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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二、关于城市平面布局形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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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末年，朱温毁弃长安城，胁迫唐昭宗东迁洛阳，居守长安的地方实力官员韩建，随即主持放弃原外郭城和宫城，重新改修皇城，作为官廨民居居处的城邑。韩建改修后的城垣，史称新城。除元代在原范围和规模的基础上又略有改修外，直到明初，城垣的范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也是我们把这一时期的西安城作为一个单独的发展阶段来进行研究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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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研究这一时期西安城市建置的学者，应推为清代嘉庆年间的陆耀遹和董祐诚，他们在合纂《咸宁县志》中，分别绘制了《宋京兆府城图》和《金京兆府城图》，并对宋、金、元三代的城市街巷布局也略有考订。特别是他们利用金章宗明昌五年上石的《京兆府提学所帖碑》，来考证金代的城市布局，为复原这一时期的城市面貌，做了极为有益的探索。陆耀遹等挖掘金石资料来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与清代乾嘉汉学重视金石资料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陆耀遹本人就是当时有名的金石学者，著有《金石续编》，接续王昶的《金石萃编》。不过作为研究这一时期城市建置的开拓者和挖掘利用金石史料的倡导者，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研究自然也还不够精细，需要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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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在奉元城东北方约3公里处，另外修筑一城，作为安西王的宫城，曾见于《马可波罗行记》。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座宫城做了初步勘探，发现城址大致呈矩形，北墙略短于南墙，周围计2，282米。它在建筑形式上的最大特点，是四角均呈半圆形向外突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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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伯伦著《西安历史述略》，是比较系统论述西安城市历史发展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述〔12〕。但本书的重点是在西安历史上最辉煌的汉唐时期，对于宋、金、元时期的情况，着墨不多。关于城市地理布局，武氏个人的见解主要有如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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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长安志图》在记载韩建改建后的新城时提到：“城之制，内外二重。”武氏以为：“元奉元城正是内外两重城墙，说明唐代的皇城原来就是两道城墙。在这两道城墙中间，可能驻有士兵以保护皇城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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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沿用明代城墙的今西安城墙，是明代洪武年间拓展元奉元城旧城的东、北两面以后形成的，因而只有西南角以及西面和南面的一部分城墙，还保留着元代的旧城，而现今四个城角中恰恰也只有西南角呈半圆形向外突出，其余三个墙角都是平整的方形直角。武氏据此推断说：“奉元城可能四角都是突出的圆角。明代初年重修时，北面、东面都是新拓的，西、南两面主要利用的是旧城，故西南角保留了原来的形状。而这种制度还可以追溯到唐代。就是说唐代的皇城就是四角突出的圆角。”“因此，西安城不但保存着元奉元城的制度，还可以进一步说是保存有唐皇城的制度，尤其是西、南城角部分。”武氏还推测说，元安西王宫城四角均呈圆形，“可能是仿照元奉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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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点看法，涉及到的都是城市布局中最重要的基本问题，需要认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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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点，即韩建新城之所谓“内外二重”的城垣，究竟是什么含义的问题，马正林在《丰镐——长安——西安》一书中也有一段相关的论述〔13〕。马氏云：“（韩建）只留皇城，不留宫城，是由于皇城面积稍大，废弃宫城以后，宫城与外郭城还可以作为皇城的外围，使皇城成为城中之城，更为安全。”武伯伦说元代的奉元城有内外两道城墙，没有交待有什么文献依据；马正林则没有讲明其所谓“城中之城”是否是指这种“内外二重”的城垣。前文在评述杨文衡《〈长安志图〉的特点与水平》一文所说的元奉元城有内外两重城墙的说法时，我已经谈到，杨文这种说法，是对成化本《长安志图》中《奉元城图》城墙标记符号的一种错误解读，武伯伦的说法，很可能同样出自这样的误解。如果是这样，那么，显然也是缺乏可信根据的。另外，从城墙的实际功用上讲，如果像武氏所说的那样，把士兵布防在夹城般紧紧套接在一起的两道城墙之间，如同把军队布置在深谷当中来为两面的高山设防一样，恐怕只能坐以待毙，在军事上是根本讲不通的。至于再由此逆推“唐代的皇城原来就是两道城墙”，就更靠不住了。因为关于唐代长安城有《两京新记》、《长安志》等系统的史料传世，何以会找不到任何相关记载？所以连武伯伦本人也感到有些困惑，说“这种制度在其他文献资料中没有提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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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辛德勇在因疏忽没有读到武伯伦这一观点的情况下，针对马正林的说法，在《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也对这一问题做过探讨〔14〕。辛文认为，所谓内外二重之制，首先是就唐皇城之内而言，与唐宫城或外郭城都毫不相关。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十二多次提到一处所谓“府城”，都应当是指北宋京兆府的衙署亦即所谓衙城。这个衙城自然是设在新城城垣之内，成为新城之内的城中之城。如果再向五代及唐初追溯，它的源头应当就是韩建在改建新城时，修建了这座内城作为京兆府或佑国军的衙署，此即《长安志图》所谓“内外二重”的城垣。这一衙城经宋代沿用至元代以后，成为奉元路的衙署。辛文指出，衙城又写作牙城，或称作子城，至迟在唐代后期已经成为府州一级城市中很普遍的一种设置，如华州、越州、徐州、蔡州等城均是如此。这一点可以从侧面说明，韩建改建新城时在城内修筑小城来安置衙署，是当时普遍通行的做法，这种“内外二重”的建置，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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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点，即宋、金、元时期一直沿用的韩建新城的四个城角，是否从其前身即唐代的皇城时起，就是向外凸出的圆角的问题，武氏的推论，需要以韩建改建新城后直至明初拓展城垣时这一期间内城垣从未重新修整过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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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另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根据《长安志图》的记载，韩建改建后的新城，在北、东、西三面各有一座城门，南面从东向西依次有安上门和含光门两座城门，分别为原唐长安城皇城南墙上东、西两侧的城门。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可以知道，韩建当时是把含光门原来的三个门道，堵住了两个，只留下东面一个门道供行人出入。东面这个门道后来也被封死，这是唐末至明初期间韩建新城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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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嘉庆年间的陆耀遹、董祐诚起，相继有学者依据相关文献来推断含光门最后被封闭的时间。陆耀遹、董祐诚在《咸宁县志》中推断是在北宋元祐元年以后；马得志在《唐长安城发掘简报》中进一步推断〔15〕，是在北宋元祐元年（1086）至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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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根据元代元贞二年成书的《类编长安志》中仍然记有含光门的情况，进一步推断出在元贞二年（1296）时，含光门依然存在，这是含光门封闭时间的上限。辛文又根据元顺帝至正二年成书的《长安志图》在《奉元城图》上已经没有标绘含光门的情况，推断至正二年（1342）应当是含光门封闭时间的下限。即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可以肯定含光门一定是在元贞二年（1296）到至正二年（1342）这四十六年期间封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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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分析文献记载之外，马得志在《唐长安皇城含光门遗址发掘简报》中，还报道了考古发掘的情况，表明含光门应封闭于元代。辛文以此为基础，根据清人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讲到的元朝人在至正年间曾经建城的说法，推断含光门只能是在至正元年至二年这两年时间内封闭的。马文称考古发掘表明，“元代除了封闭含光门外，还重修了城垣和改建了四角的墩台，目前已知西北角和西南角为元代改建成圆形向外突出的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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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表明，在元代至正初年，曾对城垣做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包括完全封闭了含光门，并把城角由方形改建成为外突的圆形。这样，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前述武伯伦著作中提出的第二点问题，可以明确武氏所云元代奉元城外突圆形角台是沿自唐代皇城旧有形制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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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武氏著作中提出的奉元城与安西王宫城同样形制圆形角台之间的关联问题。安西王宫城建于元代初年，在《马可波罗行记》中即有记载，而在与改修奉元城角台大致同时成书的《长安志图》当中，是被标作“安西故宫”，说明当时已废弃不用。这样看来，两城角台形制的源流关系，实际正好与武氏所说相反，不是奉元城影响了安西王宫城，而是安西王宫城影响了奉元城。弄清这一点在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中是很重要的，它关系到不同民族文化对于城市布局形式的影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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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清人陆耀遹、董祐诚在编纂《咸宁县志》时进行了初步研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再进一步具体研究宋、金、元时期西安的城市建置。辛德勇《宋金元时期西安街巷名称考录》一文〔16〕，搜集宋元间的地志和碑刻资料，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考述了这一时期内城市内部的街巷名目以及与其相对位置比较明确的城市设置，为具体复原城市平面布局状况，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工作。在此基础上从事复原，应该说大体上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辛文通过揭示金《京兆府提学所帖碑》记述宅基地的通例（即凡是记录街道两旁地基，云其东西或南北阔若干，必是在与街道平行方向上量算；而云其东西或南北长若干，则必是在与街道垂直方向上量算），确定了许多过去无法判明或判断错误的街道的走向，为下一步准确比定这些街道的位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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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晚于辛文面世的史念海先生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17〕，其中列有《五代新城图》、《北宋京兆府城图》和《元奉元路城图》三幅与本文相关的城市图。从与现代地点相对应的表述形式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上来看，图集中这三幅地图在复原这一时期城市地理面貌方面的进步，可以说是空前的，在具体建置位置的考订上，也比清人陆耀遹和董祐诚研究有所进展，这需要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在另一方面，在当今的学术背景下，作为一部全面反映西安历史地理面貌的历史地理图集，有关内容的编制，显然存有一些值得斟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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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图幅的设计，金国统治时期，是西安城市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理应设置专图，予以表述，而且如前文所述，这一时期留存有《京兆府提学所帖碑》这样一份独一无二的资料，有条件恢复较多的城市建置，清人陆耀遹、董祐诚早已利用它绘制过《金京兆府城图》，我们今天的工作不应反而比他们向后倒退。所以图集中没有金代的城市图，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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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许多内容标绘得很不准确。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北宋京兆府城图》上“京兆府学”的位置。在这幅图上，“京兆府学”标绘在接近城垣西南角的位置。这大致是元代府学亦即今西安碑林所在地位置。但是元代的府学与宋代的府学并不在同一地点。此前辛德勇撰《西安碑林的迁置时间》一文〔18〕，引据金人李栗《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的记载，早已指出北宋的“京兆府学”一直设在“府城之坤维”亦即西南部，绝对不可能与地处城市东南角内的元代府学是同一地点。直到北宋行将灭亡的徽宗崇宁二年，才因原址“地非亢爽”而迁至今西安碑林所在的地方。像这样的失误，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仔细考核相关文献，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又如《元奉元路城图》上绘有“掖庭街”，被绘作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今案《京兆府提学所帖碑》载：“掖庭街王昱佃东壁地基，阔伍拾五尺，东西长贰佰陆拾尺。”〔19〕这里所谓“东壁”、“东西长”云云足以证实此“掖庭街”为南北向的街道而非东西走向。这也可以证明图集中这几幅图的绘制工作，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质量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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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历史地图集》出版后，参与地图编绘的吴宏岐先生，撰写《论唐末五代长安城的形制和布局特点》一文〔20〕，论述韩建新城的布局特点。吴文除在辛德勇研究的基础上，又对新城内衙城的位置和范围做了进一步的比勘之外，还分析了城内主要街道的形成原因，阐释了这些主要街道走向对于城市建置布局的制约作用，以及这种格局对于后来宋、金、元时期城市布局的影响。不过吴宏岐先生在文中推断，唐末五代的新城曾按照《周礼·考工记》“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思想，对于城市进行了一定的规划，这一点却似乎还需要仔细斟酌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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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情况中可以看出，关于宋、金、元时期西安历史地理的研究，虽然已经做好了一些基础准备，特别是历史地理文献方面的基础研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进展，不仅会揭示出西安历史城市地理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而且还会为我们认识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的地理面貌，起到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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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村圭尔、辛德勇主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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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德勇《古地理书辨证三题》，刊《古籍整理与研究》总第5期（1990年），后收入作者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27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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