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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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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三十三年，有所谓“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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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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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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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条记载，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将其截断为前后不相联属的两句话，读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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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读法，从字面上看，似乎并没有太大毛病，但不加任何限制地陡然提出“禁不得祠”，亦即普遍禁止祠祀，明显不合乎情理，而且这也根本不符合秦始皇统治时期的实际情况。因为检读《史记·封禅书》可知，在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不仅没有禁绝祠祀，而且还采取措施，统筹协调三代以来的各种祠祀典礼，“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2〕，似此标点，显然存在问题。不过，溯本求源，中华书局本的句读，也是有所因承。例如，明朝万历年间刻印的凌稚隆等纂辑《史记评林》，以及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印行《史记会注考证》，即均作如此标点〔3〕。又如清末人孙楷编著《秦会要》，于“郡县各祠”门目之下辑录这段文字，也是在“禁不得祠”处终止，弃置“明星出西方”五字不顾〔4〕。这说明该项纪事的文义，久已不易索解，人们都不过是勉强点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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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上述疑难，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曾经提出一种非常新颖的解释，以为“禁不得祠”这句话中的“不得”二字，并非汉文固有的词汇，应属梵语“佛陀”（Buddha）的对音。盖藤田氏以为“不得”二字古音为pu-tuk，或bu-duk，与Buddha恰成对音关系。假若确实如此，则诚如藤田氏所说，这段话将成为一项不可思议的记载〔5〕。单纯从行文的逻辑性来讲，这种解释确实也算比较通畅，所以曾引起陈寅恪的注意，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批云：“藤田以不得为佛陀之古谓。”〔6〕这是因为包括佛教在内各种域外文化对华夏社会的影响，亦即所谓“胡化”，是陈氏一生倾心阐释的核心问题〔7〕。近年韩伟撰写《秦始皇时代佛教已传入中国考》一文，在没有引述藤田旧说的情况下，也写道：“‘不得’当为佛陀之音译。”〔8〕然而覈诸相关史事，可见其证据明显薄弱，向达谓此说实乃迹近“神经过敏，难以据为典要”〔9〕。杨宪益在具体对比这两个辞语的语音后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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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二字古音亦与佛陀不同，“不得”古音当为Pudck，而不能为Buddha的音译。《魏略》将佛陀译成“复豆”，“谓复豆者，其人也”，“复豆”与“不得”音亦不同，可以为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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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则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这一角度出发，断然批驳说：“果如其说，则‘不得’即‘浮屠’或‘吠陀’，是则秦代不但佛教已传入中国，且必为广大人民所信奉，其香火已遍各地矣，此万万不通之论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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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节虽然也认为将“不得”比拟为“佛陀”的对音不能成立，但他却本着与藤田丰八类似的解读方式，以为这两个字是“扑特”的同音异写，所谓“不得祠”亦即“扑特祠”，而“扑特”是一种状若“青兕”的“犁牛”，或称“犦牛”、“犎牛”，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牦牛”，还另有“怒特”、“奴特”之类的写法〔12〕。岑仲勉起初完全信从藤田丰八的观点，后来又改变看法，先是考虑“不得”为婆罗门教之“吠陀”，后来又以为“考我国上古西邻所奉宗教，吠陀、浮屠之外，尚有拜火一宗，……不得祠实火教的别号”。盖火教经名Avesta，源出于安息语之apistāk或avistāk，av与u音通，又因中国上古无轻唇音，故这几个词又都可以读如puit tāk，而这与《切韵》所切“不得”之语音puet tak颇有相通之处〔13〕。其实，在初拟的《史记点校后记》文稿中，本来作为典型事例，列举有这段文字，并说明是依从岑氏此说做出的标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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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氏得出上述看法，其最为关键的论据，是他宣称“不得”在这里只能读作专有名词，假若另辟蹊径，将这段话读作“禁不得祠明星”或“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那么，以这种形式出现的“禁不得”，会绝然背戾秦汉时期的通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禁不得’是否为上古成语，是本题重要关键之一”〔15〕。尽管刘节没有做具体说明，但显然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然而，在看到正式出版之前的《史记点校后记》的样稿之后，邓广铭即针对这一点指出：“‘禁不得’如何，乃汉律令中习用语。”陈槃对相关用例还做有非常细致的归纳，清楚显示出“‘禁不得’一辞，至少两汉、三国间法令诏书习用，书史亦然”〔16〕。此外，周一良也就其整体观点评判说：“岑氏解说不确。”〔17〕其实，岑仲勉本人在文中便举述有同“禁不得祠明星”或“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模一样的用例。如《汉书·王莽传》所记“禁不得挟铜炭”，句中“挟”字本与“祠”字语法作用相当，而“铜炭”也正同“明星”或“明星出西方”的地位相对应，与岑氏所宣称“通例”直接矛盾，可见他这条关键证据不能成立，这段话也并不是非念成“禁不得祠”不可，如同汤用彤所讲的那样：“‘不得’为虚字，非实字，乌能指为佛陀？”〔18〕遗憾的是，中华书局本的点校者并没有找到更好的断句方式，虽然尊重邓广铭和周一良的意见，在正式出版的《点校后记》当中，删去了有关这段文字的论述，但在正文中还是沿承了明人凌稚隆以来的断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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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田和刘、岑两氏的释读，既然不能成立，“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段话的句读，就还要重新斟酌。邓广铭只是提出“希望此处改用别种断句法”〔19〕，但他和周一良都没有讲，若是不以“禁不得祠”为句的话，这段话到底该怎样读？显示出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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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提出的解读方案，是把这段话读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他提出的理由，有如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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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所说“明星”，“当为太白星别名”。这一点，见于《史记·天官书》的记载，乃谓：“太白，大臣也，其号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营星，观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泽，终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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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书·地理志》记载右扶风陈仓县下有“上公明星祠”〔21〕。杨氏以为：“《汉书》既言陈仓有明星祠，则‘禁不得祠明星’显然当为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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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氏谓：“《甘氏星经》引证本文，亦言：《始皇本纪》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而无‘出西方’三字，可以为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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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项依据当中，第一项云明星为太白亦即金星的别称，尚别见于战国时期魏国人石申撰著的《天文》一书〔23〕，后世习称《石氏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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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者，大而能白，故曰太白，一曰殷星，一曰大正，一曰营星，一曰明星，一曰观星，一曰大衣，一曰大威，一曰太皞，一曰终星，一曰大相，一曰大嚣，一曰爽星，一曰大皓，一曰序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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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比对，可以看到，《史记·天官书》和《石氏星经》记载的太白星别称，虽然略有参差，但大体上能够相互印证，而两书都列有“明星”。由此可见，杨氏所说，信而有征，没有任何疑义。然而，其他两项证据，却都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加以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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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所说《甘氏星经》，是指战国时人甘德撰著的《天文星占》一书〔25〕，本来无由述及秦始皇三十三年史事，更不可能引证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撰写的《史记》，岑仲勉已经谈到过这一点〔26〕。此《甘氏星经》原书久已散佚不传，仅依赖其他史籍征引而偶有部分佚文留存。东汉许慎撰著《说文解字》，曾引用其中有关太白星以及所谓“明星”的记载，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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媊。《甘氏星经》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女媊居南斗，食厉，天下祭之曰明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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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氏所说，仅此而已，文中并没有涉及秦汉时期祠祀明星的事情（案《甘氏星经》谓太白之妻“女媊”为明星，与前述《石氏星经》以及《史记·天官书》所说不同，系因当时各占星之家时有异词，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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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学者钱坫在《新斠注地理志》一书中引述这条佚文时，紧接着“天下祭之曰明星”这句话之后，另行辑录《史记》相关记载曰：“《史记·始皇本纪》：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28〕王先谦作《汉书补注》，在《地理志》中亦采录了钱坫这一笺释〔29〕。明此情形，足以知晓，杨宪益引述的《甘氏星经》，应当是出自钱坫此书（似乎更有可能是间接依据王氏《汉书补注》），并因一时疏忽，误将钱氏抄写的《秦始皇本纪》内容，视作《甘氏星经》的文字。不言而喻，“禁不得祠明星”这种读法，只能反映清代中期人钱坫对《史记》的理解，而不宜藉此来判断太史公书早期传本的文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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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列举的杨氏第二项依据，意谓陈仓其地既然建有明星祠堂，当时自然会有祭祀明星的行为，从而应当以“禁不得祠明星”为句，此亦大可商榷。盖《史记》记述嬴秦朝廷直接管理的各色祠祀庙宇，谓之曰：“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岩、诸逑之属，百有馀庙。……各以岁时奉祠。”又曰：“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30〕煌煌祀典，天子之祝，何以会有“禁不得祠明星”之说，岂非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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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槃论述这一问题，一方面坦承“关于‘禁不得祠’读之一解释，槃个人殊无成见”，同时却又径行揣测说，秦始皇此举，或许意在禁止民间私祠〔31〕。汤用彤亦曾援据民国时人说法，以为“始皇盖禁人民私祠出西方之明星”，这是因为“据《天官书》，太白主兵事，故秦人禁民间私祀”〔32〕。若是信从此说，固然可以解释秦王朝既设置官祠而又下诏禁止祠祀的矛盾做法，但覆案《史记》原文，秦始皇这道禁令，何尝有一丝一毫仅限于禁止民间私祠的意味？况且在湖北荆州近年出土的关沮秦墓竹简当中，我们清楚看到有民间阴阳占筮文书记云，在此之后三年，亦即秦始皇“卅六年，置金，上公、兵死、阳主岁，岁在中”，“上公”亦即太白星在这里被明确列为祭祀的对象；另外还有一支竹简也同时提到了司命、明星和北斗长史〔33〕，大致也与民间的祭祀行为有关，反映出秦廷并没有颁布过禁止私祠的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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