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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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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其所处的自然和建成环境中的杂乱程度有着不同的审美。热带森林的居民对热带森林以外的环境一无所知，所以也毫无疑问地欣赏其杂乱状态。与之形成对比的沙漠居民，更喜欢简单开放的空间。对于建成环境，北亚文明倾向于简洁，北京的紫禁城就是一个例子。南亚和东南亚文化则崇尚复杂，比如雕塑繁复的吴哥窟。在流线机械美学的影响下，西方的现代高级艺术崇尚简单，或至少是外表上的简单。对美学的追求，使得人类从自然之杂乱渐入文明之简明，从身体之繁重渐入精神之轻盈，从形态模糊的天然状态到形态分明的优雅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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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复杂和简单两者可能被同时欣赏，但它们也标志着一种演进，一种从一端迈向另一端的渴望。这种演进之一，即从来自身体层面的生理需求，演进至来自精神层面的美与文明的追求。美国社会评论家卡米尔·帕格里亚通过比较两尊女性雕塑来解释这种演进：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像（公元前30000年）和娜芙蒂蒂王后像（公元前1350年）。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像是纯粹自然的状态——一个来自地层深处的地球之母女神。帕格里亚对这尊雕像的描述充满辱骂，描写她“只是感受，却不看亦不思考”；她是“失明的，失语的，失聪的，无手臂的，八字脚的……一个被下压的根茎”；她全身“没有直线，只有曲线和圆圈”；她是“无形的，陷在有毒的泥沼中”；她仅是“生命，因此肮脏”。[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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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娜芙蒂蒂王后像，“对天神太阳神的崇拜战胜了对粗糙与可怖的大地之母的崇拜。所有肥胖、松弛、倦怠之形都消失了”。如果说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像只关乎身体，那娜芙蒂蒂王后像则只关乎头脑。她的“面容闪耀着重生的光芒，像是永不落的太阳”。她的脖颈如此细长，像是快要断掉。娜芙蒂蒂王后的姿态向上方昂挺，“像架喷气机般冲入天际……她有着无与伦比的骨头”。她是由石头构建之物，“而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则是土制的椭圆物，一个仿若微颤的水煮蛋的女人。娜芙蒂蒂王后则是一位由数学之美塑造的女性，一位因变得更加坚硬和鲜明而获得崇高品质的女性”。[152]用以形容纤瘦和棱角分明之形的词是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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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一词显然不止限于描述女性的姿态与时尚。这个词也可以被用来描述丹麦家具、格言警句和数学逻辑。当这个词被使用时，就暗示了一种优越性。优雅意味着贵族气质。那些崇尚优雅之人，鄙视松散、无形、杂乱和粘连之态，即那种充斥于拥有“低等秩序”的生活状态，那种属于原始族群或是劳动贫民的状态。但是，这些所谓的拥有“低等秩序”之人，却享受着那些优雅或优越之人所缺失的不受约束的活力。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一定是这一观点的赞同者。在其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对抗专制的政党领导“老大哥”，除了那些有着笨拙蛮力的粗俗之人。当小说中的主角温斯顿·史密斯低头看到一个充满平凡生活气息的女性，这位被围困住的英雄心头燃起了一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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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女人没有头脑，她只有强壮的胳膊、热情的心肠和多产的肚皮。他心里想她不知生过了多少子女。很可能有十五个。她曾经有过一次像野玫瑰一样鲜花怒放的时候，大概一年左右，接着就突然像受了精的果实一样膨胀起来，越来越硬，越红，越粗，此后她的一生就是洗衣服、擦地板、补袜子、烧饭，这样打扫缝补，先是为子女，后是为孙儿，没完没了，持续不断，整整干了三十年，到了最后，还在歌唱。[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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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以一种屈尊的口吻叙述着，但话语中似乎充满敬畏之情。或许有人会对温斯顿心中的敬畏充满不解。毕竟，他对这位平凡妇女的观察是居高临下的。他“下望”并“看到”了她，但这一动作暗示了两个阶级之间的距离和疏离。是否有可能，虚构人物温斯顿——或者小说的作者乔治·奥威尔——与劳动人民有过更为亲密的近距离接触？奥威尔曾自称为“中产阶级下层分子”，他也是伊顿公学的毕业生；奥威尔深信，劳动人民的身上有臭味，而仅仅这样的想法“就会让他生病”。然而，奥威尔决定挑战自己的感官极限，离开符合他出身的环境，即那个被清洗得干干净净的、茶杯叮当的世界。一天，他穿上破旧肮脏的衣服，出发去莱姆豪斯。在那里，他鼓起勇气走进一个普通外租公屋的昏暗门廊。租屋门口的广告上写着，这里有适合单身男子的“优质床铺”。进去之后——奥威尔在后来回忆时坦白——像是进入了一个恐怖的地下空间，“好似一个充满老鼠的排水道”。[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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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是否认为，通过进入难民区可以找到解决社会弊病的答案，就像夏洛克·福尔摩斯认为，通过进入毒窑可以找到破解罪案的方法？甚至是否可以说，奥威尔的行为好似一种世纪末的颓废（fin-de-siècle）美学，即在异域找寻极限感知？[156]显然，奥威尔寻找的美学绝不同于他所鄙视的“柔美诗学”。相反，他所渴求的是活力——那种可以为其无精打采的存在注入动力的，那种可以抵抗社会因过度理性而导致阴柔无力的原始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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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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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是指做事大胆，甚至不顾个人生命安危之人。英雄有多常见？“并不常见”大概是合理答案之一。因为生存本能通常是强大的，除此之外，这也与“群体”的特质密切相关。群体通常是谨慎而保守的，避免使某一个人凸显出来，成为例外。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若我们考虑到个体对获得肯定的渴求，“并非那么稀有”也是个可能的合理回答。在这种情况中，群体生活中的“社会认可”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与第一种情况中对个体施加的作用有所不同。一个真正的英雄，当然与上述两种情况都不完全一致。正如下面的例子所展现的，英雄的行动既可能经过长时间的精心计划，亦可以是凭靠直觉与冲动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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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10日晚，在伊利诺伊州的富尔顿市，十八岁的布拉德利·旺达姆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当时，他躺在前排的座位上昏迷不醒，车辆尾部已燃起熊熊大火。当路人比利·乔·麦卡洛赶到车旁边时，火势已蔓延至乘客座位的前部了。麦卡洛费了很大劲、冒着生命危险爬进车里，把旺达姆救了出来。没过多久整个车爆炸起火。虽然麦卡洛受了重伤并被严重烧伤，但他最终恢复了健康。[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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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岁的工人麦卡洛，后来被授予卡内基奖章——一项颁发给美国和加拿大境内展现无私英雄主义杰出行为的人的荣誉。1977年共颁发了五十六个奖牌，其中有八人是追授。要获得卡内基奖章，该人必须经历失去生命的危险，且不与受害者直接相关，同时也并非从事如警察或救生员一类的职业，因为这类职业的职责即上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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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洛当时的反应毫无犹豫。一个年轻人如何能做到压制自身要活下去的生理要求？他的任务不只包括简单的单一步骤行动：他不得不爬进撞坏的汽车，费尽周折试图把受伤者解救出来。事实上，他当时随时都有可能转变想法，但其他想法的产生会阻碍其采取行动。无论他的肉体有多虚弱，想要放弃的诱惑多么强烈，他的精神战胜了那些冲动，这无疑使他成为一个英雄。但他也可以被称作一个浪漫的人吗？我认为他可以。事实上，所有真正的英雄都可以，因为他们的行为与社会期望不符，亦没有计算自我得失。换句话说，他们的行动缺乏“常识”，而日常生活之道，无论再怎么值得赞颂，也不是浪漫的。然而，麦卡洛的行动中缺失一项因素，使其无法进一步被称作浪漫主义者，即“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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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那些寻找尼罗河源头，还是做些更不切实际的事——比如研究帝企鹅如何在南极的寒冬保护它们的蛋——的探险者，他们心甘情愿去经受巨大困难的动力，都来源于某种“求索”，也就是我眼中那些浪漫主义英雄所必备的特质。还有些探险家跟他们不太一样。虽然他们或许也会遭遇巨大的困难，他们却是受世俗欲望所驱动——找到金子，建立商业，或是扩展帝国统治。鉴于“19世纪后半段是欧洲展开贪婪掠夺的时间”这样广为接受的观点，我们很难将理查德·方济各·伯顿，约翰·汉宁·斯皮克，亨利·莫顿·史丹利，以及戴维·利文斯通看作不受欧洲瓜分世界狂潮所影响的探险家。不可否认，他们都有人类的缺点，比如难于掩饰的虚荣心和好斗，但他们不算后期发生的帝国掠夺的一分子。在19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些英国探险者依然能够保留某些孩子气的天真和热情，而这些都使他们的探索之路显得充满浪漫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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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们是前往非洲探险呢？其中是有历史原因的。非洲是离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最近的一片“黑暗”大陆，这些人的好奇心断断续续地传给他们的欧洲后裔。其中最常问的问题包括，“尼罗河的源头在哪里，它为什么这样流动呢？”荷马、希罗多德、亚历山大大帝和尼禄皇帝，以及后来的地理学家，都想要知道答案。但直到19世纪70年代，这些问题的答案才逐渐明晰。19世纪地理学家将他们的好奇心从尼罗河的源头延伸到非洲大陆的整体地势，而对地势描述需要进行仔细的制图。在原始条件下，这一工作需要极度的耐心。约翰·汉宁·斯皮克整夜坐在恶劣的天气下等待云雾散开，以计算月球与地球表面的相对角度；亨利·莫顿·史丹利则为绘制出准确的地图而冒着健康与生命危险。[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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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身体上经历的艰难险阻，可以想想五十三岁的戴维·利文斯通在寻找尼罗河源头时所经受的一切。1870年6月，他进入一个今天的坦噶尼喀湖东边一百五十英里的国家。最初陪同他的三十五个搬运工，很多人丧生或遭遗弃，最后利文斯通的身边只剩下三个人。当他们穿越长满又长又硬的叶柄的棕榈树的山谷时，他们不得不踩着大象和水牛的足迹前行。“因此，他和他的同伴经常陷入深至大腿的大象的脚印坑里。路途太过艰辛，以至于连利文斯通这样敏锐的博物学家，都无法记录下许多他生平第一次看到的鸟类和猴子。”雨下得很大。每个晚上，他脱下衣服，用冒烟的火烤干。他因疟疾倒下过；每当吃的东西太硬，他都会出现急性消化不良且痔疮流血。“他那已被损坏的牙齿实在无法好好咀嚼青玉米和大象肉，这给他的胃带来巨大的负荷。这导致他经常出现胃灼热的情况。由于很多臼齿都松动了，他不得不在恶劣的环境中以粗暴的方式拔掉牙齿：他用一条‘结实的绳线’把牙齿绑住，然后再用重型手枪把拉直的绳线打断。”[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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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人忍受身体上的折磨，那么换来的最好是某个世纪难题的答案；但有时候，并不需要如此宏大的“探求”来推动探险。即使是没有长远历史源头也没有辉煌探险收获的谜题，也能激发一场史诗般的英雄主义探险。拿艾普斯雷·薛瑞—葛拉德参与的一次被他后来描述成“世界最险恶的探险”来说吧。为什么要进行一场这样的探险？答案是：为了弄清楚胚胎企鹅蛋如何抵御严寒。本着这个科学目的（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借口？），在南极的隆冬季节，三名男子于1911年6月22日从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探险队离开营地，向克罗泽角进发。起初，他们并没觉得寒冷那么糟糕。温度只有零下47华氏度。在薛瑞—葛拉德把他的手从手套里拿出来的刹那间，几乎“所有十个手指都冻伤了，几个小时内每个手指上都有两个或三个长约一寸的大水泡。在接下来很多天，这些水泡都疼得不得了”。而关于天气如何寒冷，薛瑞—葛拉德这样写道，在温暖的帐篷里吃过早餐的他，刚走到外面抬头看看四周，就发现他的头动不了了。“我站着的时候，衣服冻得僵硬——也就十五秒的时间。此后的四个小时，我都要昂着头拉拽仪器。从那以后，我们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在身体冻僵之前，提前摆好弯腰拉拽的动作。”[160]严寒对人的折磨极其残酷，但一片漆黑的环境使旅途更像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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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同为零下70华氏度的白日会像黑夜这样糟糕。因为至少在日光之下你能看见你在往哪儿走，知道你踩在哪儿，可以看清你来程时踏进柔软白雪里的脚印，然后顺着它们原路返回那存放着剩下行李的地方。在日光之下，你也可以读指南针定向，而不需要翻开三四个不同的盒子只为找一支干火柴。[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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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都有登山员、极地探险者和深海潜水员心甘情愿冒着危险克服困难，只为实现那些几乎没有经济或科学研究价值的目标。既然如此，早期和如今的英雄式冒险活动之间是否存在区别？我相信区别是有的。与现代世俗的探险者不同，那些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探险者，因为受到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以及通过痛苦获得救赎的基督教信仰的浸染，在今天看来更加浪漫。对于像戴维·利文斯通和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这样的人来说，站在道德的高地与成为第一个发现尼罗河源头或者第一个抵达南极的人一样重要。不可否认，与他们相比，我们现代人充满了怀疑态度，因为我们习惯于猜想他人的低级动机。这种只看到同伴身上的脆弱而非力量、自私而非美德的习惯，是我们同他们的另一个重要区别。阅读薛瑞—葛拉德的记录，我被探险队员之间相互的尊敬和仰慕所打动。薛瑞—葛拉德是这么写比尔·威尔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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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客观地评价他的价值。如果你了解他，你无法喜欢上他，而是会爱上他。比尔是情操高贵之人。如果你问我他身上有什么特质使他比别人更有用、更可爱，我想我会说，他从没有一刻不是大公无私、为他人着想。[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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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概会在一份讣告，而不是一部严肃的科学探险叙述中，滔滔不绝地赞美他人。实际上，对威尔逊的高度赞扬不止出现了一次，而是在整部探险纪实中被多次提及；威尔逊也不是唯一的英雄，探险纪实中还有其他一些同样令人敬佩的人。另一个区别是，早期探险家对于人类已经达到其他动物无法企及的道德高地的观点深信不疑。当代人却不这么认为。当唯利是图与狡诈邪恶使我们失去了对人性的信心，我们开始在动物中找寻模范的道德行为。薛瑞——葛拉德完全不会同意当代人的想法。他会认为，我们的观点是无可救药的多愁善感。以下是他眼中的南极洲阿德利企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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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利企鹅的生活，可算是世界上最粗野却也是最成功的一种。若是它们的群体中确有一心向善的好企鹅，估计也已经死光了。看看它们下海的场景吧。五六十只激动的企鹅聚集在冰块的边缘，望着脚下的海水并互相讲述下海将多么美好，以及有多么丰盛的晚餐在那里等着它们。但是，所有这些都只是说说而已：所有的企鹅都很担心一件可怕的事，那就是海豹在等着吃第一个跳入海中的勇者。根据我们的理论，真正高尚的企鹅大概会说，“让我先跳；即使我被吃掉也算是无私地死去，我愿意为了同伴牺牲自己的生命”；按照这种逻辑，所有最高尚的鸟儿最后都死光了。事实上，它们是在试图说服一个心理防线较弱的伙伴跳下去：如果游说不成功，它们会匆忙通过一个征兵法，然后强硬地把它推下去。然后——砰砰砰，其他企鹅才会手忙脚乱地跳下海。[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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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向动物学习，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果动物的目标是生存和繁衍后代，这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吗？这么说当然是极端情况。作为人，我们大可以说，我们还有其他目标。目标之一是浪漫的超越，即超越那种对生存和舒适生活的渴望。但这种超越又是为了什么呢？对于英雄而言——或者更具体点说，对于地理学探险英雄而言——这种超越，是为了解决一个地理难题；是为了测试一个人的忍耐极限；是为了检视精神是否可以战胜脆弱的肉体。这种超越，是为了体验那些宏伟又令人陶醉的事物——我们或许只有在南北极地、最高的山峰、最深的海沟、最茂密的丛林或最贫瘠的沙漠中才能找到它们——即使有可能需要以生命作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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