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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872 旧史舆地文录 三、《两京新记》研究与《唐两京城坊考》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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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874 整理和研究《两京新记》,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隋唐东西两京的研究提供准确的史料,而就隋唐东西两京研究的史料而言,清代学者徐松编纂的《唐两京城坊考》一书,自从问世以来,就一直被视为最为系统、全面同时也是比较准确可靠的文献,晚近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将其视同第一手史料,这在清人著述中,是颇为少见的,可见其受到遵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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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876 近二十年来,不断有学者主要根据新近出土的墓志以及笔记小说等唐宋史籍中的资料,进一步为《唐两京城坊考》补充新的资料,做出了很大成就,为研究隋唐两京各项历史和地理问题,提供了极大便利。资料的增补工作固然相当重要,但就学术研究的难度而言,却相对比较简单,比这更为复杂、同时也更重要的研究工作,是订正《唐两京城坊考》当中的错误。这是因为在《唐两京城坊考》当中,存在着很多错谬的地方,这些错谬的记述,将会直接影响到相关空间问题研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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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878 要想修订出相对比较完善的《唐两京城坊考》文本,我初步考虑,有如下这样几项工作,需要在徐松原书和现代学者补充资料的基础上,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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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880 1)订正两京城坊内各项设置空间位置的错误,恢复到其本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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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882 2)考订两京城坊内各项设置的时间、里坊内居住的人物及其身份地位等历史事项的确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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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884 3)进一步补充、考订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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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886 4)最好从文献学角度,对资料的可靠性作出一定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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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888 5)考虑将隋代的设置与唐代的设置,做一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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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890 上述第1)、2)两项工作,性质相近,都需要从对韦述《两京新记》和宋敏求《长安志》、吕大防《长安图》等基本文献的考证入手,区别只是第2)项工作还需要更多地参稽其他隋唐文献。但在这当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基础的工作,还是考证各项设置的空间位置。为此,则首先需要做好对《两京新记》文本的考订,其次是宋敏求的《长安志》。这两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设置的空间位置舛乱问题。考订《两京新记》的文本,一方面,可以直接解决一些《唐两京城坊考》当中的疏误;另一方面,更多地是通过订正宋敏求《长安志》的文本错谬,间接地订正《唐两京城坊考》的谬误。上述第1)项工作,我过去做过一些,积累有一批资料,今后还要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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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892 第3)项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然可以继续完善。这主要是过去的工作,很偏重出土墓志,这方面不断有新的发现,需要继续收集;不过,相对而言,对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还应该继续广泛搜采。同时,不管是新收集的史料,还是过去自徐松以来编订的史料,不同程度地都存在史料的考订问题,目前已有的工作,多是不加考辨的增补,而仅仅这样增补资料,会影响其中某些史料无法得到合理的利用,甚至产生误导,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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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894 第4)项工作,我初步认为,可以考虑将在《两京新记》、《长安志》、《河南志》以及吕大防《长安图》之外新补充的资料,按照其来源,区分为比较可靠的“信史”和相对来说可信性较低的志异、志怪传奇两大类,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大字或小字),以便研究者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史料所反映的历史事实。这样做,并不是认为志异、志怪传奇就没有史料价值,只是便于读者注意二者之间的性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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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896 第5)项工作的意义,是通过这样的区分,便于分析由隋代两京到唐代两京的发展变化。唐朝对隋朝制度设置的承续和变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其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变化,则可以在长安、洛阳两座城市当中,得到突出的体现。长安和洛阳两座城市,都是在隋代按照统一的规划创建的都市,可以充分代表隋代的特征,是剖析中国古代城市在隋唐之间发展变化的绝佳标本,所以,对《唐两京城坊考》做这样的区分,会很有意义。十多年前,我曾做过一些初步的工作,以后也还想再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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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898 以上是我对有关《两京新记》问题,很不成熟的一些想法,提出来和大家交流,希望得到各位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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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900 【附记】本文内容是作者在应妹尾达彦先生之邀,在日本中央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过去没有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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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905 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60]
1705431906 旧史舆地文录 古都西安的兴起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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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908 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61]
1705431909 一、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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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911 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历史上曾有西周、秦、西汉、新莽、隋、唐六个统一王朝和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以及两汉之际的更始帝刘玄、东汉献帝、西晋惠帝和憨帝、赤眉军、黄巢、李自成等十几个政权在这里建都,历时一千多年,在我国各大古都之中最为长久,所以古人有“秦中自古帝王州”的说法,所说的“秦中”,也就是关中的另一种表述形式。那么,古人为什么都要选择在这里来建造都城呢?这自然是与西安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有关。影响都城选址的地理条件有许多,往往因时而异。但有利的军事地势和优越的经济依托,却是每个政权的统治者都不能稍为疏忽的。西汉初年,正当汉高祖刘邦为选择建都地点而举棋不定的时候,张良就是从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向刘邦陈述了关中地区在全国的优越地位,促使刘邦最终做出了立国于关中的决策。关中的军事和经济地理特点,用张良的话来概括说,就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事实上,张良的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历代政权统治者在关中建都的基本决策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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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913 “金城千里”指关中平原四周为山原、河川所环抱,犹如一座规模庞大的天然城堡。关中的名称为人们所称道,大概是从战国晚期开始的,它的得名和函谷关有关。函谷关最初设在现在的河南灵宝县境,汉武帝时关址向东迁徙,改置在现在的河南新安县境。大致到了东汉末年,设关的地方又移到了现在的陕西潼关县,同时关名也改成了潼关。函谷关的名称和位置虽然前后有所更徙,但其所起的作用却还是相当的,设关的主旨都是屏蔽关西,制御关东。关中的名称本来只是表示函谷关以内(即关西)的地方,后来演变为专指渭河谷地上的关中平原。关中南有秦岭,西有陇山,北面是黄土高原,再向北方和西北方,还有黄河天堑可为屏蔽,东面也有黄河为阻,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难攻。所以从战国时起就有“四塞之国”的说法,这和张良所说的“金城千里”,意思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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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915 但是,仅仅有“四塞之国”,并不能满足建立国都的军事地理要求。对于一个政权的统治者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统一王朝的国君,国都的所在还要便于控御天下。古人云“古之帝者必居上游”,就是指国都要能够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唐代中期以前,我国的经济和文化重心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都城时在军事上还必须要考虑怎样更牢固地控制这些地区。在这一方面,关中恰恰是最为理想的地方。张良在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时,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这里所说的“阻三面而守”,是指关中南、西、北三面都有高山崇原,可以赖之阻遏称兵侵犯的武力;“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是指关中的东面经过崤函山地,形成了一条东西孔道,把关中和中原以及江南广大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足以控制天下,退则可以据关防守,确保都城安全。西汉初,另一位力主定都关中的谋臣娄敬曾形象地分析这种形势说,就像两个人在一起相互搏斗,假如不扼住对方的颈项并打击他的后背,就不能把对手完全制服;如果在关中建都,那也就等于是扼住了天下的颈项,打击了天下的脊背,即使函谷关以东发生动乱,也足以据守关中秦国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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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917 人们现在都熟知四川盆地习称“天府之国”,也就是说这里物产丰饶,有如天之库府。其实最早称为“天府”的,却是始于关中。战国时期,苏秦向秦惠王陈说“连横”之计,就极力称颂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多饶”,并且说“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张良所说的“天府之国”,实际上也就是在重申苏秦说过的这句话。这绝不是苏秦一时随口而出的游谈之词,而是当时普遍和一贯的看法。富饶的关中经济,是历届政权在这里立都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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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1919 按照苏秦的说法,关中经济富饶的首要表现是“田肥美”、“沃野千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粮食的生产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而关中的千里沃野则是发展农业生产极为优越的先决条件。虽然苏秦称颂关中农田肥美,但还未能说明它的肥美程度。战国年间成书的《尚书·禹贡》篇,在综合评价全国各大区域的农田状况时,对关中的农田曾作出过具体的评价。《禹贡》是把全国各地的农田分为九等,通过比较来说明其间的差异,关中所在的雍州被鉴定为“上上”,荣居全国之冠。东汉时写成的《汉书·地理志》仍然称道关中农田为“九州膏腴”,这还是以之列为国中上品。发展农业生产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水利灌溉事业。关中地势平衍,渭、泾、洛、灞、浐、沣等河流贯其间,为发展农田水利的良好基础。战国时期就开凿了引泾注洛长达300馀里的郑国渠,灌溉农田4万馀亩(秦制),亩产高达一钟,泰国赖以富强.最终兼并诸侯,一统天下。此后还陆续开凿了六辅渠、白渠、漕渠、成国渠、龙首渠、升原渠等渠道,加上一些河流沿岸直接引水灌溉,有力促进了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为在这里建都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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