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433344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1705433005]

1705433345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二节　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的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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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47 地理学所说明的地球上最大的空间差异是海陆差异，这既是地理性的差异，又是政治性的差异。地理性差异和政治性差异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人们以二分论的视角看待地缘政治。然而，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我们还需看到，地缘政治学作为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也受到其研究传统，尤其是现实主义基本假定的影响。具体地说，其二分论所具有的国际政治学学科基础，来源于国际政治学理论中长期以来就存在并且影响甚巨的现实主义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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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49 我们知道，在西方国际政治主流理论那里，无政府状态被视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前提，由于国际社会不存在世界政府或权威力量，而是由分散的主权国家组成的，所以人们非常重视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根本性差异，从而在国际政治学理论中形成了积习已久和很难被撼动的“国内—国际二分法”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二分法是无政府状态逻辑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也是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政治的分析工具。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和沃尔兹（Kenneth Waltz）等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便经常告诫人们，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间的关键差异是国际政治的研究起点，它对各种流派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23)。特别是，沃尔兹在对无政府状态进行系统论述时严格区分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这样，他把国际政治学理论中的二分法推演到了极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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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51 现实主义的二分法暗含着“国内类比”的理论逻辑，它把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集中在有没有政府问题上，由此延续下来一种把国际政治简单地比附于国内政治的研究传统。国内政治存在中央政府，国际政治没有世界政府，没有什么差异比这更大。因此，二分法的理论后果是使人们对国际政治的认识停留在无政府状态的单一性含义上，对所有国际政治现象的解释都由此来展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指出，“无政府状态具有将国际政治与一般政治相区别的特性”，而国际政治研究与国内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设的不同主要在于缺少政府体系(25)，它带来的是集权化与分权化的问题，集权可以带来秩序，分权则容易造成秩序的缺乏。对二分法进行最明确论述的沃尔兹，更把这看做是无政府状态假设后果的最明确的逻辑表述。在他那里，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是两种理想的类型，但却不是一个统一体，无政府状态更适合于国际政治而非国内政治，国内社会的等级制则正好相反(26)。在国内社会领域，中央政府集中了权力、制度和法律；而在国际社会领域，权力、制度和法律是非集中化的和分散的，各种行为体在考虑自己利益的时候并不必然遵守规范，因而这一领域体现的是权力、斗争和协调。也就是说，国际社会是权力政治盛行的领域，制度、法律等规范的作用十分有限，权力政治的逻辑排斥着制度、法律等规范的逻辑。与国内社会既有政府又有秩序的情况相比，国际社会可能充满着混乱和无序。可以看出，由于二分法突出了国际社会中缺乏政府与国内社会中存在政府的单一对比，当其逻辑被延伸到国际社会时，囿于以世界政府为国际秩序形成的终结点的倾向，它一方面很自然地把“无政府”引申到“无秩序”这样一个逻辑上，从而使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完全等同于在世界政府缺位情况下不存在任何国际秩序的情形；另一方面，在不存在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如果要建立和维持国际秩序就只能依靠均势和地缘政治的结构力量。而我们知道，所谓均势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正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两大理论支柱，它们的理论阐释和理论发展也受制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二分的政治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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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53 二分法在解释国际政治各种问题方面的盛行，产生了如下影响：第一，它发挥了无政府状态下的普遍命题，如“国内类比”和对世界政府的迷思以及因无政府而导致无秩序的逻辑。它一方面在复制国内政治方面走得很远，包括康德的世界国家思想和洛克的社会契约思想都未能脱离这种认识。既然把建立世界政府作为促使秩序出现的直接目标，就需要把这一目标的实现作为最终事业，为了完成这一事业，国家应该放弃主权。但另一方面，以世界政府作为确立秩序的终结点，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实际情形。这又使人们可能转向另一个方向，即因世界政府难产所导致的拒绝秩序的倾向。长期以来，认为无政府状态与国际秩序不相容的观点尤为盛行，它否认了国际社会加强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等创造稳定与和平、进而造就秩序的努力，把均势和地缘政治看成是没有世界政府的必然产物。这样，均势理论和地缘政治学完全符合国际政治学二分法的假设前提，并充当了后者的派生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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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55 第二，二分法如果发展到极致容易产生将国际政治理解为权力政治的倾向。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世界政府缺位的情况只能由国家间的权力政治来替代。权力被夸大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政治。而且，无论是对作为个体的国家还是对国家间的关系来讲，权力政治本身是它们战略追求的唯一目的。按照这种逻辑，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把谋求权力、扩张权力和显示权力当作确定性的内容。不管有什么样的长远目标，获得权力总是国际政治活动的直接目标。摩根索说过，“理性的”政治家就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权力被视为是目的本身。应该说，除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之外，即使是对前者进行了一定程度改造的新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也未能摆脱权力政治的窠臼，按照某些新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沃尔兹的结构概念反而把二分法发挥到了顶点。因为最简明的结构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只拥有一个单一的权力结构(27)。在这种现实主义的理论环境中，地缘政治学受到了国际政治学二分法，特别是权力政治学的驱动，并且成为权力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解释工具。追求和积累更多的权力，需要地缘政治方面的权力，这也成为国家战略的努力方向之一。于是，地缘政治学自然成为了权力政治学的一个亲兄弟，并且处处受到其基本假定和理论逻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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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57 第三，二分法忽视了国际关系的过程和动态性，倾向于以静态的方式解释国际政治。由于习惯于在有没有政府的问题上对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进行静止和僵硬的比较，二分法的一个弊端是否认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作为一个过程是变化的，由此把判定国际政治性质的标准仅仅放在某些固定、凝固的因素上，其中不变的地理因素便是一个常常被拿来衡量国家地位和实力的标准，它也是常常被拿来当作衡量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基本要素。由此，地缘政治受到格外重视。虽然国际社会如同国内社会一样也显然有着动态的特征，它同样会受到多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并会产生各种非常数的和次类型的关系；但地缘政治学与现实主义学派一样，仅只关注国际政治的某种结构性因素，特别是那些凝固不变的地理差异性因素，而不太在乎国际政治过程中产生的多元因素及其动态性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讲，地缘政治学与现实主义二分法是一脉相承的，并且从后者沾染和沿袭了结构主义的静态理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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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59 第四，应该看到，二分法逻辑对国际政治学理论产生了普遍和深远的影响，它在国际政治学理论领域的无限延伸，使对国际政治中的许多问题的认识产生以“二分”划界的倾向，结果导致对国际问题的许多解释都以国际社会中不存在政府作为必要的前提，很多问题被认为是这一前提派生出来的。这样，除了在对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作区分外，人们还容易对善与恶、国家与社会、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权力与道德、混乱与秩序以及战略上的敌人与朋友等问题进行区分。在现实主义理论中，这些区分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是其假定的全部。当国际体系变得不稳定或不确定性增加时，更容易强调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这种对应性的区分(28)。属于现实主义学派的地缘政治学理论也在自己的发展脉络上深深地印下了这种痕迹，海权与陆权的二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二分，乃至于地缘经济上“核心—边缘”的二分，都是以二分作为划界标准的典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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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61 第五，二分法不仅造成了“无政府状态下的问题群”，而且在这些被进行“二分”的问题群中，问题的另一端，即人性恶、政治、战争、冲突、权力和混乱等问题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结构，它们常常被当作强调的主题和重点而充斥着国际政治理论的许多领域。相反，人性善、经济、和平、合作、道德和秩序则只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加以讨论，是无须强调的次要问题或者可以忽视的所在。其结果是，上面那种狭隘的“二分”，使得国际关系在性质上倾向于对抗，国家行为模式以零和博弈为特征：一方的胜利就是另一方的失败，一方的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所失。这一点也对地缘政治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尤其在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得到了明显的反映。甚至，地缘政治学这个特殊的理论领域把零和博弈的游戏规则和逻辑表现得更加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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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63 长期以来，有关无政府状态的理论使二分法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并在国际政治学理论中得到广泛沿用，地缘政治学就是一个二分法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领域，当国际政治学的二分法与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相遇时，二者自然会产生某种融合的“理论关系”；国际政治学的二分差异与地缘政治学的二分差异在这个特定的理论领域形成了“理论分析上的链条”。就生成关系来说，国际政治学的二分法也是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后者的基本理论中所试图说明的最主要的概念，如海权和陆权、海洋空间和陆地空间、“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等等，都是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的国际政治空间形态化的各种具体表现，都是表明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之间差异的空间概念，也都是超脱于地理学的范畴而具有国际政治学素质的重要概念。当然，在指出地缘政治学的这种发展特征时，我们仍然需要强调，二分法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随着国际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二分法也受到了理论界广泛的质疑和批评。批评者认为，它使人们无法正确认识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问题，严重限制了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融合性理解，使得二分的偏执观念形成了国际政治学理论僵化静止的痼疾，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束缚了它的发展。对这些批评性观点和言论，我们在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中是常常会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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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68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1705433006]

1705433369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三节　地缘位置与环境：天赋性、致命性、差异性和可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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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71 前面我们说过，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是地缘政治学中两个最主要的概念，既然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海陆二分的地理学基础，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看看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这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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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73 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学》都将地缘位置作为研究的起点和重点，斯皮克曼认为这是“阐明安全问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依据”，他的地缘政治理论和给美国政策所提供的建议就是建立在对美国地缘位置和与世界其余部分的空间关系的研究基础上的。斯皮克曼认为，“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方法因而仿佛是这样一种思想活动，它牵涉到选择位置和了解空间关系的性质”。“要衡量一国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根据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一国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对决定它的安全问题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地理位置限制和影响其他的一切因素，因为在世界上的位置确定气候带，从而决定经济结构，而区域位置确定潜在的敌人和盟国，也许还决定一个国家作为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参加国能承担多大的任务。一幅鲜明的地理位置图，加上这个国家所在地区的地形情况的说明，就会对了解安全问题提供一个轮廓。”(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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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75 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历来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空间，是国家存在的客观基础和自然条件，也是国际政治发展演变所依赖的必要的环境基质。在国家的地缘政治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它所处的地缘位置。就一般意义而言，这里所说的地缘位置与地理位置是一致的，是指地表上国家与其他地理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通常用方位和距离来表示。当然，如果细分的话，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可分为数理地理位置（即天文地理位置）、自然地理位置、经济地理位置、政治地理位置和军事地理位置等(30)。其中，数理地理位置和自然地理位置一般是稳定不变的，它们的自然属性比较突出；而经济地理位置、政治地理位置和军事地理位置等则常常受制于国家权力和国家行为过程及其各种因素的变化，它们的社会属性比较突出。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的政治地理位置表明它在政治上、军事上与邻国或邻地区相处的相对位置，以及由此所确定的其在政治或军事战略地图上的方位，这实际上是地缘政治的首要基础。当然，上面几种地理位置也可以概括为国家的绝对位置（absolute location）和相对位置（relative location）两种。国家的绝对位置包括数理地理位置和自然地理位置，它是以国家在地球表面的位置作为参照的，标明绝对地理位置的数量关系是很难改变的；国家的相对位置则是以其他政治区域的位置及其互动水平作为参照物的位置。探讨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基础需要对绝对位置的战略意义和相对位置的战略意义作出充分、全面和有深度的评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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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77 地缘位置是个具有限定意义的概念，乃是指以政治地理位置为中心，但综合了绝对地理位置和相对地理位置二者关系的政治地理空间；它是足以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产生影响的地缘限定因素，这些地缘限定因素包括国家的疆域结构、领土形状、面积大小和地理位置，以及在这样的范围内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和人口；但更重要的，它还特别包括由这些条件和因素派生出来的更多的具有国际政治素质的地理因素，如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区域在一定地理空间中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表明国家的地理特征与国际政治某些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与国家权力的大小和国家行为的变化相适应。实际上，每个国家所处的地缘位置都是特定的，它们可能会产生出特定的地缘政治特点及潜力，或者给该国以某种天赋的优势，或者给该国以某种天赋的劣势，从而对其基本生存和自身命运产生致命性的影响。例如，美国受到世界两大海洋3000到6000英里宽水域的天然保护，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缘位置，不仅将它与其他大陆和强国隔开，很少遭到外敌的入侵，甚至确定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同样，苏联的领土面积占了地球陆地面积的七分之一以上，其雄居“心脏地带”的天然位置，使之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历史上挫败拿破仑和希特勒那样的大规模军事征服。而相反，那些与大陆接壤的国家，就没有这种优势。波兰与两个大国即德国和俄国相邻的地缘位置使它在历史上多次遭到瓜分和入侵。保罗·肯尼迪指出，地缘位置曾经“引起欧洲均势、陆军和海军两个方面的力量对比的动荡变化。……同时它还表明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地理因素不仅包括一个国家的气候、原料、农业生产力、可以利用的商路等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对一国的全面繁荣强盛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指每个国家在这些多边战争中所处的战略位置这样一个关键问题。”(32)总之，一个国家的地缘位置优越，可使它在国际关系中占尽战略优势，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动的地位；而一个国家的地缘位置不利，则往往使它在战略上低人一等，在国际关系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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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79 同理，就一般意义而言，地缘环境和地理环境也是有着一致之处的，只不过二者的限定意义有所不同。地理环境是地球表面各种地理要素长期互相作用的产物，是由无机环境（天体、地形、土壤、气候、自然力、天然产物）、有机环境（植物、动物、自然界的生物作用）和人口状况组成的复合的和完整的系统。但国家的地缘环境则被限定在政治意义上，它特别表明一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空间关系状态，表明它们之间互为参照的空间条件，从而表明国际关系的空间形态。也就是说，这里所谓的地缘环境，是指国家这一主体和由这样的主体构成的国际关系所面临的各种空间背景和条件的总和，它与我们常说的国际环境实际上是相同的。因此，地缘环境比（自然）地理环境的内涵更狭义，但也更复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条件下，地缘环境对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但都对后者拥有无法抵触的制约性。国家在地缘环境中所进行的活动既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又可能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从而会引起国际关系在空间上的分布和发展方面的差异特征。我们把足以影响和制约国家战略，并对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直接、间接影响的环境，称为地缘环境或地缘政治；作为一个复合的和完整的系统，它与地缘位置一样也是任何国家制定和实施战略时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在历史上，地缘环境由于受到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权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也就是说，某些人为的因素可以对地缘环境施加某种作用，从而引起它的相应跟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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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81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地缘位置不仅表明国家间的相对地理位置产生的利害关系，而且是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地理空间中的表现；地缘环境则表明这种复杂空间关系的动态性质。综合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地缘政治的基本特性在于，它具有天赋性、致命性、差异性和可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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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83 地缘位置的最基本特性是它的天赋性，“尽管时间在流逝，历史在演变，国家的地理位置是恒定的。”(33)国家的地缘位置是天然的客观存在，而非人为设定的，也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因此，在一定的天然地缘范围内，地缘位置具有一定的不可更改性和不可选择性。中国学者把地缘位置的天赋性称为客观性或相对稳定性，并认为它是“国家强权最稳定的因素”，在任何时候都会影响国际关系(34)；同时与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比，地缘位置等因素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是较为直接的，也是比较确定的。西方有的学者则把地缘位置的基本特性称为“地理惰性”(35)。地缘位置所具有的天赋性说明，国家只能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中从事内外活动，国际关系的组合变化也只能受到各种各样的空间条件的制约。例如，国家位居陆地、濒临海洋或是岛国的空间状况都是不能移动的，与别国接壤或隔海相望的情况及边界领海问题也都受到天生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的地缘位置所限定的空间范围内，国家的疆域结构和形状及自然、气候、资源等的分布都是与生俱来的，它的资源分布不平衡和气候、地貌条件的差异影响着它的潜力。马汉就说过，人们可以在位置适合之处积聚力量和资源，但无力将一个地点的本身并不优越的位置予以改变，因而位置应成为首先关注的所在。力量和资源可以被人为地供应或增加，但移动一个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的港口却不是人力所能胜任的。若将直布罗陀搁在大洋中间，那它的力量也许会四倍于今天，但在军事上它将一无所用(36)。特别是，地缘位置所受到的陆地与海洋之间差异的影响，更是它本身具有的天然传承性的表现。在这方面，值得重视的是，国内外学者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地理（主要指海陆地缘位置）是构成国家力量的一个长期不变的最稳定的因素。摩根索说过，一国权力所依赖的最稳定的因素，显然是地理，因为它决定了该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无论其他因素在历史的过程中如何改变它的重要性，两千年前重要的东西今天仍然重要，并且所有关心外交活动的人都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37)即使那些强调权力政治的西方学者也承认，权力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帝国是短暂的，正像对于个人一样，谁的支配地位也不能永久保持不变。但权力自身是牢固地植根于世界的自然性质之上的。现代国家的力量来源于它所安身立命的领土(38)。而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们常常认为“力量对比”或“权力均衡”是重要的，但何时达到力量对比的平衡或权力的均衡，各方各执一词，唯有地缘政治的标准是恒定的、显见的和明摆着的。它是考虑国家权力的重要基础。正是由于国家所处的地缘位置是天赋的而不是人为的，所以，国家所从事的国际和国内活动都受制于它所在的一定的地缘位置和由此限定的空间范围，换言之，一定的地缘位置和空间范围会制约着其各种政治行为及其展开。国家构成的首要要件之一就是领土范围即整体空间要素，这里就有一定的地缘和地域范围要素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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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85 进一步地说，地缘政治的天赋性使它对于国家的基本命运来说具有致命性。地缘位置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国家的大多数活动都是依托一定的地缘位置进行的，它所具有的稳定性或不可更改性都会对许多国家的存在方式产生致命性的影响，是它们在生死存亡高度上必须考虑的问题。如若对此稍有疏忽，就会置自己于任人宰割或欺辱的境地。在这个意义讲，地缘位置决定着一个国家最起码的生存需求，是影响国家利益变化的首要因素。另外，国家所拥有的特定的地缘位置，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国内部的发展，而且也影响到它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如果忽视这些，同样会对国家造成不利的影响。实际上，各个国家的战略或国家集团的战略都受到地缘位置的根本性影响，它们都会根据这一点来考虑自己的战略制定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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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87 在具有天赋性和致命性的同时，地缘位置的另外一个基本特性是它与参照物相比所表示的地缘差异性，地缘差异性的历史性积合和沉淀，导致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不同地缘性质的国家和政治区域，导致了不同性质的权力因素和权利因素的汇集，使国家间因相对的地缘位置产生相对的利害关系和权力对比关系，从而显示着国际关系在空间上的不同结构和特征。如果仅仅根据国家的地缘位置划分，国家的地缘类型可分为内陆国家、沿海国家、海湾国家、群岛国家、大陆国家。其中，有全部位于海洋中的岛国（日本、英国、古巴、马耳他），也有位于大陆内部、不邻海洋的内陆国（蒙古、瑞士、玻利维亚、赞比亚），有全部位于高山之中的山国（瑞士），也有全部位于平原的低地国（荷兰）。这些表明国家地缘差异特征的概念和分类，是研究因地缘关系所引起的国际问题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国家战略中地缘因素的重要依据。尽管这些地缘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会受到其他各种因素的推动和制约，但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参照系数，常常受到人们的重视。地缘政治除了强调国家和政治区域的地缘位置固定差异的重要性外，还特别强调它们在国际政治结构中的差异位置，它表明国家或政治区域的地缘特征与国际政治基本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实际上，从地缘位置和国际政治位置相结合的角度，国家类型又可以依据二者共同的差异性而区分为陆权国和海权国，政治区域类型可以区分为“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姑且不论如何评价陆权学说和海权学说、“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人们都承认依托于大陆和海洋、“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等地缘差异因素所形成的陆权和海权确实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国际政治中形成了陆权和海权两种极为稳定的国际权力或国际影响力，从而也使国际政治形成了不同性质和特征的政治区域和空间分布。在某种意义上说，地缘差异性也就是国际关系中的空间结构性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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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89 与地缘位置不同，地缘环境具有一定的可变性，或者从后结构主义地理学的角度看，地缘政治空间等人文空间是与物质空间不同的“可塑的空间”（plastic space）(39)。这种可变性或可塑性对国家的战略选择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前所述，地缘位置是天赋的、固定的和不能移动的，但地缘环境则是变化的和动态的。由于地缘环境是由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心理、历史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要素互相交织、互相联结、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而共同发挥作用；在这种作用的推动下，地缘环境会发生多种多样的变化。战争的爆发可能使地缘环境巨变，和平时期的联盟也可能使地缘环境发生与前者不同的变化，而经济全球化则可能使地缘环境更多地受制于经济要素流动的情况。在一定条件下，地缘环境可能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在另外的条件下，地缘环境又可能发生突变式的变化。无论发生哪种变化，都会对国家战略造成重大的影响。尤其需要说到的是，当把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联系起来时，前者所表示的地缘地位和潜力也具有某种动态的性质。可以举出三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地中海一直是欧洲通往其他地区和联结东西方的主要通道，但好望角的发现使地中海丧失了这一优势。而作为战略要地的好望角，又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其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骤然下降。第二个例子是：曾经长期被英国视为地理优势的岛国位置和具有阻挡外敌入侵的天堑——英吉利海峡，随着海底隧道的开通，其原有价值部分地丧失，英国岛国地位的优势作用也就此大打折扣。而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和美国实现对其控制，使美国的疆界在事实上被推进了数千英里，并使美洲国家的政治体系更为紧密，美国的战略地位就此大大改善了。正是基于此，马汉认为，加勒比海成为美国控制力的天然来源。第三个例子是：在1967年阿以战争中，关闭苏伊士运河严重影响了通过该运河的海运航行，但却大大优化了欧洲西部北部沿海国家的经济地理地位，相形之下，欧洲南部便大受其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作为物化形态的地缘位置虽然是不变的，但地缘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在地缘环境即地缘位置的外部条件变了之后，地缘位置的基本素质也会随之受到影响，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更是经常发生变化。因此，虽然地缘环境的核心是国家的地缘位置，但它更多地表明与国家地缘位置有关的多种外部空间条件。地缘环境不仅含指那些凝固静态的因素（如领土和地理位置），而且更主要的是涵盖国家之间在空间上的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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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91 不过，与地缘位置所具有的第三个特性一样，地缘环境的可变性中最主要地受到地缘差异性的影响，地缘差异性使地缘环境的变化既多种多样又显然受到一定不变因素的制约和牵制，尤其是海陆之间的差异会给地缘环境带来重大的区隔性的不同，又使各自的地缘环境呈现出自身不可更改的特质。例如完全的大陆地带与濒海地带就有性质上的区隔，当大陆地带的地缘环境发生变化时，它不会脱离大陆地带的基本地缘素质。濒海地带同样如此。又例如，在许多地区冲突中，虽然有其他原因，但强者与弱邻这种比较确定的差异关系仍然是原因之一，尤其是邻接和靠近地区性强国的国家常常遭到入侵。这是难以改变的事实。但无论如何，地缘环境所呈现出的是一种较之地缘位置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虽然地缘位置是不可变的，但地缘环境常常会随着国界的改动、战略联合、结盟、势力范围划分和缓冲地带的建立而发生变动。斯皮克曼认为，专门的地缘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的转移所决定的一些区域。他还说，“因素有许多，有永久性的和暂时性的，有明显的和隐蔽的；除了地理以外，还有人口密度，国家的经济结构，人民的种族结合，政府的形式，外交部长的心理状态和爱好以及人民所持的理想和价值，这些都是因素。”(40)由此可以看到，地缘环境具有可变性、多变性或因地缘变化引起的非必然性。地缘政治的实质性变化最终会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变化产生影响，使各个国家处于和平的环境或战争的环境。一旦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对于许多国家来说都是致命的，特别是一些国家如果不能适应那些突发性的变化，就会处于极其不利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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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3393 地缘位置既定，地缘环境可变，因而地缘政治是不变性和可变性的统一。美国著名政治地理学家索尔·科恩认为，“地缘政治分析的实质问题，是国际政治大国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但地缘政治观点又是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变化性质的认识而改变的。”因此，地缘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它探索的是国际政治现象空间组合的地理轨迹，其主要特点就是研究因地缘差异性所带来的动的形势，而不是静的形势。国际关系中地缘差异性的存在和由此引起的地缘条件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可能进一步影响到结局。其中，无论如何，正因为地缘政治学以空间的、横向的眼光考察国际关系，所以国家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制约关系是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地缘政治虽然复杂多变，但并不是混沌无序的世界，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来运行的。地缘政治学家认为，地缘政治的世界是“一个巧妙结合而成的机制”，地缘政治学则是要研究这个“机制”如何运转以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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