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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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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是指做事大胆，甚至不顾个人生命安危之人。英雄有多常见？“并不常见”大概是合理答案之一。因为生存本能通常是强大的，除此之外，这也与“群体”的特质密切相关。群体通常是谨慎而保守的，避免使某一个人凸显出来，成为例外。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若我们考虑到个体对获得肯定的渴求，“并非那么稀有”也是个可能的合理回答。在这种情况中，群体生活中的“社会认可”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与第一种情况中对个体施加的作用有所不同。一个真正的英雄，当然与上述两种情况都不完全一致。正如下面的例子所展现的，英雄的行动既可能经过长时间的精心计划，亦可以是凭靠直觉与冲动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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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10日晚，在伊利诺伊州的富尔顿市，十八岁的布拉德利·旺达姆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当时，他躺在前排的座位上昏迷不醒，车辆尾部已燃起熊熊大火。当路人比利·乔·麦卡洛赶到车旁边时，火势已蔓延至乘客座位的前部了。麦卡洛费了很大劲、冒着生命危险爬进车里，把旺达姆救了出来。没过多久整个车爆炸起火。虽然麦卡洛受了重伤并被严重烧伤，但他最终恢复了健康。[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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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岁的工人麦卡洛，后来被授予卡内基奖章——一项颁发给美国和加拿大境内展现无私英雄主义杰出行为的人的荣誉。1977年共颁发了五十六个奖牌，其中有八人是追授。要获得卡内基奖章，该人必须经历失去生命的危险，且不与受害者直接相关，同时也并非从事如警察或救生员一类的职业，因为这类职业的职责即上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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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洛当时的反应毫无犹豫。一个年轻人如何能做到压制自身要活下去的生理要求？他的任务不只包括简单的单一步骤行动：他不得不爬进撞坏的汽车，费尽周折试图把受伤者解救出来。事实上，他当时随时都有可能转变想法，但其他想法的产生会阻碍其采取行动。无论他的肉体有多虚弱，想要放弃的诱惑多么强烈，他的精神战胜了那些冲动，这无疑使他成为一个英雄。但他也可以被称作一个浪漫的人吗？我认为他可以。事实上，所有真正的英雄都可以，因为他们的行为与社会期望不符，亦没有计算自我得失。换句话说，他们的行动缺乏“常识”，而日常生活之道，无论再怎么值得赞颂，也不是浪漫的。然而，麦卡洛的行动中缺失一项因素，使其无法进一步被称作浪漫主义者，即“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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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那些寻找尼罗河源头，还是做些更不切实际的事——比如研究帝企鹅如何在南极的寒冬保护它们的蛋——的探险者，他们心甘情愿去经受巨大困难的动力，都来源于某种“求索”，也就是我眼中那些浪漫主义英雄所必备的特质。还有些探险家跟他们不太一样。虽然他们或许也会遭遇巨大的困难，他们却是受世俗欲望所驱动——找到金子，建立商业，或是扩展帝国统治。鉴于“19世纪后半段是欧洲展开贪婪掠夺的时间”这样广为接受的观点，我们很难将理查德·方济各·伯顿，约翰·汉宁·斯皮克，亨利·莫顿·史丹利，以及戴维·利文斯通看作不受欧洲瓜分世界狂潮所影响的探险家。不可否认，他们都有人类的缺点，比如难于掩饰的虚荣心和好斗，但他们不算后期发生的帝国掠夺的一分子。在19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些英国探险者依然能够保留某些孩子气的天真和热情，而这些都使他们的探索之路显得充满浪漫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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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们是前往非洲探险呢？其中是有历史原因的。非洲是离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最近的一片“黑暗”大陆，这些人的好奇心断断续续地传给他们的欧洲后裔。其中最常问的问题包括，“尼罗河的源头在哪里，它为什么这样流动呢？”荷马、希罗多德、亚历山大大帝和尼禄皇帝，以及后来的地理学家，都想要知道答案。但直到19世纪70年代，这些问题的答案才逐渐明晰。19世纪地理学家将他们的好奇心从尼罗河的源头延伸到非洲大陆的整体地势，而对地势描述需要进行仔细的制图。在原始条件下，这一工作需要极度的耐心。约翰·汉宁·斯皮克整夜坐在恶劣的天气下等待云雾散开，以计算月球与地球表面的相对角度；亨利·莫顿·史丹利则为绘制出准确的地图而冒着健康与生命危险。[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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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身体上经历的艰难险阻，可以想想五十三岁的戴维·利文斯通在寻找尼罗河源头时所经受的一切。1870年6月，他进入一个今天的坦噶尼喀湖东边一百五十英里的国家。最初陪同他的三十五个搬运工，很多人丧生或遭遗弃，最后利文斯通的身边只剩下三个人。当他们穿越长满又长又硬的叶柄的棕榈树的山谷时，他们不得不踩着大象和水牛的足迹前行。“因此，他和他的同伴经常陷入深至大腿的大象的脚印坑里。路途太过艰辛，以至于连利文斯通这样敏锐的博物学家，都无法记录下许多他生平第一次看到的鸟类和猴子。”雨下得很大。每个晚上，他脱下衣服，用冒烟的火烤干。他因疟疾倒下过；每当吃的东西太硬，他都会出现急性消化不良且痔疮流血。“他那已被损坏的牙齿实在无法好好咀嚼青玉米和大象肉，这给他的胃带来巨大的负荷。这导致他经常出现胃灼热的情况。由于很多臼齿都松动了，他不得不在恶劣的环境中以粗暴的方式拔掉牙齿：他用一条‘结实的绳线’把牙齿绑住，然后再用重型手枪把拉直的绳线打断。”[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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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人忍受身体上的折磨，那么换来的最好是某个世纪难题的答案；但有时候，并不需要如此宏大的“探求”来推动探险。即使是没有长远历史源头也没有辉煌探险收获的谜题，也能激发一场史诗般的英雄主义探险。拿艾普斯雷·薛瑞—葛拉德参与的一次被他后来描述成“世界最险恶的探险”来说吧。为什么要进行一场这样的探险？答案是：为了弄清楚胚胎企鹅蛋如何抵御严寒。本着这个科学目的（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借口？），在南极的隆冬季节，三名男子于1911年6月22日从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探险队离开营地，向克罗泽角进发。起初，他们并没觉得寒冷那么糟糕。温度只有零下47华氏度。在薛瑞—葛拉德把他的手从手套里拿出来的刹那间，几乎“所有十个手指都冻伤了，几个小时内每个手指上都有两个或三个长约一寸的大水泡。在接下来很多天，这些水泡都疼得不得了”。而关于天气如何寒冷，薛瑞—葛拉德这样写道，在温暖的帐篷里吃过早餐的他，刚走到外面抬头看看四周，就发现他的头动不了了。“我站着的时候，衣服冻得僵硬——也就十五秒的时间。此后的四个小时，我都要昂着头拉拽仪器。从那以后，我们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在身体冻僵之前，提前摆好弯腰拉拽的动作。”[160]严寒对人的折磨极其残酷，但一片漆黑的环境使旅途更像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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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同为零下70华氏度的白日会像黑夜这样糟糕。因为至少在日光之下你能看见你在往哪儿走，知道你踩在哪儿，可以看清你来程时踏进柔软白雪里的脚印，然后顺着它们原路返回那存放着剩下行李的地方。在日光之下，你也可以读指南针定向，而不需要翻开三四个不同的盒子只为找一支干火柴。[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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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都有登山员、极地探险者和深海潜水员心甘情愿冒着危险克服困难，只为实现那些几乎没有经济或科学研究价值的目标。既然如此，早期和如今的英雄式冒险活动之间是否存在区别？我相信区别是有的。与现代世俗的探险者不同，那些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探险者，因为受到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以及通过痛苦获得救赎的基督教信仰的浸染，在今天看来更加浪漫。对于像戴维·利文斯通和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这样的人来说，站在道德的高地与成为第一个发现尼罗河源头或者第一个抵达南极的人一样重要。不可否认，与他们相比，我们现代人充满了怀疑态度，因为我们习惯于猜想他人的低级动机。这种只看到同伴身上的脆弱而非力量、自私而非美德的习惯，是我们同他们的另一个重要区别。阅读薛瑞—葛拉德的记录，我被探险队员之间相互的尊敬和仰慕所打动。薛瑞—葛拉德是这么写比尔·威尔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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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客观地评价他的价值。如果你了解他，你无法喜欢上他，而是会爱上他。比尔是情操高贵之人。如果你问我他身上有什么特质使他比别人更有用、更可爱，我想我会说，他从没有一刻不是大公无私、为他人着想。[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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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概会在一份讣告，而不是一部严肃的科学探险叙述中，滔滔不绝地赞美他人。实际上，对威尔逊的高度赞扬不止出现了一次，而是在整部探险纪实中被多次提及；威尔逊也不是唯一的英雄，探险纪实中还有其他一些同样令人敬佩的人。另一个区别是，早期探险家对于人类已经达到其他动物无法企及的道德高地的观点深信不疑。当代人却不这么认为。当唯利是图与狡诈邪恶使我们失去了对人性的信心，我们开始在动物中找寻模范的道德行为。薛瑞——葛拉德完全不会同意当代人的想法。他会认为，我们的观点是无可救药的多愁善感。以下是他眼中的南极洲阿德利企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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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利企鹅的生活，可算是世界上最粗野却也是最成功的一种。若是它们的群体中确有一心向善的好企鹅，估计也已经死光了。看看它们下海的场景吧。五六十只激动的企鹅聚集在冰块的边缘，望着脚下的海水并互相讲述下海将多么美好，以及有多么丰盛的晚餐在那里等着它们。但是，所有这些都只是说说而已：所有的企鹅都很担心一件可怕的事，那就是海豹在等着吃第一个跳入海中的勇者。根据我们的理论，真正高尚的企鹅大概会说，“让我先跳；即使我被吃掉也算是无私地死去，我愿意为了同伴牺牲自己的生命”；按照这种逻辑，所有最高尚的鸟儿最后都死光了。事实上，它们是在试图说服一个心理防线较弱的伙伴跳下去：如果游说不成功，它们会匆忙通过一个征兵法，然后强硬地把它推下去。然后——砰砰砰，其他企鹅才会手忙脚乱地跳下海。[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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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向动物学习，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果动物的目标是生存和繁衍后代，这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吗？这么说当然是极端情况。作为人，我们大可以说，我们还有其他目标。目标之一是浪漫的超越，即超越那种对生存和舒适生活的渴望。但这种超越又是为了什么呢？对于英雄而言——或者更具体点说，对于地理学探险英雄而言——这种超越，是为了解决一个地理难题；是为了测试一个人的忍耐极限；是为了检视精神是否可以战胜脆弱的肉体。这种超越，是为了体验那些宏伟又令人陶醉的事物——我们或许只有在南北极地、最高的山峰、最深的海沟、最茂密的丛林或最贫瘠的沙漠中才能找到它们——即使有可能需要以生命作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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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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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圣人是否也可浪漫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了解一下亚西西的圣方济各。他将自己视作穿着闪亮盔甲的骑士的想法，是浪漫甚至有些幼稚的。他曾向母亲夸口道：“你知道吗？我要成为一位伟大的骑士，然后迎娶一位为我生下许多孩子的公主。”[164]他的母亲听到这话必定觉得他过度天真但又是可爱的。这种骑士理想深埋在方济各的性格里，并未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消退。方济各对女性的态度也始终不渝，并受到其时达到高峰的圣母崇拜的影响。对方济各来说，礼貌，是一种上帝的属性；这种品质必须为他所创造的万物延续，即使深藏不现。方济各甚至向绵羊鞠躬致敬；而当他因视力缺陷必须在脸上接受火疗时，他恳请火焰兄弟（Brother Fire）文雅有礼。有人也许会认为，被上帝自己诅咒的毒蛇，不需要拥有良好的举止；但并非如此，在方济各看来，蛇以及其他爬行动物都必须彬彬有礼。若要体会方济各在世间万物中传播礼仪方面达到了如何程度，不妨拿18世纪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作为对比。有人或许会认为，这位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会避免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价值、善恶的评断。林奈大体上是做到了，但他不能抗拒自己对爬行动物发出责难。他认为，爬行动物的“愚蠢、讨厌、邪恶来自它们的冷血身体、暗淡颜色、软骨骨架、污秽皮肤、凶猛外表、狡猾眼神、刺鼻气味、刺耳声音、肮脏居所，还有可憎毒液”。[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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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济各对世间万物——甚至对世间之人——的尊重，实际上来之不易。孩童时期，他拥有成为骑士的高贵理想；少年时期，他成为乐享锦衣玉食的骑士。他曾是一个试图避免接近任何丑陋、病痛、残疾、穷困事物的人；一个非常挑剔的人；一个身着华服骑在骏马上、沉溺于自身美色及朋友的赞美之言的人。然而，足够的自省让方济各鄙视自己的俗气。他认为，这些俗艳造就了罪恶，而这世上绝没有任何比罪恶更为丑陋和令人作呕之事。年少的方济各曾听到天父之音，后者提醒他世间万物的美丽——事实上，方济各生性热爱美好的事物，这样的谏言并不必要。但是某天，天父之音发生了变化，提示他去追寻精神的高度。为此，他必须经历苦难。何为苦难？崇尚美丽、享受锦衣玉食之人，需要克服曾经让他厌恶的乞丐怖人的恶臭、丑恶的疾病，以及聚集在其污秽衣服下的害虫。一次严峻的考验发生在方济各骑马遇到一位麻风病人的时候。他在那一刻做了些什么？他并没有掉转马头，相反，他下马来到满脸脓疮的麻风病人面前，“抓住了他的手，并用他的嘴唇——那曾经高傲的嘴唇——亲吻在麻风病人的腐肉上”。据说，方济各瞬间感受到一种无比的喜悦。[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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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在现代人的眼中，亲吻麻风病人不是一项天父对圣徒的测试，而方济各的举动甚至会被认为是在作秀。“方济各”也存在于当代。当今的自然爱好者会把他看作亲近自然的精神领袖。拥抱树木？我可以想象方济各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拯救双髻鲨？同样如此。但是，相似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并不相同。方济各呵护自然万物，因为上帝是这样做的。我们对自然万物的关怀，则是基于一种我们对生态多样性之重要性的认知，也就是其于生态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从长远角度来看，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只能说，当今的自然爱好者和环境主义者是明智的，而不是浪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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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沉浸于为平等与社会公正之事疾呼，相关主题的论述足以堆满许多书架——这涉及我们有别于方济各的另一个方面。与我们不同，方济各从来没有用言语提及这些。他对人人生来平等的信仰，体现在他亲吻麻风病人的举动；他对世间万物平等的信仰，体现在他施礼于绵羊的行为。对方济各而言，一个人在街市上的所作所为，比他在圣所里的言论重要得多。因此，方济各与我们的不同建立在另一种宗旨——信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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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社会改革者和革命者力图纠正错误、树立正义，而不明行为背后的原因。在黑暗的时刻，他们或许会问自己：“是否我如此渴求之物不过是我的个人喜好？我是否只是简单地追随着这个时代的道德风潮？”方济各和他的追随者们不会为这些问题烦恼，因为，公正根植于他们对“公正的天主”的信念之中。在世间寻求“公正”是一种探求——甚至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探求——虽然诱人却高不可攀，就像上帝一样迷人却又不可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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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来讲讲现代美国的一位圣人，多萝西·戴伊（1897—1980年）。她的性格和生活经历与方济各截然不同——这恰好印证了我的观点，即圣人都是令人兴奋地各具特色，而坏人却是令人厌倦地一致不变。青年时代的戴伊投身社会主义事业。她不知厌倦地去改进穷人的生活条件，但深知贫穷绝不只是一种社会范畴：相反，她试图设想作为这个女乞丐或是那个男流浪汉的感受，以及他们如何能够忍受以这样的方式生存——在她看来，以那样的方式生活，需要远超过其自身所能承受的忍耐力。戴伊天资聪慧且雄心满满。纽约的学者朋友们鼓励她以手中的纸笔作为武器，不久后，她就成了一名成功的记者和传记作家。在文学创作的成就之上，炽热的爱情也进入了她的生活。她遇到了一位名叫福斯特的男人。他们生活在一起，相互尊重并深爱对方。女儿的降生给他们——特别是作为母亲的戴伊——带来了巨大的幸福。一切都美满顺利。尽管如此，某种超越性的东西总是萦绕在她心头——那是一种遥远而不可把握的真实，却又让其他一切事物显得不够真实。1927年，她进入了天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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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而言，多萝西·戴伊最为人知的成就是她在1933年创办了《天主教工人》。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份新闻报刊开始产生全国范围的影响，特别是在如何通过食物种植来满足本地需求、加强社区联系，以及将道德的敏感度和严肃性注入社区生活等方面。她所做的这些事情自然对社会有着积极意义，但除此之外，另一个有关人类心理的议题是：多萝西·戴伊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一位圣人？对我而言，这个问题已经在美国作家罗伯特·克勒斯所讲述的一件轶事中被回答了。1952年，克勒斯是一位想要放弃从医的医学学生——换言之，他是一个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年轻人。他来到“天主教工人”机构位于曼哈顿的施粥场，想着自己或许可以在那做一些志愿者工作。有一次，他遇到当时已经在学术圈和宗教圈满怀声誉的多萝西·戴伊，她正在倾听一位显然已经喝醉酒的中年妇女讲话。从他所站的地方，克勒斯能够看到戴伊与醉酒女子之前的交流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尽管如此，戴伊仍专心地聆听着，直到她看到了克勒斯，才问了醉酒女子是否可以打断一下正在进行的谈话。然后，戴伊转身询问克勒斯，“你要和我们之中的一位讲话吗？”不是“与我”，而是“与我们之中的一位”。[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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