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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一、《两京新记》在中国古代城市志书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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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和诸位简单谈一谈《两京新记》是怎样性质的一部书。这对我们把握和理解书中所记述的内容，我想会有一定帮助。同时，这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史志类书籍发展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这一类书籍演变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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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的粗略划分，中国古代城市志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下面这样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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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国朝》和《宫宅地形》为代表的秦汉以前的城市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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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辅黄图》与汉末三国时期的城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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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晋时期的城市著述与城市志内容的现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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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代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城市志内容的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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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与城市志内容的丰富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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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看到，其中至少有三个阶段的代表性著述，都与长安这座城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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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专门讲述城市状况的历史典籍，根据目前所知见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国朝》和《宫宅地形》这两部书，这两部书的成书年代，至迟也要在西汉末年以前。《国朝》和《宫宅地形》都早已佚失不存。从清朝中期起，中国的学者一直普遍将《国朝》视作记述一国地理状况的地理总志，这已经成为研治舆地的学者、特别是地方志书研究者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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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汉书·艺文志》中，《国朝》和《宫宅地形》这两部书，是列在数术略“形法”类项下，而所谓“形法”，乃是古代揭示自然存在状况之表征意义的一种学术。由此基点出发，我认为，《宫宅地形》，顾名思义，应当是为建筑宫室选择适宜的地点。《国朝》的“国”字在上古本多指都城，“朝”即宫廷，故所谓《国朝》，就应该是讲述都城和宫廷的位置选择等技术方法的书籍。《国朝》和《宫宅地形》这两部书，虽然都已佚失无存，但是，却有一部含有同类内容的重要书籍，流传下来，这就是今收录在《周礼》一书当中的《考工记》。《考工记》中的“匠人建国”和“匠人营国”两部分内容，分别讲述了建设城邑时确定方位的方法和城邑布局形式，所谓“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有国有朝，正与“国朝”之书名相应。由《国朝》和《宫宅地形》这两部书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关于城市通用建设技术方法的书籍，是上古以至秦汉时期中国城市文献的主体内容。这反映出当时在同一政治和文化环境下，城市布局形式和城内的建筑设置，各处大体相同，彼此之间的差别，尚且并不十分明显，所以，城市建设的通则便成为有关城市著述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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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从东汉末至三国时期亦即所谓“汉魏之际”开始，关于城市的著述，日趋丰富，同时，在内容上也产生了很大变化，即由选择城市的位置和设置城市的结构这样一些通用的技术方法问题，转向记述具体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具体存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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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至曹魏期间出现的《三辅黄图》，就是这一转折时期的标志性著述。《三辅黄图》原书早已散佚不存，今所见传本应为魏晋以来叠经历代补缀之后在唐代中期前后所最终改定。所谓“三辅”是指汉代在都城长安附近的京畿地区所设立的三个郡级政区，即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显而易见，《三辅黄图》一书，主要是通记汉代三辅地区的地理状况，并不仅仅局限在长安城内。不过，有关长安城的内容，确在其中占居了相当大的比例，所以，过去便一向将其视作一种记述城市状况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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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辅黄图》虽然记述了大量汉代长安城的地理内容（也包括一部分其前身秦都咸阳的内容），但是，所记述的对象都是已经过去很久的历史景观，并不涉及当时的现实状况。在经历了三国时期的动荡混乱局面之后，从西晋开始，城市文献的内容，又由对历史的回顾，转向对现实的记录。由于洛阳是西晋的都城，所以，集中出现的也主要是记述西晋洛阳城的文献。当时专门记述洛阳城的文献，有晋佚名撰《洛阳记》，陆机撰《洛阳记》、华延儁撰《洛阳记》、戴延之撰《洛阳记》、杨佺期撰《洛阳图》等许多种，其中完整流传至今的同类著述，只有北魏杨衒之撰著的《洛阳伽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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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辅黄图》，到《洛阳伽蓝记》，这一阶段的城市文献，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内容以记述宫殿或寺院为主，都是帝王或神祇的生活场所，很少涉及普通城市居民的居处空间。《三辅黄图》俨如帝王宫殿簿籍，类似的著述如西晋佚名撰《洛阳宫殿簿》，竟直接以“宫殿簿”作为书名。又如北魏杨衒之《庙记》，书名也显现出应当是以宗庙宫殿为核心。而《洛阳伽蓝记》的书名则已经标明，该书记述的主要内容，为洛阳城中的佛寺。与《洛阳伽蓝记》类似的著述，在西晋以后，还有唐高宗龙朔元年纂辑的《大唐京寺录》等，虽然其书散佚失传，但亦一望可知，这部书的内容是记述京城长安的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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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韦述的《两京新记》，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一部城市文献。其不同于以往城市文献最重大的变化，便是在继承魏晋以来志宫殿、记寺院传统的基础上，第一次依照长安城整个城市的平面布局状况，系统记录了大量官员和商人等城市居民的住宅以及相关史事，向人们展示了一座城市的整体面貌，而不再只有帝王和神祇。城市文献的编述，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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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后，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和《河南志》，在韦述《两京新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官员住宅和市民商业生活等世俗内容的记载分量，其中也包括对城市水利设施的详细记述，同时去掉了《两京新记》中带有强烈神祇色彩的神怪故事，使得城市志书记载的内容，更为丰富，也更为平实，基本上已经达到完善的程度。司马光曾称誉说，宋敏求的《长安志》和《河南志》，“考之韦《记》，其详不啻十馀倍”。其实，实质性的意义并不在于文字详略，而是完善韦述《两京新记》已经实行的更新变化，进一步大大增加了对帝王神祇以外之普通城市居民生活空间的记述。以后出现的各类城市志，与此相较，只是内容的轻重详略各有不同特点。譬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完全是以市民的生活空间，作为城市文献的主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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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看法，其实算不上是我的发明。事实上，妹尾达彦先生对唐代官人住居地所做的一系列精湛研究，正是早已很好地把握和利用了《两京新记》这一最本质的文献特征，从而才能准确地切入这一非常富有学术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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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二、《两京新记》的文本流传与校勘整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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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韦述生平事迹和《两京新记》成书、流传经过的最好研究，是日本学者福山敏男所著《两京新记解说》一文。我在这里只能就本书的版本流传情况和成书时间、在国内的散佚时间等几个小问题，做一点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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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京新记》成书后颇受时人称誉，曾风行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北宋学者宋敏求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增删改订，又分别撰写出《河南志》和《长安志》两书之后，由于《两京新记》的主要内容已被吸收到《长安志》和《河南志》中，而且《长安》、《河南》两志较之韦述原书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两京新记》就逐渐被《长安》、《河南》两志所取代了。从此流传日少，最终亡佚。关于《两京新记》在中国国内的散佚年代，以往未见明确的说法。过去的研究者都提到过明朝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引述了一点儿《两京新记》的内容，但因其“皆非征引全节”，并未引起注意。今案清曹元忠辑本中就从明吴道南《秘笈新书》辑得若干条《新记》佚文，新近发现的《永乐大典》卷三五一八，在九真门制类下，亦明确引有一段“韦述《两京记》”的内容，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七《谈丛》三，也谈到从《两京记》等书中抄录唐代帝王与臣下唱和篇目的故事。这可以把《两京新记》在国内的散佚时间大致定在明清之际这段时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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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根据日本宽平年间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著录，可知韦述《两京新记》至迟在唐末已经传入日本。但是《两京新记》原书五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的这个本子只有四卷，已不是足本。这个四卷残本在日本也没有流传下来，日本流传至今的是尊经阁藏金泽文库本，这是原书第三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抄本。日本宽政、文化间天瀑山人林述斋刊行《佚存丛书》时，根据转抄的“写金泽文库本”，将这个残卷收入丛书。《两京新记》由此重又传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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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存丛书》本《两京新记〉残卷传入中国后，又先后被收入《粤雅堂丛书》和《正觉楼丛书》，光绪年间上海黄氏还有木活字排印本。进入民国以后，又有商务印书馆影印《佚存丛书》本及《丛书集成》本。由于以上这些版本都是出自《佚存丛书》本，而《佚存丛书》本一则传抄颇有舛误；二则金泽文库本原来是卷子本，卷子排列次序紊乱，《佚存丛书》刊刻时未经校订，因此其中有严重错简和大量讹误。上述这些版本中虽然有的也对《佚存丛书》本做有一些订正，但工作都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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