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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三、细柳、澂邑两仓的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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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汉文帝时周亚夫率军驻扎于细柳仓旁，防御匈奴南过渭河，进犯都城长安，首先是基于当地的交通枢纽位置，但除此之外，还另有一项重要原因，这就是在这座“百万石仓”当中存放着大量军粮，既是大军长期驻扎所必需的给养，同时也是都城长安的重要粮食保障，值此匈奴兵锋突临之际，更不能轻易弃置不顾，畀敌寇以粟米，自贻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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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合交通枢纽与粮食仓储重地为一体这一点上，细柳的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地位，与荥阳颇为相似。荥阳属西汉河南郡，亦即嬴秦三川郡，居于关中东大门函谷关口外，城北不远处的敖仓，可以说是秦汉时期的天下第一粮仓，关东主要粮产区输往都城的粮食，大多都要先集中到这里，再西运至关中。当年楚汉相争，双方胶着纠结，彼此难解难分的时候，郦食其向刘邦献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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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谪卒分守成皋，此天所以资汉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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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信从这一谋划，据守敖仓，并充分利用这一地理优势，最终灭掉西楚霸王项羽，取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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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和敖仓这一战略地位，迄至西汉时期，亦沿承未变。荥阳所在的河南郡治所洛阳，曾以“有武库、敖仓，当关口”，而被汉武帝称作“天下咽喉”〔33〕。实际上，由于密迩敖仓的原因所致，在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的重要性上，洛阳地区这一所谓“天下咽喉”的功效，更多地是体现在荥阳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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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秦朝末年陈胜发难反秦的时候，于大泽乡起事未久，陈胜即派遣吴广以“假王”身份“监诸将以西击荥阳”，当时各路义军，兵锋所向，几乎无不势如破竹，陈胜另一部将周文，甚至率军越过荥阳而直入关中，一度逼近秦始皇陵园，然而地位仅略逊于陈胜本人的假王吴广，却在荥阳城下，遭到三川郡守李由的顽强抵抗，久攻未下，当地守军的实力，显然非同寻常〔34〕；再说率军守城的李由，本是当政宰相李斯的长公子，这一点似乎也可以辅助说明荥阳城超轶诸多同等级城邑、甚至高踞于所在郡治洛阳这一通都大邑之上的重要地位〔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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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初年，当高祖刘邦病故之际，吕后本来图谋诛杀效忠于刘氏朝廷的各位将领，以安定诸吕权位，却因顾虑“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而不得不敛手作罢〔36〕。陈平和灌婴这一文一武两位重臣统领十万大军屯驻荥阳，雄踞于函谷关前，既可以随时扣关而入，复又据有敖仓巨额漕粮，得以随时补给，并能够长期据守，自然举足轻重，不容小觑。待至吕后故世的时候，相国吕产等遣灌婴将兵东击齐王等反吕诸侯，“灌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权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留屯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及至周勃、陈平等在朝中诛灭诸吕，灌婴始率军“罢荥阳而归”〔37〕，再一次显示出其关乎朝廷安危存亡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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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灌婴统领重兵军驻守荥阳，在这之前的惠帝七年冬岁首，还曾经出现过一次。《史记》记载这次惠帝诏命“发车骑、材官诣荥阳”，由“太尉灌婴将”，是紧接在此前一年夏天汉廷重新整修敖仓之后〔38〕，由此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荥阳这座城邑与敖仓这一粮仓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至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叛，吴少将桓将军向吴王献进兵奇计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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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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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料这一计策，没有被刘濞采纳，汉廷却于反书上闻天子之初，便在派遣周亚夫等分头迎击吴楚与赵、齐等地叛军的同时，复命窦婴“以大将军屯荥阳，捍吴楚七国”，并“监齐、赵兵”，而周亚夫由长安发兵东至洛阳，竟因这一地区尚且未被吴楚叛军占据而喜不自禁，对人宣称：“吾据荥阳，以东无足忧者”，同时他首先也是依赖“轻兵绝吴饷道”而致胜〔39〕。清人钱大昕尝谓窦婴此番将大兵、负重任屯守于荥阳，是因为荥阳其地“在南北之冲，东捍吴、楚，北拒赵、燕”〔40〕，仅仅就山川形势而言，钱氏所说固然不误，但这一得一失之间所导致的胜负结局，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荥阳城对敖仓军粮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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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柳仓和细柳这个地方在全国的地位，固然远不足以与敖仓和荥阳城的情况相并比，但仓、地二者之间的组合关系及其基本地理特性，相对于长安城来说，却完全相同。从仓储所处的位置来分析，大致可以推断，细柳仓应该首先是用于聚藏渭河北岸成国渠灌区及其附近区域所出产的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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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虽然号称“膏壤沃野千里”〔41〕，但也并不是渭河谷地上所有地区都同样富产粮食。在渭河南岸，从秦始皇时代起即设有范围广阔的上林苑，二世皇帝亦每每在苑中“日游弋猎”〔42〕，任由野兽肆意出没，方可行猎，苑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地区，是处于无人耕垦的自然状态。汉朝建立之后，起初仅承用秦代的上林苑。萧何曾为上林苑占用农田事，奏请高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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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蒿为禽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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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知此语触怒太祖高皇帝，刘邦以为萧何“为民请吾苑”，是要“自媚于民”，竟将其投入囹圄，甚至险些要了这位开国贤相的性命〔43〕。由此可见，其皇家禁苑的性质，一如前朝，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及至汉武帝即位，复于建元三年大规模扩展这一苑囿的范围，包括像“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价）亩一金”这样丰腴的农田，也都被圈入苑内，不再允许平民百姓耕种。时人东方朔谓汉武帝此举，乃是“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斥而营之，垣而囿之”〔44〕。班固在东汉时也对武帝上林苑之情状做有描摹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馀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也。”〔45〕显而易见，武帝以后，会有更多农田，化作专供皇室观赏的野生动物乐园，或是帝王纵情田猎的围场（除了放养南北各地的野生动物之外，苑中还种植有许多“名果异树”〔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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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比，渭河北岸平原地带的农田，并没有受到多大不利影响。渭河平原中部比较宽阔肥沃的农田区域，大致可以以泾河河道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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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泾水西侧，分布着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和昭帝平陵五座帝王的陵寝，汉廷在诸陵均设有所谓“陵县”，是专门负责管理陵园及其附近地区事务的特别行政区，时人合谓之“五陵”，而且时常与都城长安相并称〔47〕。汉廷在设置陵县时，往往相伴随从关东各地迁徙来大批有身份、有地位同时也饶有资财的居民。《汉书·地理志》记述相关情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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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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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农业生产盛衰程度的重要指标。在这五所陵县之中的茂陵县，在汉末的人口数将近28万，而京师所在的长安县却还不到25万，茂陵要比长安多出3万多口〔49〕；长陵县的人口比茂陵虽然要稍少一些，但也有“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口之多，几乎就要达到18万口〔50〕，不仅在当时都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而且即使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京津地区相比，似乎也并不逊色〔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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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周勃驻军细柳仓旁的汉文帝时期，包括上述五陵县在内的渭河北岸平原，人口还没有达到汉末的规模，特别是那些来自关东地区的移民，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这之后始陆续迁入五陵诸县，当地的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自然不如后来广泛和深入，局部个别一些条件恶劣的地方，甚至直到东汉时期，始得以垦殖利用（如蔡邕谓“阳陵县东，其地衍隩，土气辛螫，嘉谷不植，草莱焦枯”，至东汉灵帝光和五年开凿樊惠渠引水灌溉之后，才使得“昔日卤田，化为甘壤”〔52〕），但朝廷能够将这样一大批位高赀重的豪门强族硬行迁移到这里，正应当是以当地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作为必备基础。后来至武帝时期，在这一带相继开凿成国渠、灵轵渠等灌溉渠道，浇灌田地高达万馀顷之多〔53〕，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潜力，得到进一步开发，粮食产量自然愈加丰盛，设在便门桥头的细柳仓，自然会就近存储这一区域出产的谷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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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泾水东侧区域，战国时即开凿了著名的郑国渠，乃“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渠道修成之后，“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54〕。澂邑仓所在的徵县，就在郑国渠灌区的东北侧，汉武帝时又开凿了“自徵引洛至商颜山下”的地下井渠——龙首渠，用以灌溉“重泉以东万馀顷故卤地”。虽然史载这条渠道修成后“未得其饶”〔55〕，但却可以从中看出朝廷对开发这一带农业的重视。汉武帝为扩展郑国渠灌区的效益，另外还兴修了其他两条重要渠道。一是在元鼎六年，由左内史兒宽提议，“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渠）旁高卬之田”；二是在十六年后的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馀顷，因名曰白渠”〔56〕。郑国渠与白渠、六辅渠相互组合，在泾水与洛水之间构成了一个面积广大的灌区，而澂邑仓就位于这一灌溉农田区的东北边缘上，灌区内出产的大量粮食，必然会运往这一粮仓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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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出土“澂邑漕仓”瓦当上的“漕”字，显然是指漕运粮食。考古工作者在发现这座漕仓遗址的同时，还发现了一条从未见诸历史文献记载的人工漕运渠道，从今蒲城县钤耳乡北侧的城南村东分引洛水，径直南行，至渭南县孝义镇的单家崖附近汇入渭河，渠道利用了洛河尾闾的古河道。关于这条渠道的作用，考古工作者认为它是用于向都城长安漕运食粮，故“澂邑漕仓”乃是“京师至关重要的供食粮仓”〔57〕。这种看法，固然不误，郑国渠灌区出产的粮食，肯定也会向长安城里运送，但这座“澂邑漕仓”恐怕还另有更为重要的作用，需要探讨，而且细柳仓似乎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所以，有必要从当时的总体形势出发，来做通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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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朝廷从全国各地征收来的粮食，最主要的用途，当然是供应京师的需求，因而也主要是向长安城里集中，其运输形式，便包括利用河流水道漕运在内。不过，除了供应京城之外，边防军粮，也是国家粮食储备当中的一项大宗支出，而在汉王朝四周的国境线上，关中北部边境，由于边患最重且又直接威胁到都城的安全（如前述汉文帝后六年匈奴入侵事就是典型的例证），驻军的数量相对较多，这也是前朝秦人既有的军事地理格局，当年蒙恬统领的三十多万边防大军，就是集中在这一带布防〔58〕，因此，输往这里的粮食，也要比其他地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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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即位之初，贾谊便为边地的军粮供应状况感到忧虑，谓“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晁错则针对边防线上缺乏粮食保障的情况，向朝廷提出解决办法说，假如能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汉文帝采用这一方案，“令民入粟边”，果然很快就使情况得到明显改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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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由全国各地提供给边防驻军使用的粟米，并不一定都要直接运往前线，按照常理，需要由朝廷根据所在地理位置来统一调配，以免反复往返运输，譬如像成国渠和郑国渠灌区缴纳给朝廷的粮食，就应该首先用于供给边地的军粮，直接运往北方的军队驻地，而不必再转运到长安城边的国家太仓。这是因为秦汉时期的粮食主产区是函谷关东面的黄河下游平原地带，这些地区上缴国库的粮食，包括供给西北边地的军粮，通常都要先西运到关中，再逐次向北边分发。如汉武帝时“兴十馀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60〕；又如河西、上郡、朔方等西北边塞的戍卒，往往有几十万众，“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馀里，皆仰给大农”〔61〕。故通常没有必要反而将北粮南运。明了这一点，便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细柳仓位于渭河北岸，而不是建在靠近长安城的便门桥的南端；同样，也可以比较合理地说明，为什么澂邑仓位于郑国渠灌区的东北部，而不在它的东南一侧。——这两座仓储同为朝廷向西北转运粮食的基地，其位置选择，首先都是出于北运粮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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