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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二节 陆权论与海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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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的结果并没有进一步促使海权论的盛行,在一战和二战之间陆权论开始占有头筹;提出陆权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也并没有来自传统的陆权国家例如俄国、法国或德国,而是来自典型的海权国家,他们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美国地缘政治理论家尼古拉斯·约翰·斯皮克曼和鲍曼(I. Bowman)(27)。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在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之际的英国,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程度尚且落伍在欧洲内陆之后许多年(在这里,地理学已经取得了与哲学、历史学同等重要的学科地位);然而,英国向地缘政治学界贡献了影响甚巨和流传后世的地缘政治观念,麦金德在活跃的地理政治思想运动中成为现代地缘政治学的最重要的集大成者。他在一战前后出版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两部著作,系统地提出了他的以陆权论为主要特征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并在一战后成为地缘政治学的主流,影响之巨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这种理论强调的当然是陆权(land power)的重要性和陆上国际力量分布的绝对价值取向,强调的是大陆地理要素对于国际关系及其结构的影响。陆权的重要性还体现为必须建立和发展强大的陆军力量和以进攻性陆上武器为主干的武器系统。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如果仅仅从军事意义上讲,麦金德的陆权理论与《孙子兵法》倒是有不少相通之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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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权论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9世纪末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陆路交通发生了质的变化,“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已经被“铁路的机动性”所代替。特别是20世纪更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便已展示出来陆路交通的优越性和更趋有利的前景。铁路和公路等的日趋现代化和机动化,使陆上交通取得了针对海洋交通的优势,加强了欧亚大陆国家的优势地位,由此陆权的价值再次凸显,并衬托着海权的局限性。麦金德强调,“现在横贯大陆的铁路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况;铁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闭塞的欧亚心脏地带,像在没有木材或不能得到石块修筑公路的广大地区内所发挥的这种效果。”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麦金德比其他人更早和更充分地认识到跨越大陆和跨越洲际的铁路已经成为陆权发展的最重要条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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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陆权理论得到了系统和成熟的发展,并几乎达到了其所能达到的顶峰。在陆权理论中,最为著名的是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学说”。这一学说是由麦金德在1904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论文中首先提出的,这篇论文虽然很短,后来与其他几篇论文合在一起翻译成中文也不过100页,但是思想深刻,观点尖锐,论述精辟,因呼应了当时显见的现实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经被列为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15种著作并列的“改变世界的16本巨著”,因为它“是首次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就是试图以某种程度的完整性去发现更广的地理归纳和更长的历史归纳之间的相关性”。麦金德的著作还权威性地宣布了“哥伦布时代”(Columbian Era)的结束,而哥伦布对世界的探险和地理表述,在此之前的五百年时间内一直是世界政治模型的结构基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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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论文中,麦金德提出了“枢纽地带”(Pivot)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以后更加著名的“心脏地带”概念的前身。麦金德认为,世界资源及其战略潜力的不均衡分布是造成战争的基本原因。在世界政治中存在着一个恒定的“枢纽地带”,“欧亚陆地中心的内陆和冰洋水系的遥远地区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它包括从东欧平原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平原的宽阔地带,中国北方的大部分位于其内,特别是新疆和蒙古西部(31)。当然,在最初提出这个概念时,麦金德把它看成是与沙俄帝国的领土范围大致重合的地域。就此,他论述了俄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认为它几乎占据了欧亚大陆上半个大陆的广阔地域,处于“战略中心位置”;而一群西欧国家则版图狭小,地缘政治的伸展空间和优势十分有限,因而欧洲政治地图形成了一种在地缘政治上最明显的强弱对比。这意味着,后者可能会受到来自前者的安全威胁,而由于前者是一个从海上进不去的实际上的铜墙铁壁的区域,在其范围内自然资源足以自给,铁路交通线、资源和人口分布都具有明显的重要性;因而使陆权占据着天然的优势。而且,从自然与社会的关联来看,在自然环境与政治组织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联系,不仅俄国的欧洲部分与东欧平原之间有着地理上的天然联系,而且它们长期以来都一再表明在政治组合上存在着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倾向。由于看到这些优势条件所蕴涵的巨大潜力和能量,麦金德认为德国和俄国成为强大的陆地国家,并进而控制海上世界是最值得担心的前景。在发挥“枢纽地带”这一概念时,麦金德还指出,在“枢纽地带”以外,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内新月形地带”;而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则共同构成了“外新月形地带”。在当时的力量对比状况下,“枢纽地带”的俄国与四周地区很难产生一种对等的关系。别的强国不可能直接地,而只能间接地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32)。按照麦金德的逻辑,“枢纽地带”所提出的地缘政治上的严重问题是,任何能够打开这个核心地带的门户,特别是能够从西边征服该地区的国家不仅将控制“枢纽地带”,而且最后将控制全世界。因此,相关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协调自己生存的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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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心脏地带学说”的进一步系统化,是由麦金德于1919年发表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所完成的。在这部著作中,麦金德首次提出了“心脏地带”(Heartland)和“世界岛”(World Island)的概念,“心脏地带”取代了“枢纽地带”的概念,并大大扩充了地理范围,它与“世界岛”一起成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的两个理论支点。应该说,麦金德的理论把地缘空间和地缘位置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其中使世界的大陆部分获得突出地位。在他看来,整个欧亚大陆与非洲(即包括亚、欧、非三洲)是地球上的“世界岛”,它们并未因分别属于三个大洲而被分开,恰恰相反,它们不仅在地理上毗邻,而且一直是人类最集中的居住地区,共同形成了一个同质的地理空间。而西半球不过是这个“世界岛”之外的一个小岛,在幅员比例、人力和资源上都逊色得多。麦金德坚持认为,“世界岛”是世界政治斗争的轴心,是世界强权的真正支柱;其他地区都只是世界政治的附属地带。在“世界岛”上,处于中心地带的欧亚大陆更为重要,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也是一块在地理特征上“连续的陆地”,面积等于北美洲的三倍以上,其北部为冰块所围绕,其他三面为水域所包围。其中位居欧亚大陆中部,从东欧到西伯利亚平原的这片内陆地区,为俄国叶塞尼亚河、中亚高原地带和山系、黑海与波罗的海所环绕,地域广阔,但河流体系极少注入世界主要海洋而是流向北冰洋和内陆地区,而北面的北冰洋又是一片冻土,在战略上可视为一个庞大的天然要塞。麦金德把它称为国际政治的中枢地区,也就是所谓“心脏地带”。从地理范围来看,“心脏地带”比“枢纽地带”更大,按照帕克(Geoffrey Parker)的说法,与“枢纽地带”相比,“心脏地带”最重要的是增加了东欧腹地和中亚地区,当然还主要增加了中国和印度巨大河流的上游(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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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地理枢纽》到《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麦金德指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是世界政治的轴心,控制世界上最大陆地的心脏将是统治世界的基础。他提出了那个被后人熟知的地缘政治公式:“当我们的政治家在与被打败的敌人谈话时,一些活泼的小天使必定会时时地向他们这样窃窃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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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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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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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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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rules East Europe commands the Hear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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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rules the Heartland commands the World-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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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rules the World-Island commands the World.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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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样的逻辑,既然东欧是通向这个核心地带的门户,那么任何能够征服西部俄罗斯的欧洲强国不仅将控制这个“心脏地带”,而且最后将控制全世界。麦金德认为,陆上强国(不管是俄国还是德国,甚或是中国)完全有可能控制这个枢纽地区,对海洋世界进行翼侧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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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麦金德的陆权理论解释,“心脏地带”是陆上力量的中心,长期以来欧亚大陆本身的地缘政治优势没有发生过改变,它占据着地缘政治的战略中心位置。尽管海洋方面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但该地带的陆权优势表现在:在军事上范围极其辽阔,几乎与外界隔绝,是从海上和“边缘地带”几乎很难发起进攻而易于本身防守的陆权堡垒,其战略上的重要性和安全性可想而知;在经济上,它拥有巨大的潜力,能提供能源、黑色及有色金属、原材料和粮食,人力物力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是陆地资源的天然宝藏;在交通上,历史上长期以来“马和骆驼”驰骋在大陆上,是海上力量的天敌,而今日益发达的铁路交通网把这片土地越来越紧密联系在一起,陆上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纵横机动性。所有这些加上地理保护和强力支撑,使之不仅成为免受侵扰的地区,而且更显示出它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枢纽”作用。面对“心脏地带”,麦金德发问,“当我们考虑对这个广阔的历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顾时,不是觉得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地理关系的持续性吗?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麦金德由此得出了最后的结论:“心脏地带”具备了成为世界权力中心的巨大潜力,而现代化的铁路网和通讯系统恰恰提供了发挥这种潜力的史无前例的条件。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带铁路交通的发展会像自成一体的“心脏地带”那样有效。毫无疑问,这里会当仁不让地取得未来的世界权力。而且,由于“心脏地带”的巨大潜力,从战略上讲它具备无懈可击的陆权优势,世界权力均衡的重心由海权转向了陆权(35)。麦金德一方面从历史角度论证说,在“马和骆驼的时代”,马其顿人打败雅典人,罗马人战胜迦太基人,是历史上两轮成功的陆权国家对海权国家的挑战。在以铁路为主的陆上交通系统成为欧亚大陆上最大的大动脉之后,陆权国家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利的机动性和优势。正如他所说的海洋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一样,陆上的机动性同样是海洋机动性的天然敌手,而且更加致命。正是在20世纪,大英帝国的衰败再度反映了海权国家的没落。在他的眼里,英国作为海岛小国,是一个“贬值遗产的继承人”,并且将面临大陆国家的挑战。另一方面,他断言,“心脏地带”是海权国家即使通过巨大努力也难以达到的,这一论点因海上大国未能对这些地区施加过多的影响而得到了证实(36)。特别是,当陆权国家强大时,黑海和波罗的海就成为陆权强国的内海,完全可以排斥海权势力的进入。当然,麦金德同时也看到了“心脏地带”所对应的“边缘地带”,他指出了在这个“心脏地带”的东面、南面和西面是呈巨大新月形的“边缘地带”,由海路可以到达,但重要性显然不大(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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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陆权和海权二分法的基本论题被置于讨论的中心,虽然其内容和术语有重大变化。欧洲、亚洲和非洲现在是“世界岛”,其面积广阔,是世界历史基本舞台的所在。权力的自然位置是:“心脏地带”全部是大陆的,“外新月形地带”全部是海洋的,“内新月形地带”部分是大陆的、部分是海洋的。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主要是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之间的对比,或者说主要是陆权和海权之间的对比。在海陆关系中,欧亚大陆拥有明显的陆权优势,拥有海权优势的主要是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其中,陆权比海权显示出更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尽管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增加了海上强国的机动性,但横贯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大铁路更增加了陆上强国的机动性。就欧亚大陆上的陆权变动而言,麦金德把东欧视为通向“心脏地带”的大门。他认为,从东向来看,如果德国和俄国结成联盟,或者德国能征服俄国,那么征服世界的基础就可奠定。从西向来看,德国已决定性地代替俄国而成为英国安全的主要危险。自19世纪末“东欧的重心已从彼得格勒转移到柏林”。日耳曼人和斯拉夫民族历史上的敌对源于前者控制东欧的顽固欲念,而现在看来这也是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德国这种东进的渴望不可避免地把它引向“心脏地带”,因而它可能取代俄国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强国(38)。虽然在欧亚大陆上,德国和俄国都面临着两线作战的问题,搞不好会使二者陷入灭顶之灾;但在存在这种欧亚大陆内部的矛盾的同时,更为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欧亚大陆与外部的关系,即陆权与海权之间的对抗。如果“心脏地带”能够稳定地把握陆权的优势,那么它在海陆关系的处理中将会稳操胜券;二是“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关系。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扩张,会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海军舰队,那时这个称雄世界的庞大帝国也就随之出现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更可能发生。正因为“边缘地带”是国际政治矛盾的交汇点,大陆国家如果能够由此控制海洋,将会具有更强大的战略潜力。因此,这样一种事态的威胁,必将推动法国与海上强国联盟,于是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就会成为众多的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以从这些桥头堡支持陆上部队来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陆上部队,从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海上的舰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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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一战的性质时,麦金德就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场以法兰西半岛面向陆地的前线为主战场的海上人和陆上人的战争。俄国的崩溃和1917年美国的参战使战争的海陆对比关系更为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参战双方都有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德国按照它的枢纽区政策,在短时间内曾经占领东欧和俄国的很多地方;另一方面,战争的结果表面上是陆权国家失败,海权国家再度崛起。乍看起来这个局面至少好像是证实了马汉的乐观态度,但是麦金德并非那么容易就接受表面现象。他拒绝从实质上背离他的观点,陆权国家尽管受到重大的挫折,但优势的平衡仍然在它的一边。这是由于它在战略上的无懈可击、领土邻接成片以及丰厚的自然资源。铁路网把上述条件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被一个善于组织的种族有力地支配着。当“心脏地带”拥有了在质量和数量上足够强大的守备力量时,将会变成世界权力的中心。战争决没有改变这一局势的基本要素。德国再度崛起证实了麦金德的观点,它又一次惯性地构成对海上强国的威胁(40)。就此,麦金德进一步说明,虽然德国首先是一个陆权国家,但如果它致力于发展海军并控制海洋,就会使陆权势力更加强盛。而德国这个特殊的国家具备这样的地理基质。因此,虽然一战的结局对世界历史进程具有深刻的影响,人们力图使它从麦金德所预言的可怕命运中扭转过来,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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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德陆权理论的另一个主要线索是依据海陆关系对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进行了二分,这一线索关心的是陆权与海权之间均势的变化。麦金德认为,有两个同轴的新月形地带,一个是“内新月形地带”(Inner Crescent),一个是“外新月形地带”(Outer Crescent)。欧亚大陆上的“心脏地带”被欧洲大部、中东、土耳其、印度和中国等边缘国家构成的“内新月形地带”所包围,而整个“世界岛”又被英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外新月形地带”所包围。“内新月形地带”实际上就是欧亚大陆的沿海“边缘地带”,因此它的准确称谓应该是“边缘新月形地带”。周围一系列把大陆和大洋分隔开的边缘海和地中海,构成一条圆周形的海上大道。这里是欧洲、中东、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所在地和四大人口居住地,其天然条件便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外新月形地带”则是一些重要的岛国,这些国家在马汉那里曾被称为海权国家,而该地带的准确称谓应该是“海岛新月形地带”。根据这种划分,麦金德认为20世纪主要的国际争端、尤其是在近东和远东,是由于“心脏地带”和“内新月形地带”之间在这些地区所形成的不稳定的均势状态而造成的(41)。与“心脏地带”的地位比较,麦金德断言,“内新月形地带”即“边缘地带”极易受到“心脏地带”的攻击,在历史上它就多次遭遇来自草原的机动力量的扩张势力。而“心脏地带”则由于海权国家无法进入得以保持安全,他认为这是历史上一再被证实了的事实。麦金德特别指出,欧亚大陆其他的“边缘地带”,也像欧洲的情况一样,有着早期被入侵的记录。中国不止一次地屈从于从北方来的征服者,印度则多次被来自西北方的征服者征服。又例如,“近东地区”(实际上是今天的中东和西非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兼有欧亚大陆中心区和边缘区的一部分特征,但主要是一个边缘区,“因为它的各个海湾和通海的河流对海上强国是敞开的,并且允许从这里施加海上威力”(42)。由此,实际上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理论也就涉及到了海权的那一面,因而在总体上海陆二分是麦金德理论的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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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的时候,年过八旬的麦金德根据世界形势的演变在地理范围上的反映,对“大陆心脏地带学说”进行了重新的、也是最后一次的界定。其中,最主要的是为其学说的核心概念——“大陆心脏地带”作了空间范围上的新说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使苏联得以在地缘政治上大幅度扩张,“心脏地带”在范围上就首先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他认为,苏联本身就是“心脏地带”,如果它再控制东欧,那么他自己在世纪初的预言就真的应验了。但是,在他关于“心脏地带”的第三个版本中,他排除了勒拿地区,即叶尼塞河以东的广大地区。这样,新的地缘政治形势的划分方法是:“心脏地带”由苏联乌拉尔山脉以西的苏东地区,外加部分北欧地区组成;中部海洋盆地地区,包括西欧、英国和美加及拉美东部地区,中部海洋是指大西洋。在这两个地带的外围是所谓的沙漠及荒地组成的“环型地带”,这个地带包括的地区有非洲北部马格里布国家大沙漠地区,中亚沙漠地带、伊朗北部、中国西北、内蒙古和东北地带、苏联西伯利亚和美国、加拿大的北部地带。“环型地带”内所围住的是与“陆中大洋”(Midland Ocean)即北大西洋联接在一起的重新确定的“心脏地带”,它形成了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实力均衡的“孪生体”。这个“孪生体”被他看作是“第二地理概念”(43)。此外,最外围的“边缘地带”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中亚南部、南亚地区、中国腹地和东北、东部地区、印度支那和东南亚、澳大利亚、拉美大部分地区。麦金德把欧亚大陆和非洲仍然称作地缘政治理论中的“世界岛”,因为它对陆地强国苏联和海上强国美国都具有重大的安全意义。他认为,在欧亚大陆的两大陆地强国苏联和德国之间的东欧地区对苏联抵御德国的控制是一个强有力的缓冲地带,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他的那个著名的三段式公式才可以应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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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世界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麦金德相信他关于“心脏地带”的观点比20或40年前更加有效和有用。“心脏地带”仍被视为陆权的最大城堡,是最容易聚集陆上力量的关键所在。它的重要性使得陆权成为在国际关系历史上发挥根本性影响的因素,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后来,中亚的迅速发展和苏联向东加速开发使人们对“心脏地带”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和想象。苏联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由此苏联的经济重心很可能东移。这对于苏联自身和整个中亚都具有深远的意义(45)。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的地缘政治形势来说,麦金德依据其陆权论作出以下论断:“考虑到所有情况,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如果苏联在这次战争中以德国的战胜者出现,它必然会被列为地球上最大的陆上强国。而且,它还将是处于战略上最强防御地位的强国。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在历史上它是第一次布置足够数量和质量的驻军。”他还认为,战后处置中的主要问题是削弱德国的侵略势力,清除纳粹意识的“污染通道”,但这些问题只有通过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之间的联合才能圆满地得到解决。这里的海权国家是指美英法“这三大海陆两栖的国家”,它们都有各自的特殊作用。“心脏地带”东边的陆权国家与其西边北大西洋东部的海权国家联合起来,将形成两道坚不可摧的战线,“这样德国鬼子……定会被活活困死”(46)。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麦金德根据其修订的“世界地缘政治战略图”所提出的关键性看法是,形成对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地国家苏联最有效的对抗力量是美英法的战略联盟,因为苏联和美国之间产生了新的政治—地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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