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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一节 “分裂的世界图式”与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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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曾经出现过行为主义学派的理论，但其概念过于抽象，也很难解释现实问题。在地缘政治学理论领域，情况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脱离了现实主义轨道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很少能引起人的注意。因此，这里首先值得提及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就是科恩的“分裂的世界图式”，它具有地缘政治学理论那种一以贯之的主题鲜明性，对问题的讨论常常能切中要害。应该说，在战后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中，它是少有的得到重视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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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的理论从地缘政治学角度反映了世界格局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修改和调整自己理论的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缘政治并未出现麦金德所预想的在北极附近由陆中大洋与“心脏地带”组成的环形地带，从而实现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为持久和平组成的联盟；也没有出现斯皮克曼所预想的美苏英三大国间的均势，以实现国际上的有效的安全制度。相反，地缘政治出现了新的对立，国际关系中的两极结构与地缘政治上的两极结构紧密配合，形成了分裂的世界(2)。这正是科恩提出“分裂世界图式”的主要历史背景。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英三大国间就实力对比来说形成了一种均势，但它是以新的形式出现的。美国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采取了积极介入的做法，组建了包括该地带内许多国家的军事条约网并保持着规模很大的军事存在。这似乎意味着美国注意到了“边缘地带”的重要性，从而有现实可能来延续海权与陆权之间的传统对抗。但更为重要的事实是，美苏作为两个超级大国相互间出现了新的尖锐对立，它们各自领导着庞大的联盟体系，形成了冷战中在地缘政治上的两极体系。这便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它不仅反映了传统的海权和陆权之间的对抗，而且也反映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的对立；苏联需要面对美国和北约集团联合起来的力量，同时美国的欧洲盟国也暴露在苏联的核武器威胁面前。根据这一分析，科恩设想了一个由三大实力集团构成的世界，即苏联领导的欧亚集团、由中国连同阿拉伯和日本领导的亚洲东方集团和包括澳大利亚、南部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内的西方—美国集团。因为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为首的集团与美国为首的集团之间存在着重大矛盾，故这个三足鼎立的秩序出现了二元性。这种二元性意味着一种地理事实所产生的特殊结构，即在原来被视为一个整体的欧亚大陆西端，由东西德之间的边界形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实际地理分界线。尽管美国的西欧盟国与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严重不同，在战略利益上也十分对立，但它们无法回避与这个巨人近距离的共处，因而美国的扶植政策和军事存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即使后来在“心脏地带”发生了中苏分裂的重大变化，但美国和西方仍然认定危险来自于东方。因此，科恩的新理论一方面是“为了寻求构造一种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环境相吻合的全球体系”，另一方面属于“经过修正了的心脏地带理论”。而且，“它们利用先前诸理论中的泥灰和砖瓦试图为新的世界秩序重建一个理论框架。目的在于改造和加强这些理论，使之能够经得起世界性的大震荡。”(3)在这种新理论中，人们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分裂的世界”，而且是“一个两极分裂的世界”。地缘政治的二分和均势的二分从来没有像这时被结合得如此紧密，与之对应的是美苏之间、两大联盟体系之间完全隔绝对峙的结构，以及冷战中支配着世界的冲突观念。毫无疑问，科恩的所谓“分裂的世界图式”仍然含有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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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后来科恩特别指出，中苏的分裂、东欧的不稳、法国的独立外交、第三世界的不结盟，使先前那种简单的两极地缘政治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中国和联合的欧洲也许会成为美苏之外可能崛起的新的地缘政治力量。这意味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地理外壳有被冲破的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种内部结构的蠕动与东西方世界之间的僵硬外壳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可以把“结构的灵活性”引入世界体系，放弃那种单靠攫取地缘政治优势去支配世界的做法。基于这一观点，科恩认为，依据海权和陆权、“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划分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十分武断的和没有实际意义的。它不仅不会给大国带来看得到的益处，相反可能成为难于摆脱的包袱。他断言，“自由世界已成了一个神话的受害者，这个神话是，如果统一的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部分联合起来，那么，世界岛就形成了内在的统一。它附含的意义是，除非海上国家能够维持对全部欧亚沿海地区的控制，否则它们无法确保其地位”(4)。因此，应该说科恩的观点对“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二分持有一定的保留，尽管他仍然不能完全摆脱麦金德的影响。正是由于科恩既分析了“分裂的世界”（即两极世界），又注意到美苏之外的其他大国或力量中心的存在，特别是他的“区域构建”理论（较国家为单位更大的结构框架），使得他更倾向于认同多极化的世界，而不是两极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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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把世界分为两种类型的区域，即“地缘战略区”（geo-strategic region）和“地缘政治区”（geopolitic region）。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地缘战略区”只有两个，即依靠贸易的海洋世界和欧亚大陆。在两个“地缘战略区”中，海洋世界包括美洲、加勒比海、欧洲沿海和马格里布、南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还包括亚洲沿海地带和大洋洲；这一认识似乎与斯皮克曼的概括颇为近似。大陆世界仅包括连带东欧的“心脏地带”和东亚这两大“地缘政治区”。每一个“地缘政治区”可以由一个大国，亦可由一批小国组成，实际分界线不一定是特定的国界线。就对冷战期间全球两大“地缘战略区”所作的划分而言，科恩实际上认为它们分别是以苏联和美国为中心的区域，二者的关系恰恰对应于陆权和海权的力量对比。他着重指出，“心脏地带”的真正势力集中在苏联的欧洲部分，北美大陆的真正势力集中在美国的东北部。这才是陆权与海权之间对峙的主要区域。应该说，科恩的这种划分提供了地缘政治海陆二分的另一种背景。当然，他还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即在“地缘战略区”之外还存在被称为“地缘政治区”的区域类型。科恩认为，他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预测我们时代地理态势的理论框架”，这种态势大多与“地缘政治区”的势力发展相关联。由于以上两个“地缘战略区”是由若干不同的“地缘政治区”组成的，前者可以分解出多个后者，所以，科恩倾向于世界两大“地缘战略区”之间寻求均衡的观点，他认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建立一个具有内外调整功能的机构，即可以导致确立“地缘政治均衡”的均势结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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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两大“地缘战略区”的分析中，最可能引起注意的是出现第三个世界。根据科恩的推测，在未来有可能出现第三个“地缘战略区”，即印度洋南亚区。这个区域很可能从英联邦和欧洲前殖民地的废墟上出现，但可能并不具备一个真正世界大国的资格。20世纪80年代，根据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的进一步变化，科恩对“世界图示”进行了修改：由于西欧、日本和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地位的提高，及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制约与平衡作用，可以将它们确定为新的世界大国。其他“地缘政治区”存在着几个二级强国，如印度、巴西、尼日利亚和其他27个国家等，接下去的是第三、第四和第五级强国。应该说，这种分析是其在延续地缘政治海陆二分前提下所说明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的内容，也就是说，他的理论在论证过地缘政治海陆二分的同时也对其有所突破，包含着与二分并行的并且表现十分明显的多元化倾向。正因为如此，一些人认为科恩持有多中心的世界观，即世界权力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或两个中心，而是更可能采取多中心的标准形态，三极世界意味着在两极冲突中插入了第三个实体的特定变形。它既不同于地缘政治中的“破碎世界”，也不同于地缘政治中有待统一的“分裂世界”；在相当的意义上，它实际上是一种各种力量相互牵制的“均衡世界”，是在单一世界体系与绝对混乱之间的一种适当的选择。正是基于全球缺乏和谐的状况，“均衡世界”的有效功能，一是在于它可以阻止任何势力变得过于强大而获得对世界的统治，二是在于它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允许权力现实发生动态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原来只限于欧洲范围的均势被运用到了全球水平，两极世界则被多中心观贬低为一种在特定环境下的暂时现象(6)。正是根据这种二分与多元相结合的逻辑，实现各国的和平共处与实力均衡是必要的。科恩认为，如果世界仍将生存下去，那么和平共处和相互均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须如此，这件事的大前提就是，全球政治体系在各等级之间和较大区域之间的关系特征上具有一种类似生态学的动态平衡。现在人们把这一体系视为四大实力的多中心体系。它们是美国、欧洲沿海国家、苏联和中国。虽然他承认中国脱离苏联后，地位明显提高，但是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仍然可以在地理政治上连成一片，两个地缘战略区仍然与过去一样。科恩在这个大理论框架内坚持认为全球均衡的保证在于世界权力核心的多极化，而不是两极世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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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二分论蕴涵着多元化成分这个缘故，科恩提出了后来广被重视的“破碎地带”（shatter zone）的观点。他认为，随着世界矛盾的发展，两大“地缘战略区”的分离处可能出现“破碎地带”。例如，在两者之间就存在着南部非洲、中东和东南亚这样的“破碎地带”，这种“破碎地带”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属于那些地缘政治大国的殖民地，在摆脱这种地位后，当地内部各种势力之间始终存在着冲突。而且，它们尽管花费较大的努力，但都未能达到它们所企及的区域一体化。科恩把这种失望的形势归咎于其内部存在着“自然分裂”的现象，这种现象无法塑造统一的地缘政治核心。就外部原因来说，他认为这种失望的形势来自海权和大陆“地缘战略区”所施加的持续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尤其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正是对那种使这些地区成为“破碎地带”的不稳定局势的抗拒(8)。与“破碎地带”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科恩对东亚地区所进行的分析。他认为，东亚地区的情况同样存在着内部和外部因素所导致的切割现象。虽然雅尔塔体制所建立的两极格局主要焦点在欧洲，但东亚也深受其影响。其结果，便是它不仅没有被人当作“地缘政治区”，而且两个“地缘战略区”之间的界限人为地将它切割成两半。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属于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区”之内，而东亚沿海地区则属于海洋世界“地缘战略区”之内。当然，对东亚地区的分析并不能完全算在“破碎地带”的范畴之内，但它对认识可能出现的类似情况有着一定的益处。1994年，根据“后冷战时代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科恩进一步修改了他的“图式”，主要变化反映在对“破碎地带”的界定上。他认为，“破碎地带”只剩下了中东地区，东南亚和非洲的“破碎地带”已不复存在。特别是，中东地区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它显著地处于东西方力量的交汇处并且威胁着双方间的均势。其中，巴以冲突和海湾战争有可能成为危机事态的“恒久的燃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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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理学的研究开始特别集中于人与自然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变化和状态组织，这种研究倾向于对“地区”的研究(10)。既能体现出多元化倾向又保留着二分论理论格局的科恩理论就主要表现在其“地区”研究上。科恩一方面承认，“二元”比“三元”、“四元”更加盛行，即使在具有“四元”的时候，也可以再被平分为两类(11)。但另一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和地缘政治学领域都出现了热衷于研究地区问题的倾向，其中明显地显露出多元化的倾向。这是科恩所认同的倾向，他认为，“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产生了大量新的地理政治思想，其中有许多思想避开各种大体系的高谈阔论，赞成一种由较小的地域单元所构成的世界。”(12)科恩在自己的研究中就加强了对政治区域和地区政治的研究，并在当时就对区域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他承认两极世界存在的事实，且认为这在地缘政治上也有所反映；但他认定两大联盟行将部分解体并会造成区域联盟出现的趋势。其结果，是国际关系中将出现一个比国家单位“更大的地域框架”。在国际关系越发达成熟的地方，区域化、而不是民族化才是真正有效的地缘政治组合形式。他还试图证明，人类的目标是尽可能使分裂的世界保持稳定，而区域主义的发展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保证。他反对僵硬的、缺乏灵活性的世界体系，在这方面他对斯皮克曼与凯南式的理论多有指责，例如他指出苏联可以轻易地越过“边缘地带”的包围，从而使遏制战略难于奏效。那种两极对抗式的努力所导致的结果是“竭尽全力地去堵塞边缘地带大堤内的一切漏洞”。为了避免这种徒劳的事，他建议有必要根据形势的变迁设计出一个更加灵活的对应办法，这样的灵活性就反映在他为一个区域性世界所构想的宏图中(13)。此外，科恩还从动态的观点出发提出，世界总是处于不断进步的过程，与僵化的两极结构相比，区域性构成给世界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在此情况下，地缘政治学家的任务应该是给当代世界塑造出更好的地理概念体系。就此，他认为多极体系与两极体系并不一定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相反可视为一个相互补充而非排斥的世界体系。虽然冷战中的危机可能使这种做法略显牵强，但他确信两极体系并不会不断持续下去，新的“地缘政治区”正出现在两大“地缘战略区”所组成的全球框架内，也就是说两极体系中已经存在多极的因素。虽然两极体系与多极体系的并存意味着等级之分，但多中心也是世界体系的特征。而且，它将使世界体系存在一种更大规模上的“地缘政治”的动态平衡。由于能够变化是“地缘政治生活的一个本质特征”，与充满不满和动荡因素因而促使暴露解决问题的僵化体系相比，多中心世界更能保证全球的和平(14)。应该看到，科恩的理论确实与过去长期占主流地位的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等的理论不同，他更多地从多元化角度提出和论证问题，例如世界权力多中心和区域化构建的观点，都在理论上含有多元化的成分。但即使如此，我们仍可从中清晰地看见其理论的二分论格局，特别是在“地缘战略区”（而不是“地缘政治区”）的划分方面明显地保留着二分论的分布脉络。这似乎同在地缘政治理论中地位甚微的“三元论”有着相似的特点，因为“三元论”虽然突破了二分论的划分，但其理论形态实际上是两极论和边缘论的结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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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科恩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对外政策的评价。科恩根据“分裂的世界”图示着重说明，凯南的遏制战略和“多米诺骨牌”理论没有对世界形势作出精确的分析，致使战后美国的战略目标混乱，视野褊狭，结果行动失据。与“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一样，美国政府所依赖的“理论”表现出了过分的武断，对地缘政治作了极为简化的处理。科恩直率地批评这种作为美国战略基础的“理论”不仅在学理上是极端谬误的，而且在现实中也很难行得通，因为它束缚了美国对地缘政治资源的整合和国家实力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他再次论述了全球地缘政治的均衡问题，这多少刺激了其他一些地缘政治学者，他们提出了自称是“反多米诺骨牌理论”的“理论”。而科恩自己给国际关系开出的药方是，整个“心脏地带—边缘地带”的论题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多米诺骨牌理论”都应该被摒弃，代之以一个更为紧密、也更为合理的区域性世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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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二节 冷战时期的新海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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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在构建地缘政治学理论过程中的积极参与，是地缘政治学逐步走向完善的标志。在更严格的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地缘政治学中属于大陆与海洋、陆权与海权这种二分对应的理论是由前苏联的一位海军元帅提出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其国家利益开始向全球扩展，因而它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政策研究出现了较为繁荣的景象。地缘政治学在苏联比在西方国家更早地恢复了实际的作用，虽然在名分上它并不叫“地缘政治学”（这甚至是过去苏联人比较忌讳的）。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相继发表了《国家的海上威力》和《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海军》等著作，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苏联版本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具体说是苏联版本的“海权论”。这些著作继承了马汉的海权战略思想，同时对它又有一定的发展。戈尔什科夫认为，“把利用世界海洋的手段和保卫国家利益的手段合理地结合起来构成了国家的海上力量，并以此决定了特定国的能力，即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将海洋用于本国目的的能力”。所谓海上力量要素，包括能够调查（探测）海洋、并利用其资源的手段；商船队和渔船队的状况及这些船队满足国家需要的能力；符合国家的利益的海军。这意味着，国家综合利用海洋的力量，其核心是通过海军的存在和海军的实力获得世界海洋的制海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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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什科夫最具影响的著作《国家的海上威力》一书认为，地理环境主要是由陆地和海洋组成的，海洋几乎占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二，因而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多方面价值是显而易见和毋庸置疑的。戈尔什科夫解释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地理环境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经常必需的主要条件之一，而世界海洋又是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18)。对于苏联来讲，海洋问题的重要性体现在苏联是不是海洋国家的问题上。因为在苏联是大陆型国家还是海洋型国家的问题上，大多数美国人和西方人都只认为苏联是大陆型国家而否认它是海洋型国家，例如只认为苏联是欧洲国家、或者准确地讲是欧亚大陆国家，而不是太平洋国家（这种论调今天还能听到）。尼克松就说过，“就军备方面来说，苏联的需要不同于我们。苏联是个大陆国家，而我们首先是个海洋国家，因此我们的需要就和它不一样。”对此，戈尔什科夫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无疑地，我们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国家，但同时，它从来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海洋国家”。戈尔什科夫对尼克松等人的代表性论调所进行的反驳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从国家疆域状态予以对比，他认为苏联海岸线的长度几乎等于美国的2倍，等于法国的近15倍；俄国、美国和法国的海岸线与各自国界的比例大体相同，约占全部国界线的2/3，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只占1/3，但身为大陆国家却在竭力发展强大海军的德国反而没有受到指责。其次，从历史角度论证，认为俄罗斯人的祖先早在公元7世纪就开始在海上进行远征，并提出彼得大帝是一位有着海洋眼光的君主（这与马克思对彼得大帝的评价倒是相同）。因而，苏俄具有海洋大国的历史传统和丰富遗产。第三，强调没有一个民族会眼看自己的海岸和河口被夺走，这是俄国夺取出海口和成为海洋国家的主要根据(19)。另外，从军事技术层面上讲，戈尔什科夫强调在现代战争中，来自海洋方向的袭击能及于一切地面目标，而海上核系统本身，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因为它可以利用海域深邃和洋面辽阔来保护和隐蔽自己，不易受到打击。因而，充分利用海洋的特点和优势“防卫自己”，并在国际政治和外交斗争中取得主动，是与美国已经达到战略均势的苏联应该采取的一项重要战略步骤。毫无疑问，在戈尔什科夫那里，海洋问题对于已经成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必须加以历史性地解决的课题，而全面地处理好海陆关系也是其中蕴含着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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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什科夫认为，地缘政治环境会影响武装力量发展的特点和方向，并在各个不同时期对武装力量的性质和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鉴于海洋问题的重要性，戈尔什科夫认为海军已经成为执行国家战略和政策的通常工具。在戈尔什科夫的理论术语中，海军力量或海权力量被“海上威力”这样一个特殊的“革命词汇”所代替，但含义没有不同。例如，他说“海上威力”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而也确定着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及其所能扮演的角色。换言之，“海上威力”就是为国家利益最有效地利用世界海洋的能力(20)。他还分析说，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俄国就不成其为强国，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俄军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没有重视海军的作用。研究《国家的海上威力》等苏联地缘政治学和军事著作的人发现，在谈到苏联的“海上威力”时，戈尔什科夫颇有历史感，他认为彼得大帝是俄国正规化海军的真正创始人，他还喜欢重复彼得大帝的名言：“凡是只有陆军的统治者，只能算有一只手，而同时还有海军的统治者，才算是双手俱全。”(21)这影响到了人们对他的评价，例如有人把他与马汉等相提并论，说他提出了新时代的“海权论”。尽管如此，戈尔什科夫关于“海军的主导作用都是贯彻始终的”思想却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奠定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缘政治学理论领域，尤其是在海权论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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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戈尔什科夫的理论并不认同西方地缘政治学被赋予海上霸权色彩的“海权”概念，例如他说，“苏联海军理论，不是把获得制海权作为其本身的目的，而是只作为创造某种条件的方法，以便使舰队能在特定战区和一定的时间内成功地遂行特定任务”。同时，尽管长期以来在前苏联的海军舰队中广泛采用“海上优势”这一术语；但这些并不表明，苏联海军不采用重视海权的战略思想，因为那样的话，现在讨论过去存在的海军战略思想的主流与支流、海洋国家的战略思想与大陆国家的战略思想的区别，就完全失去了意义(22)。实际上，戈尔什科夫不仅没有隔断、反而结合现代条件承续和发挥了传统的海军战略思想，特别是可以视他的“新海权论”强有力地发展了大陆型强国的海军战略思想，对与前苏联地缘政治条件相似的其他国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例如，他把海战看成与陆战有着密切关系的一种作战形式，必须结合现代技术条件加以充分的考虑。海军的作战任务包含两个内容，既要对敌人的海军采取行动，又要对敌人的岸上采取行动。所谓“岸上”在范围上虽然包含着人们所通常认知的海岸或濒海地区，但在戈尔什科夫的概念里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因为他的更主要含义是指向“大陆型的地带”即“北美大陆”本身。应该说，虽然戈尔什科夫的海权思想潜存着陆军国家的传统认识，但它的视野决不被限制在大陆空间，而是突破了这样的空间范围，伸向了海洋与大陆所组成的整个全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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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海上威力”的特点和海军建设，戈尔什科夫还特意说明“国家的海上威力应当看作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不仅在于其组成部分之间存在联系，而且还和海洋这个环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这种体系在和海洋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了自己的完整性。”由此，应该把“海上威力看成是一个包含各种因素的复杂的综合体”。具体到苏联海军的战略目标，戈尔什科夫建议，要使苏联的海军具备远洋作战的能力，应该使苏联的海军战斗从近海转向远洋(23)。他说，“我国建立了现代化的海军，并把它派往大洋，以保障我国的国家利益，可靠地保卫自己不受来自辽阔大洋方面的袭击。”所以，在谈到70年代苏联海军的战略方针时，戈尔什科夫进一步地明确提出，由于美国是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的战略变化是苏联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发展所应锁定的目标。战后以来的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对苏联的军事战略先后经过大规模报复和灵活反应两个阶段，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已进入现实威慑阶段，这一阶段的实质“是要把战略进攻的主要威力转到辽阔的海洋上去”。据此，他认为，苏联海军必须根据世界战略形势的变化做出反应，把“夺取制海权”放到首要的战略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苏联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行动能力便捷的现代化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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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戈尔什科夫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理论线索，就是强调地理环境对苏联历史的作用，强调俄国具有海洋国家的属性，强调海权的必要，强调海洋的战略价值和作用，强调海军这一军种对国家战略的意义和“责任”。戈尔什科夫的一句名言将他的“海洋理论”推到了极致：“当帝国主义的威胁出现在哪里，苏联舰队就可以开往哪里”(24)。正是因为如此，他被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戴上了“海权主义者”的帽子，并拿他的观点和主张与马汉强调海上力量要集中在“决定性地点保持优势”的论点相比较。对于他的理论，有人认为它很明显地附着当年马汉的影子，其著作是马汉海权论的当代翻版。但可以指出的是，戈尔什科夫与马汉还是有着比较大的不同，这不仅在于二人的世界观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在于前者不同意后者关于“制海权”的概念，他认为应该区分海上霸权和制海权的概念，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制海权是指掌握海上战区的战略控制权，而海上霸权是马汉所说的“制海权”的终极目标。世界霸权这个概念应予否定，但制海权作为“海军艺术范畴”应予肯定。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戈尔什科夫尽管被说成是“新时代”的“海权主义者”，但他还是比较强调海陆并重，强调国家战略要“具备两只手”（即海军和陆军这两只手——这实际上是彼得大帝以来的一贯思想）。因此，这位在翻译作品中被当成军事战略家，但实际上也应该是地缘政治学家的人，恰恰通过自己的著作和政策主张延续了地缘政治学中海陆二分论的主脉。这是我们需要给予必要的理论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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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戈尔什科夫鉴于海军发展的需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洋技术的迅速发展，非常强调科技的作用，颇有“科技强军”的先见之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发展之快，已使它的发展探角伸向了外层空间和太空，但这反而没有影响他对海洋和制海权重要性的强调。通过对海洋技术和海上武器系统的了解，我们知道，从海洋方向发动的袭击可以对陆地上的目标产生极大的威胁，海上核武器的高度机动性和隐蔽性更是可能带来战略上的奇效。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海上的军事行动不受陆上地形障碍与国界的限制，它可将本国领海和公海都作为活动场所。其高度的机动性使海军可将本国军队有效投送到世界的任何角落。而且，海基导弹比陆基导弹更机动灵活，也更隐蔽。在常规作战和核反击中，海军力量的作用都是巨大的。毋宁说，海军力量和其他军种的结合，尤其是和核武器的紧密结合，将造就新的作战形式和战争样式，取得与以往不同的战略效果。因此，海军的作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海洋技术对人们认识军事科技对当代国家战略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如何处理海陆关系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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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什科夫的海权论旨在强调苏联在与美国海上竞争中如何取得优势，显然是为冷战时期的苏联全球战略服务的。例如，自苏联海军拥有弹道导弹潜艇这支战略核力量后，其战略地位和作用急剧上升，传统的海上作战行动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而海军对岸上的作战行动则成为海军的主要战略任务。但戈尔什科夫的海权论仍然强调其在政治上的意义，即最大限度地维持苏联在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的优势，仍然需要依靠海军力量在各个方面（包括海上）的运用。他认为，海军是苏联的“一只手”，它的战略核力量在平时作为遏制手段和对保持战略均势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作为国家工具之一，海军力量具有其他军种所不具备的长处。它“在和平时期可以用来在国外显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而在各军种中，海军最能够有效地保卫一个国家在国外的利益”。它在世界海洋的“军事存在”也是达到对外政策的政治目的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手段(25)。按照戈尔什科夫的逻辑，海军的这些战略作用，对于维护苏联的战略利益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他进一步发展海权论的主要目的就是给苏联的全球战略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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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附带说明戈尔什科夫的海权论给我们的两点重要启示。一是就军事意义来说，由于海洋战场比陆地战场具有更大的空间范围和影响范围，海洋兵力活动比陆上兵力活动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海洋作为导弹核武器的发射阵地比陆基导弹发射井具有更强的生存力和隐蔽性(26)，所以海洋和海权的战略价值须臾不可忽视。当然，还需要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洋武器系统有了疾速的发展，这对海洋军事战略和获取海权目标的影响必须加以充分估计。例如，航空母舰与载有远程导弹的核潜艇已经成为对海上作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一些大国已经具备了远洋作战的能力，这些是马汉和传统的海权论所没有预见到的。又例如，正是由于海洋技术和现代武器系统的结合，狭窄的海道和海上航线已经降低了原有的军事意义，马汉对“地峡”重要性的论述也不免大打折扣。这意味着，国家战略必须回应新的海洋技术和新型海军力量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军事科技发展海权论。二是就政治意义来说，随着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发展变化，海洋的战略价值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日益增强。由于陆地资源的消耗枯竭和经济快速的发展，又由于海洋是蕴藏着丰富资源的天然宝库，所以海洋资源和海底资源无疑将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大国争夺的重点。例如，海洋中的油气资源就远比陆地丰富，仅大陆架石油可开发的储量就达2500亿吨，相当于陆地储量的3倍。可以说，控制海洋进而控制能源和资源，已经成为掌握世界性权力和财富的关键。同时，海洋仍然是当今国际贸易最主要的运输途径和场所，海上贸易运输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二；并且，海洋运输具有陆上运输和空中运输无法取代的优越性，仍将在全球范围的货物运输尤其是石油等关键性能源的运输中占主导地位。由于海上交通线仍是各国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和世界经济的纽带，因此，海洋问题，进而说海权问题，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转以新的形式趋于上升。现在，围绕争夺石油等海洋资源所发生的国际性矛盾，围绕控制海上航道所出现的国际性较量，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热点。国家战略必须对此加以考虑并作出适当的反应。根据战后海权论新的发展，国内学者认为，大国的海洋战略必须从海洋与国际政治的紧密关系出发，认识到海洋权益是濒海国家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海洋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空间，海洋是濒海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重要依据(27)。正因为如此，谋求和巩固海权是不应被回避的，反而是应被高度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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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三节 “核心—边缘”：地缘经济的二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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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就像政治秩序，也有地理尺度和范围(28)。地缘政治学视野的扩大，不可能无限制地延续以海陆关系为主的国际政治性关系的演变脉络；它还必须将自己的理论关怀伸向国际经济问题的领域，以动态的空间思维为经济过程的横向历时分析提供一个革命性的概念框架。由此，在以世界地理视角分析国际经济问题的领域形成了所谓地缘经济方面的理论。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在这方面最出色的理论是“世界体系论”（theory of modern world system）。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全球是一个由“核心区域”（centre）与“边缘区域”（periphery）构成的整体空间，伴随着自16世纪开始的前资本主义和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核心区域”得以形成，并在20世纪和21世纪经历和继续经历扩大的过程。“核心区域”在地域空间上限于欧洲与北美，其领导地位曾由西欧所拥有，现在为美国所拥有，但不管谁居于领导地位，“核心区域”都一直具有这样的主要特征：在全球范围内，“核心区域”的经济结构相对独立，财富高度集中和经济率先发达，占有政治和文化绝对优势，因而是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个方面的中心区域。在“核心区域”的外围，存在着经济上不发达和文化、社会落后的贫穷国家和地区，它们是“边缘区域”。介乎二者之间还有一个归属不甚明朗的区域，即那些在世界体系三种形态中居中的国家和地区，沃勒斯坦称之为“半边缘区域”（semi—periphery）。“半边缘区域”的国家仍然与“核心区域”的国家保持依赖关系，但同时又有“边缘区域”的国家依赖它们(29)。按照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划分，在20世纪，南非和南欧国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半边缘模式”，东欧和中欧国家则代表了它们之外的第三种“半边缘模式”；根据前苏联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水平，它也可划归与此类似的模式。当然，除了沃勒斯坦的著名划分外，有些西方学者在“半边缘区域”中特意把新兴工业国（NICs）如韩国、墨西哥、阿根廷等看做是“半边缘区域”中向“核心区域”移动的部分，而在苏联集团是“边缘区域”或“半边缘区域”这一划分上他们与沃勒斯坦具有共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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