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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四、浙兵外调的内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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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浙江调集而来的南兵，属于召募性质。而浙兵能够积极响应召募，也与当地的人口和经济地理状况具有很大关系。明代隆庆、万历间人于慎行说当时天下人口，以江浙为最密〔68〕。地狭人众，生计艰难，便容易在生存的压力下，游移于外地，寻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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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次者兴贩为商贾，故都门西南一隅，三邑人盖栉而比矣。东阳、义乌、永康、武义，万山之中，其人鸷悍飞扬，不乐畎亩，岛夷乱后，此数邑人多以白衣而至横玉挂印，次亦立致千金。〔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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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会稽外移人口占全国游移人口总数比例之高，时人形容竟至“四方之中，会稽之民十得四五”的程度。于慎行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非越民好游，其地无所容也”。于慎行还明确指出，由于生计艰难，使得浙江人在全国最容易迁徙，若是召募人来开发京东农田水利，“越人之徙燕也，十人而九”〔70〕。谭纶和戚继光向朝廷请求召募并调入浙兵时，非常自信地说，假如朝廷同意，他们计划马上招徕一万两千人，这些浙人“召之可立至”〔71〕，就是因为浙人本来即普遍有外出谋生的习惯，不存在安土重迁的障碍〔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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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调集浙兵到蓟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用以培训原有北地戍卒。按照原定计划，在训练完成之后，这些浙兵应当遣散返回原籍〔73〕。最初提出调集南兵时，就有人担心这些来自南方的士兵，“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即作战时派不上用场，遣散时又滞留不去。针对这种疑虑，谭纶在拟议调兵时就提出：“教成之后，留之实边，可使从者半；散之归农，可立遣无遗。”〔74〕谭纶估计有一半南兵，愿意留在边地垦殖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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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一些人倡议在京东地区开垦水田，时人称之为“西北水利”，而垦殖水田，迫切需要招徕具有水田种植经验的南方农民，于是人们纷纷想到了蓟镇这些需要遣散的南兵。譬如于慎行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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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镇新调南兵，未必尽解。或使流入胡中，为患滋大。不若发充三辅卫所，顶补清勾之缺，而于例外请优给之。即愿开垦水田者，从其自占。如此则京辅之地可实，水田之利可兴。〔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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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倡导西北水利的徐贞明，更与一些官员做过具体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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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曩上疏报罢，大司马谭公惜予言未行。公又自言，久历塞上，深知其必可行也。王开府寓书于予，肯身任其事。戚元戎欲检南兵之愿农者，唯开府是用。盖往时南人在塞上者少，今南人应募而至者成市。其方行募而未收，与募退而不愿还者，皆可驱之为农，即数千人顷刻而集也。〔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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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集南兵之前人们的顾虑，谭纶留居当地实边恳田的筹划，以及于慎行、徐贞明召募遣散南兵开垦水田的主张，凡此均说明迁徙到外地以谋取衣食，是浙人求取生存的一种比较普遍的需要和趋向。他们不仅愿意从军北上，而且只要生存条件允许，还愿意定居到包括北方在内的外地。应募从军北戍，不过是其大量外迁人口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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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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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以前，蓟门镇的边防，遇袭即屡屡溃败。戚继光履任后，局面顿然为之一改，史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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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庚戌俺达犯京师，边防独重蓟。增兵益饷，骚动天下。复置昌平镇，设大将，与蓟相唇齿。犹时躏内地。总督王忬、杨选并坐失律诛。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无事。〔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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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治理边塞的举措，当然不止调用浙兵一端，但是它却对整顿和训练军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朝人称述戚继光“用浙兵于蓟，由是精兵称朔方第一”〔78〕，就是最好的客观评价。而一支强有力的作战部队，又是所有军事行动最基本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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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力量的地域来源，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戚继光调集浙兵北上，成功守卫蓟镇长城，保障京畿安宁，使得浙兵声威，大振于天下，于是全国各地都纷纷招徕浙兵充用。而浙兵超出于其他地区士兵之上的作战能力，又使得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比较容易通过卓著的战功，“以白衣而至横玉挂印，次亦立致千金”。到戚继光身后的万历二十五年，王士性撰述《广志绎》时，已是“九塞、五岭，满地浙兵”〔79〕。因此，阐释明代戍卫长城的南兵问题，探讨这支精锐部队其来源地域的形成原因，关系到明代军事地理的总体格局。其中许多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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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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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礼·考工记》上，据汉郑玄注《周礼》（北京，中华书局，1991，《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宋刻本）卷一一，页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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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二一二《戚继光传》，页5613—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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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戚继光调入浙兵总数，尚需要进一步考察。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影印明崇祯刻本）卷三二二谭纶《□□事疏》（页3433）谓蓟辽总督谭纶，起初向朝廷要求“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惟原疏虽称“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但是结合前后调集南兵的实际情况看，并没有调入吴地亦即南直隶地区的士卒，所以这里的“吴”字，应是虚称，实际只是讲召募浙兵，获得朝廷允准，首批调入的三千名浙兵即在这一万二千人总数之内。谭纶和戚继光整修蓟镇长城，建成三千敌台之后，在万历四年，“益募浙兵九千馀守之”。见《明史》卷二二二《谭纶传》，页5836。明官修万历《明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9，缩印《万有文库》本）卷一二九《兵部·镇戍·各镇分例·蓟镇》，页665。这样调入防守蓟镇长城的浙兵，至少应在两万一千人以上。唯另据汪道昆撰《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孟诸戚公墓志铭》所云，在长城敌台建成后，“复增募南兵二万，编伍戍之”（明焦竑《国朝献征录》（上海，上海书店，1987，影印明万历刻本）卷一○六，页4766），与《明史·谭纶传》的记载不同。疑墓志铭所说是通计上述前后两次调入浙兵的约数。另外，最初从浙江调入的三千名士兵为鸟铳手（详下文），随后，戚继光又向朝廷请求：“于浙兵内取杀手三千，鸟铳三千。”（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练兵条议疏》，页3748）这一要求虽未获允准（《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页5614），却表明鸟铳手与杀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战兵种，而后来戚继光在讲述防卫作战战术时，不止一次提到，要依仗南兵杀手，击退攻上城墙的敌兵，一次作战即可“督南兵杀手数千名”（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四八戚继光《请申军令以壹士心疏》，页3750），说明在后来调入的浙兵当中，至少有数千名身为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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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王士性《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四《江南诸省》，页71，页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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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章潢《图书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四库类书丛刊》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写本）卷四四《蓟镇关系》，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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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史》卷二二三《徐贞明传》，页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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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明章潢《图书编》卷四四《蓟镇关系》，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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