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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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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论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略作修改而成，该论文于2001年12月完成并通过答辩。随后，还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奖项，由北京大学图书馆收入馆藏。在成书之际，我还想就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题目进行研究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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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个人旨趣而言，研究地缘政治学的理论问题并非偶然。地缘政治学和均势学说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的两大支柱。本人曾专门钻研过均势学说，写就《均势演变与核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国际格局论》（北京出版社，2004年）两书，本书乃是对现实主义学派研究和探讨的继续。当然，就目前我个人的研究重点和范围而言，不独现实主义一说，亦涵括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诸种学说，它们将成为我下一步研究的方向。我以为，在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努力中，完整地了解和研究西方理论（包括主流理论和非主流理论），借鉴和消化其中的有益成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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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尚处在由“拿来主义”到独立创建的转型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翻译引进和介绍综述西方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必要的，但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之前，我觉得至少还应该有两件事情要做：一是要对西方理论进行带批判精神的“双重阅读”。“双重阅读”包含着追述和评论等重复性研究，这可类同于对他人“理论建构”的同步建构；但更重要的是，它也包含着解构他人已经建构起来的理论，在终极意义上，解构不仅仅是一种颠覆，更是一种创新和再造(1)。对我们而言，需要对西方理论做“双重阅读”，双重阅读重在第二次阅读，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西方理论的第一次阅读上，更不能停留在对原文原意的理解上。在中国的理论建设方面，两种阅读的区别在于，第一次阅读的重心仍然受到西方原论的强烈吸引和制约，故此译介综述显得重要；第二次阅读的重心则已经事实上发生偏移，其“质”的部分或者说内核构建开始从西方理论转移到中国理论。二是需要以中国学者自己作为研究主体，提出中国式的概念、范畴、命题以及系统的理论观点和解释模式。应该说，这种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具有中国学者自己（甚或个体）“人格化”的研究过程，其理论成果可以打上“中国制造”的标识。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型阶段，上述两种研究工作都是值得提倡的，但研究者应在心中明白的是不失去自己作为研究主体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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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说到本书的研究特点。本书属于纯粹的理论研究，而非策论式研究或简单的应用性研究。之所以说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是因为本书以地缘政治学这一学科本身及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这一意义上，它或许带有“元理论”研究的特点。所谓“元理论”研究便是以某一学科为对象所展开的研究。虽然本书也试图兼顾地缘政治的某些现实问题，包括论及中国的地缘政治问题，但它仍然首先观照于地缘政治学的学科性质、理论结构和基本特征。在国内的理论研究中，对“元理论”的研究是缺乏的，因而研究的价值和空间都是很大的。同时，本书对西方理论（当然是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兼具第二次阅读和中国本位的双重特点，虽然我参考了大量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原著，甚至自己直译了其中的部分原文以供研究之用，但我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这些原著的观点上，而是努力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式对它们进行第二次阅读，其用意是尽量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概念、观点、命题和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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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文写作到本书成稿，差不多过了5年多。之所以放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公开出版，是因为本书涉及的问题确实是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中的重大问题，不能等闲视之。我想用时间检验一下书中的观点和立论是否站得住脚。应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新思索，我认为把论文整理出书，还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至少可以有与学界讨论和争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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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2006年我获得了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的出版资助，这不仅是本人在学术上的一项荣誉，也是本书进行修改的直接动力。从整体上说，本书保留了论文原稿的风貌，立意和框架都没有做太大的改动，只是在文字上做了若干校正和润色。书中大的修改是有关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总结部分（第八章和第九章），另外根据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办公室所汇集的专家意见，对最后一章即关于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选择问题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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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借此机会表示衷心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梁守德教授，他对我论文从立意构思到全文写作给予了全面的指导。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同行都知道，梁老师一直倡导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此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正是我对理论问题保持很高兴趣的重要源泉。在梁老师的悉心指导和教诲下，我努力把自己的理论研究与重大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联系起来，并选择了地缘政治学的理论角度来进行一项自认为有意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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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潘国华老师、方连庆老师、王杰老师、邱恩田老师和叶自成老师都给予了难得的指导和帮助，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这使本人获益匪浅。军事科学院前副院长糜振玉中将、国防大学教授汪江淮少将在本书写作的关键阶段给予了非常有价值的指教，他们以军人特有的洞察力对地缘政治所作的精辟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将成为我继续向他们请益的开端。在本书资料搜集阶段，教育部李军司长将自己收藏的一些珍贵资料慨赠与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资料室的潘京初老师在我借阅和使用书籍时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在这里，我对上面各位老师和专家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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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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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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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重阅读”是一种解构主义的文本阅读策略，根据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文本阅读理论，“文本不是一个已完成了的文集，不是一本书或书边空白之间存在的内容，而是文字之间互为参照的‘痕迹’。因此，阅读决不是寻找原初意义，理解决不以作者为中心。以把握原初意义为特征的现代主义的阅读方式和理解方式必须让位于对作品的解构活动”。见（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家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译者的话，第3页。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对“双重阅读”策略所作的评述，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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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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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存在和发展的，作为一种天赋的和恒定的因素，地理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和面貌。黑格尔（Georg W. F. Hegel）说过，人类历史具备地理的基础(1)。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地理因素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一，对不同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会产生极大的制约作用。同样，国际关系和作为国际关系主体角色的国家以一定的地理空间为活动舞台，地理因素构成了国际关系的空间条件。所谓地理因素，主要包括国家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也包括国家的疆域幅员、自然资源、地形地貌、气候、人口以及交通状况等分布性条件。在一般情况下，由地理因素所产生的各种对应关系既可能限制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也可能给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提供可资利用的条件。当地理因素所产生的作用超越于纯自然层面而上升到政治层面时，便形成了地缘政治。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客观存在，地缘政治表示各个国家、特别是那些大国依托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而产生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关系，这种关系是在地理空间中所形成的结构性关系。从历史上看，国际关系总是具有一定的地理空间特征，国际关系存在着地缘政治分布的基本特点，地缘政治决定着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的基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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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先驱们说过：“伟大的政治家决不应缺少对地理的热情，当一个人谈到健康的政治本能时，通常意味着他对政治权力的地理基础有一个正确的估价。”(2)正是由于地理因素对国际关系持久和深刻的影响，19世纪以来，人类开始直接应用地理学方法理解和解释政治问题和国际问题，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地理基础和条件，由此出现了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地缘政治学的起源与契伦（Rudolf Kjellen）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后经过20世纪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麦金德（H. Mackinder）、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和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乃至于当代的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等的构造和发展，地缘政治学变成了一门显学(3)。所谓“显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地缘政治学具有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重要性，已经积淀下丰富而坚实的学术资源；二是在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发展脉络上，地缘政治学始终处于长久不衰的基础性地位，是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支柱之一；三是地缘政治学对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产生过长期而重大的现实影响，任何国家在制定战略决策和诉诸行动时都必须以地缘政治为考虑的前提，因而都必须借鉴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成果及其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总之，正是基于这些理由，研究者一直在对地缘政治学进行着不间断的探讨，并从不同角度开辟和拓展新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也正是本书对这门“显学”加以研究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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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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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和政治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国际关系理论传统积淀的重要结果。这门学问已经存在一百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理论遗产和众多的研究成果。但是，当我们今天在审视它时仍然会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以单一视角作分析的居多，以整合视角作分析的甚少；尤其是缺乏对各种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整合式总结和对地缘政治的规律性现象的理论反映。实际上，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经历长期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了某种相当的一致性，甚至形成了其内部的“理论结构”，但对此人们尚未有充分的挖掘、整理以及系统的说明。因此，从整合的观点出发来研究多种多样的、可能立论迥异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流派，揭示出其内部的“理论结构”及其与此相关的理论发展规律，已经具有了毋庸置疑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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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便承续地缘政治学思想史和理论史的丰富遗产，在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的意义上，对从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豪斯浩弗到杜黑（Giulio Douhet）、德塞尔斯基（Alexander de Seversky），再到科恩（Saul Cohen）、戈尔什科夫（Sergei Georgievich Gorshkov）、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以及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地缘政治学理论领域最主要代表人物的的基本理论和观点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本书认为，如果以整合的观点看，他们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以地理差异和政治差异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海陆（空）差异作为最大的地缘政治差异，延续出了一条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的二分论（dichotomy）主脉，从而形成了地缘政治学这一特殊学科的“理论结构”。这一主脉主要体现在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海权和陆权的对立，第二层次是“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对立，第三层次是将地缘政治上的二分延续到地缘经济上，形成了“核心区域—边缘区域”之间的划分，第四层次是在此基础上所展示的地面空间和空中空间的区分，出现了空权和海权、陆权的对应。在空间分析的意义上看，前三个层次适应了地球平面空间的现实，后一个层次适应了地球立体空间的现实。虽然后来的广义地缘政治学理论在二分的基础上还较多地发展出了一种多元的倾向，但地缘政治学作为一种以平面空间为主，兼顾立体空间来分析有关国际政治问题的理论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鉴于地缘政治学发展的如此历史情形，海权论和陆权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核心—边缘学说”及空权论与地面权力体系理论的二分，实际上规定了地缘政治学的基本性质，即该学科的主流是二分论的；它们也形成了地缘政治学的结构性特征，即该学科的理论结构是二分对应式的。对此，我们用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来加以概括，并认为它具有某种高度抽象和简约的理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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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主题、理论内容、理论体系特征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就研究主题而言，二分论是指对国际关系主题的地理学诠释，它把国际关系的主题看成是海权和陆权之间、“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及地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它们形成了地缘政治中的基本矛盾。就理论内容而言，二分论倾向于把海洋和陆地之间、海权和陆权之间的竞争和较量看成是贯穿整个国际关系历史的主要内容，因而也是地缘政治发展演变中最重要的内容，“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地空之间及地缘经济的“核心—边缘”的关系不过是它们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反映。就理论体系特征而言，海陆二分、“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二分以及地空二分等使地缘政治学理论形成了二分对应的逻辑，出现了海权论和陆权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地面空间权力理论和空中权力理论及“核心—边缘学说”等相互对应的理论范式和概念群，从而在地缘政治学整体上形成了二分的理论体系或理论结构。而就研究方法而言，二分论主要以地理差异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侧重强调某一方面的地理因素和特性，较为忽视另一些方面的地理因素。当然，它也暗含着海陆关系和地空关系的研究视角，只不过它们没有被充分地揭示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讲，海权论和陆权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以及空权论和“核心—边缘论”等都带有孤立静止的研究特征，距离动态的和全面的空间分析方法仍然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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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对规律性现象的科学概括和总结，研究前人的理论需要对他们进行“扬弃”和超越，需要进行新的理论构建、理论升华和理论创新。本书所主要解决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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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一百多年来地缘政治学的学科主题、理论内容和特征作了高度的抽象概括，提出了“二分论”这样的概念，它使得对迄今为止的地缘政治学整体状况进行最简约有力的说明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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