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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464 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20]
1705427465 旧史舆地文录 二、迁都琅邪的政治地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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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467 越国徙都琅邪,既然有多种史籍言之凿凿,不容置疑,那么,就需要对勾践放弃淮河迤北大片疆域的原因和越国迁都的路径,做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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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469 对于这一问题,最简单不过的处理办法,是根本不理会《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的记载,径谓越人灭吴后随即向北大幅度拓展疆界,与新都琅邪相连属。如唐人李吉甫述及此事,即谓“句践复伐吴,灭之,并其地,遂渡淮,迁都琅邪”〔47〕,意即在陆地上途经淮北地区,渐次北迁。明万历《绍兴府志》所做记述,与李吉甫所说,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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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471 (越)及后灭吴,则兼有吴地,北渡两淮,徙都琅邪,尽扬州境,跨徐逼青、兖矣。〔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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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473 这样书写,固然简捷明快,但勾践灭吴后未能控制所得吴国北方旧土,不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里有清清楚楚的记载,而且在《史记·楚世家》中也可以看到与此密切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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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475 (楚惠王)十六年,越灭吴。四十二年,楚灭蔡。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正义》:正,长也〕,楚东侵,广地至泗上。〔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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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477 钱穆以为《楚世家》所记此楚国“广地至泗上”的时间,远在越王勾践灭吴多年之后,与越王勾践弃守江、淮以北事“不得牵混为说”〔50〕,所说固然颇有道理,但所谓“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显然是自越人灭吴之初即已存在的情况,亦惟其如此,后来楚国才得以进一步东侵,并将其东北疆界拓展到泗水两岸〔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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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479 除此之外,在《越绝书》中还有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更为相近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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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481 越王勾践即得平吴……于是度兵徐州,致贡周室,元王以之中兴,号为州伯,以为专勾践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时越行伯道,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沂、开阳,复之于鲁。中邦侵伐,因斯衰止。〔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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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483 钱穆曾解释说,浮陵殆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谓淮上地〔53〕,开阳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所说清沂州府治北十五里之开阳故城,与临沂一样濒临沂水,即属所谓泗东之地,故钱氏以为上述记载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文字“大体相合”〔54〕。《楚世家》和《越绝书》的记载愈加清楚证明,勾践灭掉吴国以后随即放弃江、淮以北的土地,乃是既不能回避、更根本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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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485 清朝康乾以降的学者,治学以实事求是为标的,对待古史疑案,自然不会再像唐朝人一样不假思索,也不会像明朝人一样随心所欲,信口开河,但由于这一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往往稍一深入思考,便会陷入难以开释的困惑之中,以致无法做出合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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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487 在这一点上,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提出的看法,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虽然如前所述,顾栋高在此书中曾明确表示“当从《吴越春秋》、《越绝》诸书”,以“越徙琅邪为是”,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根本无法理解《史记》当中勾践灭吴后弃江、淮以北不守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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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489 案春秋时琅邪,为今山东沂州府,其所属日照,向系海曲,为沿海要地,疑所谓观台望东海,即于此。……余考越徙都琅邪事,不见于《左传》,《国语》亦无之。《吴越春秋》与《越绝书》所书,皆怪诞不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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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491 然《史记》云越灭吴,弃江、淮以北,征之《左传》,他事多不合。据《传》文,哀公二十二年越灭吴,二十七年越使后庸来正邾、鲁之界,公与之盟于平阳。后哀公尝欲以越伐鲁而去季氏,公又尝如越。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见于《孟子》。武城今沂州费县西南九十里,季氏之私邑亦在费,与琅邪之说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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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493 夫越既灭吴,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徐州本薛地,今为兖州府滕县〕,天子致胙,方欲正邾、鲁山东诸侯之侵界,岂其弃江、淮不事?且既弃之以予楚矣,如后庸使命之往来、及出兵侵鲁,岂反假道于楚耶?又范蠡既雪会稽之耻,变姓名寓于陶,陶为今曹州府曹县,盖先时吴屡伐齐、鲁,沂、曹之边地,吴盖略而有之。哀八年吴尝伐鲁入武城,武城人或有田于吴竟(境),拘鄫人之沤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吴师至,拘者遂道之以伐武城。观此,则沂州之地久已为吴之错壤,越灭吴,因有其地,则其迁都琅邪,盖尽吴之境,与北方诸侯争衡,岂有反弃江、淮之地以资勍敌之楚耶?且即如《史记》所云,越自勾践以后五世至无疆(德勇案“疆”应正作“彊”),中间尝欲伐齐,齐旧与吴接境,与越之故土远隔江、淮,若勾践弃江、淮以北,则其后世必不能复拓有吴境,与齐远不相及,无缘有伐齐之事,则《史记》之自相矛盾更较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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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495 苏子由谓史迁(德勇案指司马迁)浅陋不学,疏略而轻信,而于地里尤疏舛,余既据其说作《越封疆论》,复附识他书所见于此,以俟后之博学者考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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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497 较顾氏略微迟晚,梁玉绳撰著《史记志疑》,对《史记》相关记载,同样感到困惑不解,于是只好姑且照抄《春秋大事表》上述内容,以存疑待考〔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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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499 顾栋高无从措手解决这一难题,只好转而怪罪司马迁记事彼此抵牾,怀疑太史公笔下留有舛误,但他也清楚知道,讲这样的话,底气实在很不充足,于是,又拉来宋朝名人苏辙(子由),为自己撑腰。苏辙虽然曾经使用十分严苛的词语,斥责司马迁“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但他本人改弦易辙所撰《古史》,于越王勾践灭吴后之举措,却是“因迁之旧”,直接采录《史记》的记载,谓“越乃以淮北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57〕。因此,在这一具体问题上,苏子由并不能给顾氏提供实际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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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501 尽管如此,顾栋高毕竟是一位富有学识而又治学审慎的学者,并没有率尔自信其是,他老老实实地写下对这一问题的迷茫感觉,不过是留待“后之博学者”对其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而已。令人遗憾的是,顾氏身后的清朝学者,并没有能够更进一步,对此加以剖析,直至民国时期,钱穆在所著《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当中,因考述《孟子》所记“曾子居武城有越寇”一事之缘起,涉及越国都邑所在问题,于书中专门写有《越徙琅邪考》一节,始尝试澄清顾栋高提出的疑问。不过,由于拿不出实实在在的证据,钱穆所论,颇嫌枝蔓,且无法切中主题,其直接针对顾栋高所疑惑的问题,实际上只写有以下一段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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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503 所谓不能正江淮北者,张守节《正义》谓,江淮北谓广陵县徐泗等州,此说似较谛。考春秋吴与楚争,其出兵常在今安徽境,而吴之北争中原,则或由邗沟,或遵海道,皆不经安徽。越人乃袭吴北争中原之故道,而无意于西向与楚角逐。故《楚世家》谓越灭吴而不能正江淮以北,当指吴楚角逐之旧战场言。《越世家》谓越灭吴而横行于江淮东,则指吴齐争衡之新路线言。〔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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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505 这种或“旧战场”或“新路线”的说法,乍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却是疲弱无力。勾践北上争霸,固然未必需要与楚人角逐于今安徽境域,但他要想“袭吴北争中原之故道”以北上,无论如何,总要通过淮河北岸地区,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谓勾践“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实际上是说勾践或与楚,或与宋,或与鲁,总之完全放弃了淮河北岸的所有土地而退居于江、淮以南的吴越故地,楚、宋、鲁诸国在淮河北岸的疆土,自西向东,一字排开,特别是《越绝书》所记临沂和开阳,已经东至沂水两岸,所谓“吴北争中原之故道”,哪里还剩有隙地可以通行?钱穆这段论述,依然未能破解越王勾践有意并且确已北上争雄、同时复又自我切断北进路径的怪诞举措,而后来的学者更没有人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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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507 这一问题,其实并不十分复杂,只是古往今来研究勾践徙都琅邪问题的学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韩非子》当中一段至关重要的记载,至少还没有能够领会它的史料价值。《韩非子》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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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509 越已胜吴,又索卒于荆而攻晋。左史倚相谓荆王曰:“夫越破吴,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今又索卒以攻晋,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师与分吴。”荆王曰:“善。”因起师而从越。越王怒,将击之,大夫种曰:“不可。吾豪士尽,大甲伤,我与战,必不克,不如赂之。”乃割露山之阴五百里以赂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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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511 读此可知,勾践虽然在多年卧薪尝胆之后,如愿灭掉吴国,但正如俗语所云,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持续三年之久的灭吴战役,也使越国的国力大受耗损,这同吴国因连年北上中原争长而致使“士民疲弊,轻锐尽死于齐、晋”,并最终招致覆灭的情形〔60〕,差相仿佛,而强大的楚国正眈眈虎视其后,勾践若是应对不当,稍有差池,说不定就会重蹈夫差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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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7513 在灭吴前后,越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可以说是前后连环相扣的两组螳螂捕蝉关系。在灭吴之前,吴国是螳螂,北方齐、晋诸国是它眼前待捕的蝉,越国乃是窥伺于其后的黄雀。其实坐观吴人加兵于齐、晋,承其疲弊以灭吴,这正是大夫逢同为勾践精心设计的灭吴方略〔61〕。当勾践发兵灭吴之际,吴国转而成为越王勾践口中的蝉,而楚国则随之变作盘旋于勾践这只螳螂头上的黄雀。辉煌的胜利之下,正潜藏着致命的危机。妥善应对这一局面,是对越王勾践政治谋略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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