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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11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1705433021]
1705434212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七章 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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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14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关系新的历史时期以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瓦解开局。(1)这不仅意味着国际关系的结构今非昔比,而且意味着地缘政治的突变。只要看一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和海湾战争这些事实所引发的重大后果和持续影响,就会感觉到地缘政治的变动具有多么大的能量,因为至今国际社会还在承受着它们的震撼和冲击。同时,冷战的结束打乱了国际政治的许多游戏规则,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一点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又最为明显。不过,恰恰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动过于巨大和剧烈,许多国家的战略目标正在迷失或已经变得模糊。但也正是因此之故,为了清楚地认识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轨迹,人们开始重视把握地缘政治的律动,出现了一种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回归心脏地带”现象的回归地缘政治学的现象。一方面对冷战结束的解释是地缘政治的,另一方面人们非常关心对全球地缘政治空间的勾画。正如克劳斯·道兹(Klaus Dodds)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地区主义和地缘政治建构的进程是对地缘政治的新挑战,人们必须客观和沉稳地面对。就“全球化”问题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而言,他还指出,尽管有对现实主义的批评和新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的说明,但要记住追求国家安全和寻求地缘政治的有效安排对许多国家,如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和大中东地区,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对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和欧盟来说,这一主题甚至是影响自己战略的基本条件。尽管所谓全球化已经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但全球化的批评者警告过分强调全球化会削弱国家的权力及其所包含的政治性质,销蚀南北关系在地缘经济意义上根本区别的基础(2)。这样的告示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一方面穿透力极强的地缘政治容易侵蚀、削弱甚或改变国家战略的基础,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利用来奠定、充实和巩固国家战略的基础,关键在于如何以地缘政治为工具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尤其需要精辟的地缘政治分析。这也就是当今回归地缘政治学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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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16 那么,在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学理论是如何回答现实中的问题呢?历史地看,大陆与海洋、“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两极对应这种从麦金德开始的逻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被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两极对抗所代替,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的实际进程。令人惊讶的是,进入后冷战时期,在地缘政治剧烈变动的促使下,两极对应逻辑再次在地缘政治学理论中唱起了主旋律。在地缘政治变动的现实中,地缘政治学家和地缘政治学理论寻找到了再度构造和发展自己理论的很大机会。而唱起主旋律的两个人物大家都不陌生,他们是现实主义者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他们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两极对应逻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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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21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1705433022]
1705434222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一节 欧亚大陆在二分论中地缘价值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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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24 布热津斯基在冷战结束前后的短暂几年里,连续写了《竞赛方案: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大失控与大混乱》和《大棋局》等多部有名的著作,而且就理论属性来说它们都是地缘政治学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从地缘政治角度对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对欧亚大陆在后冷战时期新的地缘政治价值进行了充分的、甚至是令人瞩目的探讨,引起了人们的高度注意,包括那些肩负制定全球战略责任的大国领导人。布热津斯基在这些著作中所讨论的重点仍然是美国和欧亚大陆大国之间在欧亚大陆上所展开的关系,在开始的论述中这个大国指的是苏联,在后来的论述中这个大国则指某一个可能新崛起的大国。在《竞赛方案》中,布热津斯基提出,他所研究的基本中心命题是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强国之间的关系,这种竞争“不是某种一时的异常现象,而是一种将长期持续下去的历史性争夺。这种争夺从范围上讲是全球性的,但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的重点。美国要占据上风,就必须以一种一贯和广泛的战略观点来进行竞争”。虽然写作该书时布热津斯基还不可能预见到后来发生的更多事情,但他还是以争夺欧亚大陆控制权的地缘政治斗争作为其论点的出发点,以便为美国如何进行欧亚大陆的历史性的竞争提供一个完整的地缘战略纲领(4)。显然,欧亚大陆和美国与该大陆上强国之间的大国关系是布热津斯基进行论述的重点,而且他的论题实际上延续了麦金德、斯皮克曼等人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重要性的理论探讨,并且他的论述与现实和政策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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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26 观察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变动,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同美国在19世纪40年代对太平洋沿岸产生兴趣不同的是,美国现在的主要兴趣是欧亚大陆(5)。所以,在地缘政治学的海陆二分论思想中,布热津斯基的理论导向是重点探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问题,因而具有集中论述陆权的明显痕迹。他指出,在历史上,欧亚大陆的地缘地位就十分突出,是主宰国际格局变化的中心地带,“500年以来,欧亚大陆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因此,欧亚是个棋盘,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过”。在后冷战时期,虽然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裂变,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并未因此而降低,相反它那种在地缘政治中的天平作用更加显著,作为地缘战略大棋盘和决定世界全局主导地位的中心舞台,它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远远超过从前。对此,布热津斯基做过这样的说明:“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6)这几乎是对麦金德版本的“心脏地带”与“世界岛”关系的绝好说明,但视角已从单纯的政治和军事转向了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综合。布热津斯基认为,欧亚大陆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凸显地位和长期以来盘踞的权力资源,还主要在于这块大陆集中分布着世界上几个全球性强国和地区性强国,“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排在美国后面的六个世界经济大国都在欧亚大陆。公开的核大国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不公开的核国家也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可以设想,这里一旦形成国际政治权力和力量的集中,就会导致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动,就会造成新的地缘交集点的形成和汇集,也就会严重地改变目前的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同时,这里拥有世界人口的75%(这意味着这个特殊地带也是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世界生产总额的60%和世界已知能源(包括最多的战略性资源)的四分之三,存在着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的最大潜力。可以设想,一旦这里实现经济起飞,便会直接造成地缘经济的格局性变动,由此便会立即导致国际力量对比的倾斜。再有,它还是世界核力量最为集中的地方,不仅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和中国的西北部部署着大量的核武器和导弹,而且还出现了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这样的具有核潜力的地区性强国。这些都是“大陆心脏地带”所具有的天然要命之处。因而,布热津斯基把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这个连贯的大陆视为一个地缘政治的大棋局,未来大国力量的命运将取决于它们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新格局中的角逐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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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28 另一方面,布热津斯基对于欧亚大陆的看法,还基于他对苏联和俄罗斯地缘政治观念和美苏对抗的历史分析。就前者而言,他说:苏联的世界地图会使它感到:“这个地图清楚地显示了全球政治中某些鲜明的‘铁的定律’:水域应当使北美的入侵者与中心大陆那些偏离正道的边缘地区分离,从而划出一条把世界分开的‘自然的’地缘政治分界线。”“持久不变的方向感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地缘政治的实质内容。”(7)应该说,布热津斯基对苏联和俄罗斯的认识与陆权理论延续下来的主要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与此紧密相关,布热津斯基重点谈到了美苏对抗的地缘政治性质。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传统的海陆冲突的参加者是新角色,“但它仍然是海洋大国和占支配地位的内陆强国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古老的、几乎是传统的、无疑也是地缘政治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是英国(以及早些时期的西班牙或荷兰)的继承者;而苏联则是纳粹德国(以及更早一些时期的德意志帝国或拿破仑一世的法国)的继承者”(8)。布热津斯基比较了冷战时期刚开始时与冷战即将结束时的情况,他说,冷战的开始是一个海洋大国与一个内陆大国争夺欧洲剩余地盘的斗争,而现在美苏在全球范围内的争夺,使地缘政治问题更加突出,并且主要涉及到海陆关系所能包含的一切领域。在全球范围的竞争产生于一个跨大洋的大国和一个跨大陆的大国之间前所未有的冲突。因此,美苏的争夺实际上在回归着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因素本身也许足以成为把战后两个主要国家推入冲突的原因”,它们各自的地缘政治形势所提出的迫切要求是不同的,它们竞争的性质是两个帝国之间的竞争,不只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9)。应该说,布热津斯基的这种对全球范围内跨大陆大国和跨大洋大国之间竞争关系的观点,是在更大的时空中对海权和陆权关系的讨论,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它们之间交叉和互相渗透关系的有力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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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30 基于此,布热津斯基认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两个主要大国(无论是美国和俄国,还是美国与中国)对欧亚大陆的争夺是一场全面的斗争,这种全面的斗争在三条中心战略线上进行:远西战线、远东战线和西南战线。在《竞赛方案》中,布热津斯基提出的美国对付苏联的战略目标是:第一,美国通过控制海洋阻止欧亚中央大陆极其重要的边缘地区落入在欧亚大陆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苏联手中。第二,如果苏联有朝一日控制了整个欧亚中央大陆,它就能够有效地对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控制权提出挑战。这是美国长期以来就必须应付的、并且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克服的地缘政治问题。第三,如果苏联有朝一日取得了海洋控制权,那就将使美国变成一个孤立无援而且日益脆弱的国家。到那时,莫斯科就能够在西半球本身,在美国的边缘利用反美民族情绪(10)。但是,苏联解体使它不能达成这样的目标,它反而遇到了自己非常严重的地缘政治问题;相反,美国已经处于非常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并且可以开始部署一系列新的有利的地缘政治安排。美国不仅使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走向海洋的地缘政治条件,而且可以通过控制海洋和掌握“边缘地带”对俄罗斯施加极大的地缘政治压力,从而使俄罗斯即使在自己家门口的欧亚大陆上也失去统治地位。但是,布热津斯基实际上也意识到,在衰落的俄罗斯之后也还会有别的大国代替它的角色,而这是美国在今后需要对付的地缘政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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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32 从《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开始,布热津斯基提出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焦点问题是所谓的“黑洞”问题,这在后来的《大棋局》一书中有了更为明确和展开的论述。这一概念成为布热津斯基分析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包括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关系的一个主要概念,因为围绕“黑洞”现象的出现,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变化,传统的、即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式的“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布热津斯基形容到,苏联的解体使“心脏地带”发生内部塌陷,“在欧亚大陆正中心造成了一个‘黑洞’。这就如同地缘政治学家所描述的‘心脏地带’突然从世界地图上挖走了一样”(11)。“苏联的分崩离析使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变为一种地缘政治上的真空状态。一度是强大帝国的所在地和全球意识形态挑战的中心,那一大片技术先进的西方和欧亚大陆东端之间的空间现在已成了当代历史上的黑洞:它的近期的未来和它不久以前的过去同样是处于争议之中的。从近期看,这一情况消除了苏联曾经对其富裕的邻国所形成的安全威胁。但从长远看,这一情况可能是大的和新的政治危险的根源。”在《大棋局》中,布热津斯基进一步分析了“黑洞”所带来的“力量真空”的扩大问题,例如俄罗斯丢掉乌克兰的重要催化后果和高加索新独立国家给土耳其恢复其影响创造的机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黑洞”所导致的另外一个结果,是里海盆地乃至中亚地区总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改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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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34 除了这种内部的变化之外,布热津斯基分析说,“黑洞”的出现既给外来势力、包括美国从“边缘地带”进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大开方便之门,又给美国带来严峻的地缘政治上的挑战。欧亚大陆存在着地缘政治的真空和“黑洞”,它具有爆炸性,也是漩涡波及的所在。在地缘战略上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地处心脏地带的帝国的崩溃”意味着,它40年来煞费苦心要把美国逐出欧亚大陆的努力已功亏一篑。美国不再面临这样的战略挑战,而过去如果该挑战一旦得逞,美国就可能面对着被一个敌对帝国所席卷的整个欧亚大陆。显然,将美国逐回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是斯大林冷战时期的战略目标。苏联的解体,使美国第一次能够把它的政治势力扩展到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上的各个新的共和国,一直到中国的西北边疆和主宰位于欧亚大陆南侧的波斯湾地区,甚至破天荒地掌握了打开“心脏地带”大门的钥匙(13)。因此,毫无疑问,布热津斯基这里所谈到的“黑洞”问题是从美国战略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他甚至看到了其中给美国提供的突然出现的历史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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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36 正是基于对欧亚大陆“黑洞”问题的看法,布热津斯基进一步论述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地位和美国如何向欧亚大陆渗透的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在后冷战时期,欧亚大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地位与它对全球事务的支配直接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和欧亚大陆的关系变得十分敏感,这倒不是因为北美大陆与欧亚大陆的关系变得直接起来,而是因为美国带着它的以欧洲盟国为主的北约组织向欧亚大陆展开了新的十字军式的进军(也有人把这叫做“基督教式的远征”),北约东扩将使它获得甚至可以进入整个欧洲大陆中心地带的机会。这一进程的发轫和扩展当然与它的长期对手苏联的崩溃有关,苏联解体使位居北美大陆(即欧亚大陆之外)的美国能够破天荒地成为欧亚大陆大国关系的主要仲裁者,欧亚大陆成为美国为争夺全球首要地位而继续进行斗争的棋盘。而且,诸如欧亚大陆的“黑洞”问题给美国所带来的好处,还在于美国开始可以直接地而不是迂回地介入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不是从欧亚大陆外围施加影响而是直接深入到欧亚大陆的腹地。这意味着,斯皮克曼早先所设计的美国从“边缘地带”包围和遏制欧亚大陆主要强国的战略显得有些过时,“边缘地带”固然重要、而且也不能轻易放弃,但是美国(包括北约)获得了比“边缘地带”更靠近“心脏地带”的机会和通道。这种“机会和通道”实际上是指东欧问题、中亚问题及南高加索问题等所蕴涵的战略方便及其扩散性利多。必须注意的是,美国可以利用欧亚大陆腹地的局势变化、而不再仅仅是外围的局势,将导致传统的“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这是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中的重大事态,也将是今后地缘政治的主要特征。人们看到,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围绕欧亚大陆制定了主宰两大洋,以分别有效介入欧洲和亚洲主要事务并取得整个地缘政治主控权的战略。如果这一战略获得成功,美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将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甚至可以说它将突破超出以往地缘政治范围的限制,获得大大超过早期戴高乐所说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真正的欧洲的范围。而美国的地缘政治扩张超出欧洲地区界限而伸展到整个欧亚大陆、特别是它对“心脏地带”的进攻性做法,是在全球地缘政治主线上展开的新的有战略意义的布局,必将对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巨大和持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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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38 当然,也有布热津斯基在给美国的战略进行谋划时所未能逆料的情况。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美国的战略产生威胁的地缘政治因素还是很多的,并不仅仅限于他所主要关注的欧亚大陆上的大国竞争所引发的问题。例如,在极具地缘政治价值的中亚地区,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势力迅速崛起,控制了该国的政权和绝大部分地区。其活动范围和政治影响不仅扩展到相邻的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而且还伸长到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地区。由于“塔利班”和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在反对美国的目标上形成了统一战线,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要通过对中亚地区实施“圣战”将其纳入伊斯兰世界的轨道,对于美国来说中亚地区这个欧亚大陆“软腹部”的地缘政治问题变得突出起来,出现了新的、还不太熟悉的地缘政治形势。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布热津斯基等许多美国人对此恰恰是没有考虑过,也不可能考虑到的。布热津斯基指出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力量中心进一步分散化的现象,但对其“边缘地带”内部挤压出新的“破碎地带”的前景却未有充分考虑。美国既获得了进入欧亚大陆内部的绝好机会,又面临着不少不确定性的、甚至偶然的意外因素。这些因素一旦显现出其在地缘政治上的能量和爆发力,对美国来说甚至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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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40 当然,就冷战结束前后的地缘政治形势而言,布热津斯基最关心的仍然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对美国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布局威胁最大的,可能恰恰来自于另外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在欧亚大陆的出现或崛起,同时可能来自在这块大陆上形成排斥美国的新的战略组合(14)。对于前者,布热津斯基用与斯皮克曼几乎同样的口吻判断说,“正是在欧亚大陆这个全球最重要的竞赛场上,美国的一个潜在对手可能在某一天崛起”,它可能取代历史上那些强权的地位和势力,而对美国的战略利益产生最大的威胁。对于后者,布热津斯基怀有侥幸的心理:“所有可能在政治和/或经济上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欧亚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欧亚大陆太大,无法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整体。”(15)这一情形使得谁要想在欧亚大陆上聚集组织起来的力量,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但是,布热津斯基认识到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必须从现在开始,高度重视欧亚大陆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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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42 总之,从《竞赛方案》到《大棋局》,在进一步扩大地缘政治学二分论逻辑的时候,布热津斯基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重大变动给予了非常系统的考察,在这块大陆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后续影响是他讨论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变化的基本背景。按照布热津斯基的逻辑,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变动已经造成“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关系的位移:在冷战结束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地缘政治竞争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在冷战结束之后,这种竞争涉及到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处理,也涉及到美国如何处理同中亚一些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包括布热津斯基所强调的位于“边缘地带”和接近“边缘地带”的“支轴国家”;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任何变动还将影响到海洋和陆地之间的传统竞争,而且欧亚大陆的一些主要的“边缘地带”应被视为再度处理海权和陆权的关键。冷战结束以来,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是在“心脏地带”和内部腹地出现了俄罗斯的衰落和中亚地区的力量真空,在其两侧是北约东扩和美日军事同盟的强化,海陆关系的结构和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关系更趋复杂化。同时,围绕欧亚大陆的这种变化,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进一步指出,地缘政治结构和形势会变得日趋复杂,可能出现多极组群:北美组群、欧洲组群、东亚组群、南亚组群、穆斯林新月区域、可能出现的欧亚组群。其重要结果就是进一步促使了布热津斯基所重视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和格局性演变,“多极组群”表明了地缘政治的某种多元化特征,但是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结构仍然是以“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海权和陆权为主的二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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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44 在布热津斯基的著作中,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逻辑还衍生出了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就是在探讨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时,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地域分布对地缘政治会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它们所带来的地缘政治较量有可能比争夺陆权和海权的较量更显重要,但其中也显然隐含着这种传统的争夺。布热津斯基指出,对于俄国和美国,地缘政治真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漩涡。目前这个漩涡由欧亚大陆的一个椭圆形地缘政治圈构成,它由西向东,由亚得里亚海至巴尔干各国,一直到中国的新疆地区边界;由南至北,环绕波斯湾,包括中东部分,南面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和北面的沿俄国——哈萨克边界的全部中亚地区,一直到沿俄罗斯——乌克兰的边界,包括30个国家,几十个种族、民族和信仰不同宗教的约4000万人口(16)。在这个椭圆形漩涡的边缘,地缘政治可能产生的冲突交织着欧亚大陆上各种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的冲突问题。这种冲突虽然可能会带来比过去复杂的局势,但是在这些复杂的冲突背后依然保留着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最深刻的冲突,而俄罗斯与西方势力的冲突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17)。这就仍然与地缘政治的传统谜题有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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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49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1705433023]
1705434250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二节 “文明断层线”:二分论的新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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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52 比布热津斯基更擅长于讨论文明和民族问题的是亨廷顿。人文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都认为,文明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上进行分布,并可以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上获得表达(19)。不同的地理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对文明的地理空间分布有着不同的解释。亨廷顿的解释应该说是其中非常有特色、影响甚巨的一种。在他那里,文明之间的冲突在国际政治中占据着更显眼的位置,并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地缘政治”。他认为,虽然战争打破了文明的地理界限,但“文明也在地理上相互分离”(20),这是文明有可能变成“地缘文明”的前提。如同黑格尔把人类文化区分为高原文化、平原文化和海洋文化一样,亨廷顿对文明之间的界限划分基本上以多种文明的存在为背景、以可能产生的两极对立为结果,也就是在实际上采取了对地缘文明的二分划分标准。他认为,文明的冲突会在地理空间上得到具体的体现,后冷战时期所出现的“文明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冲突的中心地带和首发地带,冲突将首先发生在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上,并且具有极大的扩散性。这是一种特殊的地缘冲突。所谓“文明断层线”所牵涉到的地区包括中亚、外高加索、中东、波斯尼亚、车臣、克什米尔、斯里兰卡(21)。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亨廷顿从地理差异跳到了民族和文化差异方面,特别指出这种差异在“文明断层线”的周围显得十分严重。依据于此,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列出了大量的图表,为人们说明了冷战后的世界秩序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不难发现亨廷顿头脑中的世界结构与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各种版本的大陆与海洋、核心与边缘的二分论对立的主脉竟然是那么一致和相通,简直可以说是以“文明冲突”的语式对后者的翻版和再造。或者说,在亨廷顿身上地缘政治学传统的二分论思想只不过换上了“文明问题”的外衣。因此,亨廷顿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是指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分裂,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二者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亨廷顿把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以儒家文化为特点的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描绘成影响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他并预言说,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之下发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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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54 在亨廷顿的观点里,文明之间的关系演变和所可能发生的冲突固然重要,但地缘政治问题可能和文明问题相联系,从而使文明和国际政治具有难以分辨的交叉性和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他认为,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权力,“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西方可能更是如此。”(23)虽然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然而,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它们之间的界限难得清晰,但这些界限却是有真实的。”(24)例如,各个文明所控制的人口、领土之比就是一种地缘政治。特别是,当文明与地缘政治结合时,就将转化为一股巨大的现实力量。事实上,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都具有着地缘政治的意义,如果它们哪一个在空间上形成圈化局面,就可能向国际社会释放出很大的地缘政治能量。“西方现在占绝对优势,并将在进入21世纪时在权力和影响力方面仍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间的均势,也发生了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权力相对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随着西方老大的地位被侵蚀,它将丧失很多权力,其余权力将在地区基础上分散给几个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国家。最主要的权力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25)但与中国相比,伊斯兰教的世界性复兴运动是更现实的一个存在,这个运动“遍及了几乎所有穆斯林社会,从70年代开始,伊斯兰教的标志、信仰、习俗、体制、政策和组织就赢得了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从尼日利亚到哈萨克斯坦的全世界1亿穆斯林越来越多的信奉和支持”。也就是说,伊斯兰运动在世界几大宗教中最早和最快地呈现出地缘扩张之势,很多国际性的事件和危机都与此有关。这是人们必须注意和重视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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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56 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的几年里,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27)“全球政治地理因此从1920年的一个世界走向60年代的三个世界,然后走向90年代的12个以上的世界”。从这种地缘文明的角度,亨廷顿进一步归纳和划分出七块地缘空间范围,也就是当代人类的主要文明所圈定的地区,它们在地缘政治上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集中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28)。总之,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是一个多种(七个或八个)文明同时存在的世界,从文明的多样性来看,全球政治是多极的或多文明的,不再简单地是由政治两极来划分的。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亨廷顿的“核心国家”概念,这在布热津斯基那里叫做“支轴国家”。这种“核心国家”在一定的文明圈范围内发挥着主要的领导作用,有“核心国家”做领导的地缘空间范围会形成一个特定的地缘政治区域,当然它也是一个特定的地缘文明圈。亨廷顿认为,“核心国家起领导作用或支配作用的世界是一个势力范围的世界,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核心国家发挥的影响被与其拥有共同文化的文明成员国减轻或缓和的世界”(29)。所以,文明的分布与地域因素直接关联起来。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引起了地缘政治的变化,而分布在主要地缘地带上的是文明圈的冲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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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58 尽管人文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在解释后冷战时期文明的分布时倾向于多元文化或跨文化(multiculturalism)的角度(31),也尽管亨廷顿认为有七八种主要文明的存在,但是他的思想的主要含义并不是文明的“多极化”,而是“两极化”。多种文明的存在,可能意味着文明的地理整合(32),但其中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联合将对西方文明形成挑战,将来的冲突将出现在现在的西方和非西方之间。世界的文明冲突模式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地域性,而这种地域性的文明冲突绝不可能永远处于多种文明相互间混战的“战国时代”,恰恰相反,多种文明之间经过分化组合后,会与地缘政治学所揭示的二分论主题和结构吻合。这也就是亨廷顿在阐释文明的地缘冲突性质时的主要思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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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260 综上所述,布热津斯基的“大棋盘”思想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均是他们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的有代表性的主张。值得指出的是,他们所撰写的几部著作完全从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出发,以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政治的重大变动为讨论重点,因而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十分轻视;特别是,它们拒绝并有力驳斥了福山(Fukuyama)《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一书的观点,认为福山等过低估计了前共产主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动荡因素的力量,即地缘政治的力量。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和《大棋局》中充分表达了现实主义学派的地缘政治观,认为地缘政治学仍然沿着现实主义学派的轨迹发展。亨廷顿在一些文章中更率直地反击了福山的观点,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则进一步系统总结和阐述了这些观点。他们著作的主要精神就是,在世界结构已经受到地缘政治和地缘文明的巨大变动的冲击影响下,人们必须在政策上和行动上作出反应,而不能无所事事。他们的观点在西方国家许多政要和学者中颇有市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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