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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谈唐代都邑的钟楼与鼓楼——从一个物质文化侧面看佛、道两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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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和鼓楼，是中国古代都邑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景观。在当代社会民众的一般印象中，当这两座建筑成对组合配置时，通常是钟楼居东，鼓楼在西，常言所说“晨钟暮鼓”，正与这种东西方位相对应。然而，若是追溯它的历史渊源，则可以看到，这种配置形式，并不是亘古不变的传统，而是唐代以来佛教在全国各地普遍兴盛之后才逐渐形成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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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尘世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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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谓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2〕，反映出颁授属民以节令时日，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事情。在通都大邑当中，设置特定的场所，用以撞钟击鼓，最初往往是为了昭示一日之中的不同时辰。蔡邕《独断》记述汉代钟鼓报时制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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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以动众，钟以止众。夜漏尽，鼓鸣，则起；昼漏尽，钟鸣，则息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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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汉代是否建有类似钟楼和鼓楼的设施，今已无从考究。只是《史记》在记载吕后布设计策杀害韩信一事时，谓“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锺室”，唐人张守节以为这一“锺室”，即“长乐宫悬锺之室”〔4〕，“锺”需要悬而置之，自然是用以撞击鸣响，盖古时多以“锺”来通作“鐘”字，亦即钟鼓之钟（案下文若无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这种钟鼓之钟，一般径行统一书作“钟”字）。不过，钟鼓在当时也是宫廷常用的乐器，亦即所谓“礼乐”之器，这处钟室究竟是报时的设施，还是存放乐器的场所，现在还很难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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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知，时代较早的钟鼓楼，见于三国时期的曹魏邺城。嘉靖《彰德府志》有相关纪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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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鼓楼。二楼在文昌殿前东、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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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殿是魏都邺城宫城的外朝，这显然是设置于宫廷之中的报时钟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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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彰德府志》成书于嘉靖元年，看似时代较为迟晚，但纂辑者崔铣叙述其撰著缘起，云：“正德己卯，太保汤阴李公，于中秘得宋《相台志》十二卷，元《续志》十卷，郡守陈公万言令所部各以其志送官。是岁冬，予辑而正之。……启书读之，宋《志》事略具而文义芜鄙，元以下亡观焉。乃别为例，作九志，凡八卷。其事兼采诸史，其文则删润者过半矣。”〔6〕从而可知，《彰德府志》所记曹魏邺城宫阙制度，必定出自李公所得宋人志书，而这种蓄藏于“中秘”的相州旧志，乃是北宋元祐年间当地知州李琮命人“效宋敏求《河南志》成此书”〔7〕，李琮等人当时自有可靠史料依据，《彰德府志》的记载亦信而可从。遗憾的是，钟、鼓二楼分列文昌殿前东、西两侧的说法，过于笼统。因为上古以来《诗经》等文献就习惯以“钟鼓”的顺序并称二者，而古人叙述东西方位，通常都是先东后西，所以，钟、鼓“二楼在文昌殿前东、西”的说法，很有可能是出自上述习惯的随意性表述，我们还无法对钟楼和鼓楼各自所在的东、西方位，做出区分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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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东西相对配置的钟楼和鼓楼，并没有被很好地直接继承下来。稍后，至西晋时期，戴延之在《西征记》中记述说，洛阳宫城外朝太极殿前，有“左右各三铜钟相对，大者三十二围，小者二十五围”〔8〕，没有提到同样起报时作用的鼓。可见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形成在主建筑前东、西相对配置钟、鼓的固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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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在今鄂尔多斯地区建立的夏国，所筑都城世称统万城，至清朝道光年间，犹残存有许多建筑遗迹。著名学者徐松在榆林知府任上，曾特地派人勘察，在他得到的报告当中，提到了钟、鼓两楼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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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五年，榆林府知府徐松，檄怀远县知县何丙勋，确查夏统万城故址。丙勋于是携南针纸笔，随步定向，……至旧相传之白土城。细加相度，……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许，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头、二道城内，但馀瓦砾。三道城内，南面西隅钟楼，东隅鼓楼。鼓楼仅存基址，坚筑白土墩，高五六丈，无级可乘。钟楼尚堪登眺，高约十馀丈，白土筑成鸡笼顶式大厦一间半，已圮其半，悬钟屋顶，形迹宛然。周围飞栏八层，插椽孔穴，历历可数。尚有三四孔馀松椽半橛，问椽之长岀者，悉为鞑鞑猱升拔而薪之矣。南面列土墩七，坚硬如石，似系台楼之基。北头有白土坡，似系宫殿之基。北城东西两角，亦有土墩，当即俗所谓转角楼者。内城东西不及一里，南北约一里有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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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足以清楚说明在统万城宫城大殿前面的西南角上建有钟楼，但东南角上与之对峙的另一座建筑遗迹，却并不一定就是鼓楼。盖如何丙勋所述，这一建筑已经仅存基址，不像钟楼一样，还剩有悬挂大钟的“形迹”，可以用作复原的依据。参照洛阳宫城太极殿前左右同时置钟的情况，并不能排除东南角的建筑或许也是一座同样的钟楼。南朝萧鸾举兵入宫，谋罢废齐帝昭业，“率兵自尚书入云龙门，……帝在寿昌殿，闻外有变，使闭内殿诸房，令阉人登兴光楼望，还报云：‘见一人戎服，从数百人，急装，在西钟楼下。’”〔10〕所说“西钟楼”应指西侧之钟楼，而既然特以“西钟楼”相称，似乎就应相对另设有一座“东钟楼”，而不大可能是东与鼓楼相对应。盖汉人旧说以为“古者天子左五钟，右五钟”〔11〕，左右相对置钟，乃是本自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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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赫连勃勃修筑统万城钟楼略微迟晚一些，北魏于神瑞三年在京师平城“建白楼，楼甚高竦。……后置大鼓于其上，晨昏伐以千椎，为城里诸门启闭之候，谓之戒晨鼓也”〔12〕。这种鼓声，专门用于控制城门的启闭时间，鼓楼也同样具有专门的作用。迁都洛阳之后，北魏依旧建有一些独具特色的钟鼓设施，特别是在地方各州城当中，也开始“置楼悬鼓”〔13〕。与此同时，相对来讲，钟的作用，在都城当中似乎相对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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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明帝灵太后胡氏，曾以音响效果奇佳，而将龙华寺内一口声传五十里的大钟，“移在宫内，与内讲沙门打为时节”〔14〕。《水经·穀水注》记述说，在魏明帝兴建的金墉城上，“西面列观，五十步一睥睨屋台，置一钟，以和漏、鼓”〔15〕。这种置钟应和漏、鼓以报告时辰的做法，此前在南朝的萧齐，已经见到应用。《南史·裴皇后传》记齐永明中，“上数游幸诸苑囿，载宫人从后车。宫内深隐，不闻端门鼓漏声，置鍾（鐘）于景阳楼上，应五鼓及三鼓。宫人闻钟声，早起妆饰”〔16〕。继此之后，南朝陈人徐陵致书于北齐仆射杨遵彦，内有句云：“至于铛铛晓漏，的的霄烽，隔溆浦而相闻，临高台而可望。”〔17〕所说“铛铛晓漏”，正是描述时钟与漏壶匹配使用的样态。这是与汉代按照早晚不同时辰而区分使用鼓、钟不同的另一种钟鼓配用方式。不过，《文选》载南朝刘宋时人鲍照有诗句曰：“鸡鸣关吏起，伐鼓早通晨。”唐人李善注云：“《史记》曰：‘关法，鸡鸣出客。’”〔18〕所说“伐鼓”，显然是指敲击司晨之鼓，一如蔡邕所说，“夜漏尽，鼓鸣，则起”。又《北齐书·儒林传》记载权会“曾夜出城东门，钟漏已尽，会唯独乘驴”〔19〕，依旧在沿用蔡邕提及的漏尽钟鸣制度，说明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形成一种南北各地普遍施行的钟鼓报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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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平城的“戒晨鼓”，后来在唐朝长安城里重又现身。《唐六典》对京师长安城中通过敲击钟鼓来控制城门启闭的制度，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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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郎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开阖之节。……开则先外而后内，阖则先内而后外，所以重中禁、尊皇居也。候其晨昏，击鼓之节而启闭之〔承天门击晓鼓，听击钟后一刻，鼓声绝，皇城门开。第一咚咚声绝，宫城门及左右延明、乾化门开。第二咚咚声绝，宫殿门开。夜第一咚咚声绝，宫殿门闭；第二咚咚声绝，宫城门闭及左右延明门、皇城门闭。其京城门开闭，与皇城门同刻。承天门击鼓，皆听漏刻契至乃击，待漏刻所牌到，鼓声乃绝〕。〔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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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导引京城诸门启闭的鼓点，同时也兼主坊市之门的开阖。《新唐书·百官志》对此亦略有记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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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凡城门坊角有武候铺，卫士彍骑分守。大城门百人，大铺三十人，小城门二十人，小铺五人。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嚣呼，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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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城门依鼓声启闭，据云系唐太宗时马周建言所致：“先是，京城诸街，每至晨暮，遣人传呼以警众，周遂奏诸街置鼓，每击以警众，令罢传呼，时人便之。”〔22〕唐人特称之为“街鼓”〔23〕，李贺有诗句“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24〕，吟咏的就是这种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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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长安城里这种“街鼓”是始发于宫城之内，它同设置在皇城、宫城里面的报时鼓一样，还要与漏刻、大钟配合使用，这一点同北魏洛阳金墉城以及南朝萧齐景阳楼以钟配合漏、鼓的情况，性质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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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般情况来推测，唐代有很多设置，应当是沿承杨隋旧规。隋东都洛阳城外朝乾阳殿庭院之“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刻漏则在楼下，随刻漏则鸣钟、鼓”〔25〕。显而易见，唐长安城的报时制度，与之如出一辙，而隋代乃明确建有钟楼和鼓楼。唐长安城大明宫外朝含元殿，“殿东南有翔鸾阁，西南有栖凤阁，与殿飞廊相接。又有钟楼、鼓楼”；又兴庆宫大同殿前面〔26〕，同样也是“左右有钟楼、鼓楼”〔27〕。如前所述，我们并不能据此推定隋唐宫廷中钟楼和鼓楼所配置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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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礼制角度讲，隋唐长安城中最核心的建筑，一直是宫城太极宫正殿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焉”〔28〕。即使是在高宗以后，实际施政于大明宫或兴庆宫的情况下，一些特别重大的礼仪活动，诸如冬至祭祀圜丘、皇帝时享太庙等，通常还是要在太极殿举行某些仪式〔29〕。因此，太极殿前的钟、鼓楼配置情况，在当时应该最具有标志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