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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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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长安城寺院的分布与隋唐时期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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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两代是佛教在我国的兴盛时期。由于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原因，都城长安也成为当时的佛教活动中心。长安城里寺院遍布，梵塔林立，僧侣云集，俨如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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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在隋代称为大兴城，这是因为隋文帝杨坚在北周曾受封为大兴郡公。大兴城是隋文帝开皇二年（582）下诏兴建的，兴建大兴城时没有因循西汉以来长安城的旧址，而是在汉城的东南另择新址。因而，隋文帝有条件对新建的都城事先做出全面规划。在隋文帝禅周而立之前不久，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毁灭佛法，各地寺院废毁殆尽，都城长安自然禁毁更甚。隋文帝则素来笃信佛法，受禅即位之后即普诏天下，大兴释教，所有废毁寺院一并重立。因此，在规划新都时，他也特别着意建置寺院。大兴城在开皇二年六月开始兴建，当年底就基本完工。时间急促，当时财力也有限，所以在初建都城时只修成了大兴善寺、菩提寺、灵感寺、月爱寺、万善尼寺等很少几所寺院。隋文帝力虽不足，心却有馀。在迁入新都之始，他就指令朝廷预定120个寺额，宣布只要有人有力量兴建。就可以领取寺额，建造寺院。这样许多权臣贵戚陆续出资兴修寺院，或者捐舍自己的宅院作为佛寺。到隋炀帝大业初年，120个寺额已全被建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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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初年的120所寺院，现在还有110多所可以确定其名称和所在位置（见图1）。大兴城的平面布局，是由隋代的杰出建筑设计家宇文恺具体规划的。按照他的设计，全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构成。外郭城是居民住宅区和商业区，所有的佛寺都分布在住宅区里。大兴城的住宅区被纵横交织的街道分割成一个个矩形小区，每个小区外面都有围墙，被称之为“坊”或者“里”。一座座佛寺就坐落在这些坊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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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隋大兴城寺院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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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城最初有109个大小不等的坊里，因此，在大业初年时平均每个坊都可以有一所寺院。然而，大兴城里寺院的分布，却不是这样均匀，有三四十个坊根本没有寺院，另一些坊却有不止一所甚至四、五所以上。从图1可以看出，隋大兴城内的寺院，大致有四个相对集中的分布区。最大的寺院分布区以西市为中心，包括了皇城南面和西面的一些坊里。其中以西市东南的崇贤坊寺院最多，高达8所。西市北面的隆政坊（唐玄宗时改名颁政坊）、醴泉坊和居德坊也有四、五所寺院。这个分布区内的寺院占城内寺院总数的70％以上。其次是以东市为中心的分布区。这里寺院的集中程度远不能与西市周围区域相比，每个坊内最多也只有两所寺院。再其次是在城东南隅曲江池附近，也有一小片寺院相对集中的分布区，统共不到10所寺院。最后一个分布区是城西南角上孤立分布的两所寺院。总的看来，城南部僧寺分布很少，城北部也相对稀疏，大多数寺院都集中在中部地带；从城市东、西两侧的对比来看，西部又明显高于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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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城内佛寺在中部地带的集中，首先与城市的规模过大，以至超出了实际需要有关。大兴城周长35.5公里。由于面积过大，市场、官署又都建在中部或北面，城南面四排坊里很少有人去住，以致“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俨如田野景象。寺院建在这里，当然也不便承受信众的香火。城东南角和西南角虽然也建有一些寺院，但这都另有特殊原因。城西南角有两座寺院，一个叫禅定寺（唐名庄严寺），是文帝仁寿三年献后所建。当时把寺址选在这里，是因为这里地势低微而又稀有居宅，使整个城市布局失衡过多，所以宇文恺特意在这里设置一座大型寺院，占有两个坊的各一半地方（实际上总面积正好一个坊），并在寺内建造了一座三百三十尺高的大型木塔，用以调整大兴城的平面布局。大业元年，隋炀帝又在这两个坊的另外一半，对应着禅定寺，为隋文帝建立了一座同等规模的寺院和同样的木塔，名曰大禅定寺（唐名大总持寺）：进一步纠正了大兴城的严重失衡状况。城东南角的一小片寺院，则与曲江池及其下泄水道黄渠所构成的风景区相关。曲江池是大兴城的一处重要水源，城东南临近池水的地方风景优美，是城里居民的主要游赏区，同样也是释家子弟乐于驻锡的宝地。譬如著名的大慈恩寺（隋称无漏寺）就坐落在这里，寺院“南临黄渠，水竹森邃，为京都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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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对市场贸易控制很严，大兴城里的商业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东、西两市进行。因此，吸引着居民也向这里集中。寺院建在居民聚集的中心地带，当然也便于居民参与佛事。至于西市周围地区的寺院比东市周围更为集中，则是因为城里大多数寺院都是由勋官贵戚们舍宅捐建的，而大兴城的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城西部低洼潮湿，容易积水，所以，原来居住在城西部的达官贵人纷纷迁往城东，同时也给老佛爷送了个顺水人情，留下旧宅改作佛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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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改大兴城名为长安城，佛寺的规模和分布情况则与隋代基本相同。开元十年前后，长安城共有僧寺64所，尼寺27所，合计佛寺91所。日本学者福山敏男曾对这一时期长安城内的寺院分布做过细致的复原，图2就是根据他的研究绘制。对比图1，我们可以看出，在基本保持隋代分布趋势的前提下，唐代寺院的分布更趋于向城市中部集中，南部的寺院空白区进一步增大。此外，唐高宗在城东北墙外修建大明宫以后，唐朝曾长期以大明宫为正宫，受其影响，城东北部的寺院也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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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唐长安城寺院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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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内不仅寺院众多，而且一些佛寺的规模也很大。如大兴善寺独占一坊之地，总面积有二十亩左右；大慈恩寺也占有半坊，共有僧舍一千八百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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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寺院中聚集了大量僧侣，特别是道行精深的高僧大德，更主要集中在城内各佛寺之中。在“安史之乱”发生以前的唐代前期，全国约有40％左右的著名高僧集中在长安。云集而至的梵界精英人物，在一些著名寺院布道弘法，相互声气应求，把佛教活动推向繁荣兴盛，而他们活动过的寺院也随之成为佛门胜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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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善坊大兴善寺是隋朝的一所重要寺院，“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它与大兴城同时兴建，并与大兴城的命名一样，取隋文帝旧封爵号“大兴”列入寺名，再加上所在坊名的后一字“善”字，这样合为“大兴善寺”。隋文帝很重视这所寺院，特在寺中设置译馆，作为全国的译经中心。北印度犍陀罗国著名僧侣阁那崛多在这里主持翻译了数百卷佛典，为隋唐佛教的兴盛做出了很大贡献。唐时大兴善寺仍为长安城三大译经中心之一，特别是印度名僧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人在这里传译了大量密宗经典，密宗因而在唐代盛极一时，大兴善寺也被视为密宗的祖庭。现在西安市南部的大兴善寺，就是沿承隋唐大兴善寺的旧址。巡礼其间，颇能使人依稀联想到当年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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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昌坊大慈恩寺则是唐代著名佛学大师玄奘译经讲学的地方，也是长安城的译经中心之一。玄奘从印度回国后前后译经1300多部，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大慈恩寺完成的。除了译经以外，他又广授门徒，弘布众经，而尤以阐扬法相宗学说用力为多，因此被人尊奉为我国佛教法相宗的祖师，大慈恩寺也随之成为法相宗的祖庭。在玄奘所授门徒中，不仅有中国佛子，还有不少远道求法的外国佛徒，比如他两大高徒之一的圆测就是新罗国的王孙。大慈恩寺的香火历代沿承未绝，直至今日。今西安市著名的大雁塔就是大慈恩寺的寺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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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坊的青龙寺也是隋初营建新都时修建的一所寺院。这里地势高爽，可以俯瞰市井，仰观南山，时人称誉“有登眺之美”，也是一处颇为吸引人的地方。唐代青龙寺后来主要传授密宗，许多日本和新罗的留学僧人都来学习，其中最著名的有日僧空海、圆仁、圆珍以及新罗僧惠日等。空海等将密宗传入日本，对日本后世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青龙寺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已经重现于世，并在唐代基址上做了部分复原，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和日本佛学的圣地而供人们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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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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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宋金元时期的西安历史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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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元时期，是西安城市历史地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它由唐代布局严整的坊市制，转变成为民居与商肆相错杂的新型城市内部布局形态。由于这里是唐代都城长安的所在地，唐长安城又是当时最为典型、最有代表性的坊市制城市，所以研究宋、金、元时期西安的历史城市地理布局，也就具有了非常特殊的意义，它可以直接看到同一城市在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城市地理布局形态所伴随发生的演变。令人遗憾的是，与唐代长安城的历史地理研究相比，对于宋、金、元时期西安城的历史地理研究，一直相对比较薄弱。有限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地理文献和城市平面布局形态等基础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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