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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黑暗——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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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煤油灯出现之后，19世纪的城市变得更加“明亮”；但是从象征意义上来看，它们其实更为“黑暗”。这是因为，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不但人口膨胀，而且有大量从国外迁入的、混杂喧闹的人口拥入。这些城市新移民在中产阶级看来，像“最黑暗的非洲”土著一样怪异和不可思议。像亨利·梅休这样的记者以及查尔斯·狄更斯这样的小说家，在那时被认为是勇士：他们敢于探索伦敦的街巷，带回那些令公众兴奋和震惊的消息。两位作家都聚焦于城市中最贫苦的穷人，因而描绘出一个无比黑暗而压抑的城市景象。他们都具有营造极具戏剧性氛围的天赋——不得不说，他们已经沉溺于此。梅休详述了底层人住所内的肮脏环境，描述这里的气味是“如此难闻”，以致当他走进来时因“吸了一口恶臭的空气”而病倒。梅休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底层市民身上，即那些他所认为的完全怪异的人，那些“迷信、充满敌意和宿命论的贫民。他们用小偷的口吻说话，听起来像是一些原始部族的胡言乱语”。[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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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期间，查尔斯·狄更斯是描写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首屈一指的小说家。他笔下的伦敦极具真实感，这大概部分归因于他对气味的关注。他闻嗅一切，即便是恶心之物。狄更斯把这称作“反感物的吸引力”，即法国喜剧家埃米尔·奥吉埃所说的“对污物的依恋”（nostalgie de la boue）。不过，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并非其所生活的伦敦。比如，他并没有提及19世纪60年代建造的地铁，甚至郊区的通勤列车。他笔下的人物主要是步行或坐出租车，他所描述的伦敦是他童年时期所生活的伦敦的市中心。在其早期小说中——《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年）、《雾都孤儿》（1837—1839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8—1839年）——狄更斯完全可以描述其主人公过着舒适的生活；相反，他在小说中饶有兴趣地描述了都市生活最糟的一面：“弗利特和纽盖特监狱、罪恶的地下组织、比尔·赛克斯的葬身之地——遍布贫民窟的雅各布岛、史密斯菲尔德肉类批发市场（这是一个在狄更斯的小说和新闻里反复出现的令人厌恶的主题）、玛德琳·布雷所生活的‘极为肮脏且尘土飞扬的郊区’、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所凝视的‘躁动不安的人群’——人群中包含了‘苍白消瘦的脸孔，饥饿的眼神，半裸而颤抖之人’。”[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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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私人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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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些污秽和潦倒的景象相对立的即是财富，“商店橱窗里透出的明亮的灯光，华丽的服装商场，锃亮的金银器皿”。[146]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工业化城市，财富的岛屿漂浮于一片由贫穷及其最醒目的产物——一个怪异而危险的人群——所组成的沼泽之中。法律和秩序的力量仿佛微弱的灯光，在黑暗之中效用甚微。面对这种情况有何应对之法？像现在一样，从棘手情况中获得解脱是最常见的解决方法。有人可能会认为，像梅休和狄更斯这样的作家让伦敦人惧怕其所在之城的可怖之处，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以文学的形式为伦敦人提供了一种解脱，使人们可以躺在扶手椅上以轻松的心态阅读这些对城市的戏剧性描述。在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种更为容易的解脱方式——侦探小说。侦探小说中，警察或许是迟钝的，但是私人侦探永远聪明绝顶。此外，私人侦探不同于警察的地方，还包括他通常是一位尊重客户隐私的绅士——即使他有着非常规的，甚至是波希米亚式的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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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柯南·道尔笔下的夏洛克·福尔摩斯。除了绝顶聪明以外，福尔摩斯还有着其他出众的品质。比如，他拥有非比寻常的方向感（福尔摩斯从不会迷失，无论是在伦敦的后街小巷还是在西藏的荒野之中），以及可与社会的各个阶层打成一片的品性（他可以轻松地给圣西蒙勋爵献茶，就像和街上的顽童、烟雾弥漫的地下室里的拳击手或是鸦片馆里的常客交谈一样）。福尔摩斯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或许会受到资本主义企业家钦佩却与其志性相异之人；他认同贵族的责任感，愿意为那些支付不起费用的人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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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那些较为精明的伦敦人面对蜂拥入城的人群时，或许在想，在这些冷漠的表情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情感？在他们密集的联排式住宅立面背后藏匿着什么阴谋？也许最令人不安的是，进行暴力犯罪的会不会是街区里那个友好的烟草商或者戴着眼镜的图书管理员？警员通常缺乏提出这类问题的想象力，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缺乏破案能力——至少，这是小说作家所描绘的情况。福尔摩斯的确拥有必需的心理洞察力。他可以看到面具背后的东西，这一诀窍使他在他的对手面前显得异乎寻常。比如，当福尔摩斯通过“阅读”莫兰上校，并仅通过心理暗示的方法发现他是罪犯后，莫兰不禁认为这是超凡能力。“你这个聪明，聪明的恶魔！”莫兰喊道。[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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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那些前来寻求福尔摩斯帮助的人，除了被福尔摩斯的名声所吸引，也不乏出于其他考量。与法律官员不同，福尔摩斯尊重客户隐私，只要不妨碍他的调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世界的认知广博，若迫不得已，他们可以直面梅休和狄更斯所揭露的污秽肮脏的事实。但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另一个有关阴暗面的事实，即不久之后弗洛伊德所揭露的那种四帷柱床上的兽性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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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福尔摩斯寻求帮助的另一个考量，更为客观和模糊。这种焦虑与经济有关——特别是关系到财富的资本分配，其中极端的不平等可能会引发社会动乱。在某个层面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心中存在这种恼人的不安定感似乎有违常理。毕竟，他们的帝国在当时占领了大半个地球，而他们的女王亦成为其殖民地的女皇，比如被加冕为印度女皇。此外，许多科技进步和社会改善——比如更好的照明、更高效的官僚体制，以及更充足的警力——正是在1880年到1900年间，也就是福尔摩斯风潮正劲之时达到顶峰。更令人惊讶的是，福尔摩斯的受欢迎程度持续不减，一直持续到了下个世纪。福尔摩斯的经典原型，通过模仿、拼贴、严肃写作以及电影和电视的形式被极大地丰富拓展。在全球经济下，无论是在西方还是新兴的富裕的亚洲国家，一个新的福尔摩斯故事或电影必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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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和其他私人侦探持久受欢迎的现象带来这样一个问题：这些走过从1850年到2000年如此漫长、事件频发的一段时期的人物，究竟有什么共同点？其中一点是，感谢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他们都经历了通讯的快速拓展。狄更斯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新技术是电报，它创造了跨越国家的广阔的社会网络。我们时代的新技术毋庸置疑是互联网，它已经成功地将人们编织在一个社会结构中，涵盖了我们全球社会。但正是这种共性，这种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具有阴暗面的全球互联，给私人侦探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例如，狄更斯早期小说的背景是“史无前例的金融不确定性。1825年发生的经济崩溃，导致大约80家银行倒闭、近500家公司破产；13年后，对这场经济灾难的记忆使其得以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一书中再度浮现”。富人变得更富，穷人更穷。亲情和家庭责任减弱；因此，工人有越来越多的怨恨，而在富人中也出现了混乱。[148]后来，在19世纪80年代，长期的经济衰退导致暴力出现在伦敦街头，“失业”这个词也随之产生。在伴随殖民地和外国移民迁入而不断膨胀的都市人口之中，不乏持不同政见者和革命者。这些人使社会看似变得无法管理，且处于威胁之中。“爱尔兰民族主义者采用一种新型炸药，把‘恐怖主义’添加到城市体验之中；开膛手杰克远胜于警察，暴露出边缘群体可怕的脆弱性。”[149]这些呈现于狄更斯／维多利亚时代的机能障碍，让我们想起当今时代的相似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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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福尔摩斯已经伴随了我们125年。除了破解罪案和纠正个人错误，福尔摩斯对医治社会弊病提出了什么更广泛而持久的解决方案？他的解决方案是教育——用知识的力量去消除由无知和邪恶带来的黑暗。对知识的庄重对待及长久探寻，需要建立在极大的乐观态度之上——那通常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的乐观。福尔摩斯闻名于世的分析能力实际上也是浪漫的。我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因为他的不拘俗套、他的波希米亚情怀，而是因为他对教育的信仰。在短篇故事《海军协定》中，当他和华生在火车上讨论他们对城市的观点时，福尔摩斯分享了他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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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走哪条铁路线进伦敦，都能居高临下地看到这样一些房子，这真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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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福尔摩斯是在说笑，因为这景色实在不堪入目，但他立即解释道：“你看那一片孤立的大房子，它们矗立于青石之上，就像铅灰色海洋中的砖瓦之岛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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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些寄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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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灯塔，我的伙计！未来的灯塔！每一座灯塔里都装满千百颗光辉灿烂的小种子，将来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将更加明智富强。”[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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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长远来看，教育仍被视为医治社会弊病之方，但缺少了福尔摩斯的自信——他的天真。寄宿学校？没人再关心它们的存在。“那是灯塔，我的伙计！未来的灯塔！”我们很难想象那些20世纪诞生的侦探人物会像福尔摩斯一样发出这样的感慨，无论是英国小说家多萝西·L.塞耶斯笔下的彼得·温西勋爵，还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名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更不要提美国作家达希尔·哈米特笔下的那些硬汉派侦探了。如果说他们曾为社会提供了什么万能药，那大概会是以一种嘲讽的语气道出的。嘲讽——甚至是讽刺、世故的语调——与浪漫的气质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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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4 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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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促生出三种出类拔萃之人：美学家、英雄和圣人。这三种人都有倾向于超越或逾越社会一般准则的行为或追求。这些人通常会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即使他们——特别是圣人——具有谦虚和无私的优秀品质。换句话说，美学家、英雄和圣人都是个人主义者。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在《浪漫地理学》这样一本书中为他们单设一章？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学不是关于“群体”以及“群体”的福祉与生存吗？我认为，地理学不仅是空间科学。地理学亦关乎对自然和文化的求索，既涉及对“群体”从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到在人造环境中生存的转变的观察，亦涉及对“个体”从作为生物体到作为文化体的演进的探究。地理学家对这种转变与演进所进行的研究，通常停留在“群体”层面上，并将这些转变归因于非个人化的客观外力的影响。与之不同，我试图引入“个体”这个概念。这些极具个人性的个体的故事，更多地受到内在情感与理想的推动，更倾向于脱离群体之常规，简言之，更加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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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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