加爱国。即使是看似寻常的语言，当其在正确的场合和正确的环境中表达时，也能产生强大的效果。与其他任何环境相比，城市更富有这样的场合和环境。既严肃又煽情的演讲是通往道德自律和真理的道路。难怪苏格拉底说，他永远无法从“田野和树木”里学到什么；相反，他是在城市里，通过和同伴在街上、市场和运动场，或者殿廊下的对话中学习。[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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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拥有的远不止这些。城市有宏伟的建筑。它所拥有的建筑，是三位一体的整体之中除了诗歌和音乐以外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历史上，在增加建筑——尤其是宗教建筑——的高度的时候，总是伴随着仪式化的文字和音乐；此外，工人也会在其劳作的时候咏唱。若认真回顾一下希腊神话中所叙述的一个魔法诗人的故事，我们便可意识到西方世界存在着对诗歌与空间之间更为紧密的关系的认知。这位魔法诗人在发现了音乐和诗歌中的“数字”与物质空间中的比例和划分的平行关系之后，制造了可以“搭建”音乐的“音符石块”。而对希腊人而言，诗歌与城市在其比例、对称性和平衡性上都体现了理性。[138]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奉祀雅典娜的帕特农神庙。通过美好的梁柱比例，其建造者营造出使建筑看上去向上提升的空间感受，克服并缓解了这座位于岩石基座之上的建筑因巨大体积和厚重材料所形成的下压、沉重的情况。德国文豪歌德将建筑视作“凝固的音乐”；难道他没有看到美丽的城市亦是一首“凝固的交响曲”？不管怎样，当我在阅读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于1802年写给伦敦的赞美诗时，我感受到轻快和激烈的音乐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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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无法展露更美的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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