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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185 旧史舆地文录 四、浙兵外调的内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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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187 从浙江调集而来的南兵,属于召募性质。而浙兵能够积极响应召募,也与当地的人口和经济地理状况具有很大关系。明代隆庆、万历间人于慎行说当时天下人口,以江浙为最密〔68〕。地狭人众,生计艰难,便容易在生存的压力下,游移于外地,寻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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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189 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次者兴贩为商贾,故都门西南一隅,三邑人盖栉而比矣。东阳、义乌、永康、武义,万山之中,其人鸷悍飞扬,不乐畎亩,岛夷乱后,此数邑人多以白衣而至横玉挂印,次亦立致千金。〔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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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191 其中会稽外移人口占全国游移人口总数比例之高,时人形容竟至“四方之中,会稽之民十得四五”的程度。于慎行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非越民好游,其地无所容也”。于慎行还明确指出,由于生计艰难,使得浙江人在全国最容易迁徙,若是召募人来开发京东农田水利,“越人之徙燕也,十人而九”〔70〕。谭纶和戚继光向朝廷请求召募并调入浙兵时,非常自信地说,假如朝廷同意,他们计划马上招徕一万两千人,这些浙人“召之可立至”〔71〕,就是因为浙人本来即普遍有外出谋生的习惯,不存在安土重迁的障碍〔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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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193 如前所述,调集浙兵到蓟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用以培训原有北地戍卒。按照原定计划,在训练完成之后,这些浙兵应当遣散返回原籍〔73〕。最初提出调集南兵时,就有人担心这些来自南方的士兵,“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即作战时派不上用场,遣散时又滞留不去。针对这种疑虑,谭纶在拟议调兵时就提出:“教成之后,留之实边,可使从者半;散之归农,可立遣无遗。”〔74〕谭纶估计有一半南兵,愿意留在边地垦殖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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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195 当时有一些人倡议在京东地区开垦水田,时人称之为“西北水利”,而垦殖水田,迫切需要招徕具有水田种植经验的南方农民,于是人们纷纷想到了蓟镇这些需要遣散的南兵。譬如于慎行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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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197 蓟镇新调南兵,未必尽解。或使流入胡中,为患滋大。不若发充三辅卫所,顶补清勾之缺,而于例外请优给之。即愿开垦水田者,从其自占。如此则京辅之地可实,水田之利可兴。〔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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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199 大力倡导西北水利的徐贞明,更与一些官员做过具体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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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201 予曩上疏报罢,大司马谭公惜予言未行。公又自言,久历塞上,深知其必可行也。王开府寓书于予,肯身任其事。戚元戎欲检南兵之愿农者,唯开府是用。盖往时南人在塞上者少,今南人应募而至者成市。其方行募而未收,与募退而不愿还者,皆可驱之为农,即数千人顷刻而集也。〔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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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203 调集南兵之前人们的顾虑,谭纶留居当地实边恳田的筹划,以及于慎行、徐贞明召募遣散南兵开垦水田的主张,凡此均说明迁徙到外地以谋取衣食,是浙人求取生存的一种比较普遍的需要和趋向。他们不仅愿意从军北上,而且只要生存条件允许,还愿意定居到包括北方在内的外地。应募从军北戍,不过是其大量外迁人口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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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209 旧史舆地文录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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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211 隆庆以前,蓟门镇的边防,遇袭即屡屡溃败。戚继光履任后,局面顿然为之一改,史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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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213 自庚戌俺达犯京师,边防独重蓟。增兵益饷,骚动天下。复置昌平镇,设大将,与蓟相唇齿。犹时躏内地。总督王忬、杨选并坐失律诛。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无事。〔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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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215 戚继光治理边塞的举措,当然不止调用浙兵一端,但是它却对整顿和训练军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朝人称述戚继光“用浙兵于蓟,由是精兵称朔方第一”〔78〕,就是最好的客观评价。而一支强有力的作战部队,又是所有军事行动最基本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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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217 武装力量的地域来源,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戚继光调集浙兵北上,成功守卫蓟镇长城,保障京畿安宁,使得浙兵声威,大振于天下,于是全国各地都纷纷招徕浙兵充用。而浙兵超出于其他地区士兵之上的作战能力,又使得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比较容易通过卓著的战功,“以白衣而至横玉挂印,次亦立致千金”。到戚继光身后的万历二十五年,王士性撰述《广志绎》时,已是“九塞、五岭,满地浙兵”〔79〕。因此,阐释明代戍卫长城的南兵问题,探讨这支精锐部队其来源地域的形成原因,关系到明代军事地理的总体格局。其中许多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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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219 原刊《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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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221 〔1〕《周礼·考工记》上,据汉郑玄注《周礼》(北京,中华书局,1991,《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宋刻本)卷一一,页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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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223 〔2〕《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二一二《戚继光传》,页5613—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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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225 〔3〕案戚继光调入浙兵总数,尚需要进一步考察。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影印明崇祯刻本)卷三二二谭纶《□□事疏》(页3433)谓蓟辽总督谭纶,起初向朝廷要求“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惟原疏虽称“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但是结合前后调集南兵的实际情况看,并没有调入吴地亦即南直隶地区的士卒,所以这里的“吴”字,应是虚称,实际只是讲召募浙兵,获得朝廷允准,首批调入的三千名浙兵即在这一万二千人总数之内。谭纶和戚继光整修蓟镇长城,建成三千敌台之后,在万历四年,“益募浙兵九千馀守之”。见《明史》卷二二二《谭纶传》,页5836。明官修万历《明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9,缩印《万有文库》本)卷一二九《兵部·镇戍·各镇分例·蓟镇》,页665。这样调入防守蓟镇长城的浙兵,至少应在两万一千人以上。唯另据汪道昆撰《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孟诸戚公墓志铭》所云,在长城敌台建成后,“复增募南兵二万,编伍戍之”(明焦竑《国朝献征录》(上海,上海书店,1987,影印明万历刻本)卷一○六,页4766),与《明史·谭纶传》的记载不同。疑墓志铭所说是通计上述前后两次调入浙兵的约数。另外,最初从浙江调入的三千名士兵为鸟铳手(详下文),随后,戚继光又向朝廷请求:“于浙兵内取杀手三千,鸟铳三千。”(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练兵条议疏》,页3748)这一要求虽未获允准(《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页5614),却表明鸟铳手与杀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战兵种,而后来戚继光在讲述防卫作战战术时,不止一次提到,要依仗南兵杀手,击退攻上城墙的敌兵,一次作战即可“督南兵杀手数千名”(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四八戚继光《请申军令以壹士心疏》,页3750),说明在后来调入的浙兵当中,至少有数千名身为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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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227 〔4〕明王士性《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四《江南诸省》,页71,页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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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229 〔5〕明章潢《图书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四库类书丛刊》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写本)卷四四《蓟镇关系》,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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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231 〔6〕《明史》卷二二三《徐贞明传》,页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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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0233 〔7〕明章潢《图书编》卷四四《蓟镇关系》,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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