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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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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六、五代以后的城市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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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末年，朱温胁迫唐昭宗东迁到洛阳，同时把长安城内的宫室庐舍尽行拆毁，收取材木，利用渭河和黄河，顺流而下，运到洛阳。隋唐长安城两代帝都，二百年繁华，一旦化为丘墟。从此以后，除了明末李自成领导建立的大顺农民政权，曾经一度建都于此以外，这里一直是作为西北地区的一座军事、政治和经济、文化重镇而存在和发展的，汉唐帝都景象已经无处寻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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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帝都地位的丧失，主要在于经济原因。唐代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是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都城建在关中，没有太多不便。可是从唐中期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超过黄河流域，全国经济重心随之南移，关中地区相距这里过于悬远，黄河和渭河的水运也都颇为不易，都城的供给日益艰难，因此，唐代以后，国都就自然向东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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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宗东迁是在天祐元年（904），同年在长安设佑国军，由韩建任节度使。韩建到任后即着手收拾长安城的一片废市荒街。韦庄的《秦妇吟》诗曾描写唐末战乱以后的长安城“百万人家无一户”，这自然是诗人夸张的说法，但朱温毁城以后，城中人口锐减当属事实。到了北宋熙宁年间，已经经过多年的和平休养生息，城中人口也只有数万家。长安城在唐朝盛时，称有人口百万，虽然这可能有些夸大，但人口总有几十万，而当时城南部尚且烟火不接，耕垦相望，这时也就更不必要使用这样大一座城垣了。因此，韩建干脆废掉原来的外郭城和宫城，只保留并重修皇城作为新城的外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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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改建后的新城有两重城墙，也就是说在原唐皇城内还筑有内城。这个内城可能规模很小，应该就是当时的佑国军或大安府（唐京兆府改名）治所。韩建同时封闭了原来皇城南面正中的朱雀门，保留了东西两侧的安上门和含光门；东西两面靠北侧的延喜门和安福门也同时封闭，保留了靠南侧的景风门和顺义门。新城的北垣，也就是原来宫城的南垣，原来设有承天、永安、长乐、重明等门，改建后也只设一座城门，叫做玄武门。这样，新城一共有5座城门，其中东西两门是相对的，南面的两座城门却都不和北面的玄武门相对。这些城门各建有三重门楼，显然是和当时的战争动乱有关。南垣西侧的含光门，现在已经进行了考古发掘，结果表明韩建改建新城时把原来的三个门道堵住了两个，只留下东面一个供行人出入，估计新城其他一些城门可能也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此外，从隋始建大兴城起，管辖京城内外的大兴（后改万年、咸宁）、长安两县就一直分别设在城内东西两侧，到这时也分别迁到新城的东、西门外，另外专门修筑了两座小城作为县治，而把大城仅仅作为佑国军城。韩建这样做，可能也和当时的动乱形势有关，在遇到战争时，这两个小城可以起到佑护大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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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代到元末，长安城的建置名称屡有变化。唐末的佑国军，后相继改为永平军（梁）、晋昌军（晋）、永兴军（汉、周、宋）、京兆府（金）、安西路（元）和奉先路（元）等。韩建改筑后的新城，在北宋仁宗时，为防范西夏侵扰，曾由知永兴军范雍主持进行过修葺加固，其后一直沿用到元代中期。大约在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至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之间这段时间内，南垣西侧的含光门又被封死，使城东南西北四面就只各剩有一座城门了。元代除封闭了含光门外，还重新增筑了城墙，并把城垣的四角改成了向外突出的圆形墩台。这种建筑形制，与传统的方形城角相悖，显然是受到蒙古人带来的其他文化的影响。这次改修后的城垣，一直沿用到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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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至元末，城内的建置布局情况，特别是五代和北宋时期的情况，留传下来的资料很少，详细状况现在还不太清楚。大体上说，通过几座城门的大街一直是城中的主要街道。宋金时期，城内以安上门街为界，东西各划分为几个“厢”，地方最高行政衙署，一直设在东西门大街和安上门街相交接处的市内交通中心附近。在城的西北角，设有驿站，称为秦川驿。官署民居市廛参差分布，已没有什么特别区分。虽然五代以后，城中人口已远不能与隋唐相比，但城中的寺观祠庙，却仍然连甍林立。韩建改建新城时，就把一些城外的寺观迁移到了城内，以后城内又有许多新的兴建。后周时永兴军城仅佛寺就不下六七十所，北宋时城中佛寺道观总数又在此之上，元代各种寺观祠庙合在一起，起码也要在40所上下。不过到了元代，佛寺道观已经相对减少许多，而一些民间淫祀则逐渐增加。例如元代奉元城中已有城隍庙、西岳庙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奉元城中还为在关中修建郑国渠的水工郑国设有“秦郑国祠”供奉，大兴城规划施工的实际具体负责人宇文恺也被设立“安平公祠”（宇文恺受封安平郡公）供奉，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们为城市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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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永兴军城中有一项重要建置，这就是元祐五年（1090）在漕运使吕大忠的建议下，把许多汉唐石刻集中收藏到了府学之北（今碑林），奠定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基础，妥善保存了许多重要石刻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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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年间，元世祖在韩建新城东北约8公里的地方，为他的第三个儿子安西王忙哥剌修筑了一座规模壮丽的宫城。安西王宫城垣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两垣略长，四面均1里馀，城的四角均呈圆形向外突出，与元代改修的安西城完全一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至元十二年（1275）到陕西时，曾对安西王宫大加赞叹。安西王宫的遗址今称“达王殿”或“斡尔垛”。“斡尔垛”是蒙语宫殿城郭或行宫的意思，应该是从元代一直传袭下来的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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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王宫的修建，反映出自五代以来一直利用着的唐皇城范围狭促，已有些不敷需要。因此，在明洪武初年将奉元路改称西安府后，即动工把北垣和东垣向外拓展约四分之一。拓展后四面仍各设一门。南门（改称永宁门）和西门（改称安定门）依旧不变，新设的东门（称长乐门）和以前一样还是和西门相对，北门（称安远门）改变了过去的位置，直与南门相对。至此，今西安城的名称、范围和城内由东西南北四门间的十字大街所构成的街道框架已经确定，以后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西安在明代以前的历代城垣，都是夯土构筑的。明隆庆二年（1568），西安城的夯土城墙外，包砌了一层青砖。崇祯末年，又在四面城门外增修了瓮城，把这座城市修成了一个坚固的军事堡垒。明代拓城时，原来的南墙和西墙都没有移动，所以改建后的西安城，东北、西北和东南三个城角都是按照一般传统习惯修成方角，只有西南城角还是因袭元代的外突圆角。此外，明代西安城较之前代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韩建改城以来，一直分治城外东、西小城的咸宁、长安两县，分别在洪武三年（1370）和四年（1371）迁到了城中，这两座小城也从此废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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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李好文《长安志图》上的元《奉元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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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西安城内的布局，最突出的变化是万历十年（1582）把元代设在敬时楼（今鼓楼）西面的钟楼，移到十字大街的中心（即今钟楼所在的地方），使这一建筑变成了整个城市的中心。西安府署因袭宋元以来的位置未变，在新建钟楼的西北侧。明清西安城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王府或旗人占去了很大区域。明洪武三年在城中兴修秦王府（即今新城），在东门大街北侧出现了一座城中之城。除了秦王府以外，明西安城中还有永兴郡王府、保安郡王府、兴平郡王府等六七所王府。至清顺治二年（1645），从钟楼向北筑墙到北门东侧，向东筑墙到东门南侧，把城东北隅这一大块地区（连同东门和钟楼在内），划为供满人居住的驻防城，明秦王府被圈入城内，改拆做满人习武的八旗教场。康熙二十二年（1683），西安城中添驻汉军，又在今大差市西侧的马厂子街，从满城南垣向南筑墙抵西安城南垣，称为“南城”，供汉军居住。但南城使用的时间不长，乾隆四十五年（1780）汉军出旗以后，就又归为普通城区了。满城则到辛亥革命时才被夷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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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西安府城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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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七、新时代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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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西安城区一直没有太大发展。1949年以后，千年帝都才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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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西安城区基本上还是限制在明清城垣之内，城市建成区只有13.2平方公里，而现在的城市建成区已发展到133平方公里，超过原来的10倍。今天的西安城是按照规划逐步建设起来的，所以形成了一些具有特色的专门区域。东郊是发电、纺织、印刷和机械工业区，特别是在东郊的白鹿原北部，已建成南北连绵6公里、从纺织到印染体系比较完整的“纺织城”，包括5个大型现代化工厂和许多工人新村，是我国的纺织工业基地，也是我国纺织工业的集中区域之一。西部是电力、机械、仪表工业区，已形成电工企业集中的“电工城”，是我国研究和生产高压、超高压成套输变电设备的重要基地。南郊以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20多所高等院校和许多中等专业学校构成了一个文化区域，有“文教城”之称。城垣内的旧城区，已被改造成为繁华的商业集中区和行政办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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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的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中，始终重视保持古都风貌。在今城区的范围内，有许多唐代以来的历史遗迹，例如唐代圜丘（天坛）、大雁塔、小雁塔、青龙寺、大兴善寺、兴庆宫、曲江池，宋代兴建的碑林，明清的西安城墙、钟楼、鼓楼等，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维修。现行的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城市的各项建设要与古城的传统特色和自然特色密切结合，力求“保护明城的完整格局，显示唐城的宏大规模，保护周、秦、汉城的伟大遗址”，并配合旅游事业，把有关遗迹点、线、面地组合联系起来，把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文化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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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本文原为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中的一章，系遵奉业师史念海先生之命撰写，并与先师合署。因当时碍于陈桥驿先生恳切邀请，筱苏师不得不列名鼎助，实际上却无暇顾及，只好指示我来起草这篇文稿。德勇涉学日浅，所知无多，且文笔拙涩，惟勉力应命而已。文稿呈送先生审阅时，幸蒙宽宥，未加批改，故今从实收录在这里。又此文原题“西安”，现在的篇名为今所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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