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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二节 “文明断层线”：二分论的新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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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布热津斯基更擅长于讨论文明和民族问题的是亨廷顿。人文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都认为，文明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上进行分布，并可以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上获得表达(19)。不同的地理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对文明的地理空间分布有着不同的解释。亨廷顿的解释应该说是其中非常有特色、影响甚巨的一种。在他那里，文明之间的冲突在国际政治中占据着更显眼的位置，并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地缘政治”。他认为，虽然战争打破了文明的地理界限，但“文明也在地理上相互分离”(20)，这是文明有可能变成“地缘文明”的前提。如同黑格尔把人类文化区分为高原文化、平原文化和海洋文化一样，亨廷顿对文明之间的界限划分基本上以多种文明的存在为背景、以可能产生的两极对立为结果，也就是在实际上采取了对地缘文明的二分划分标准。他认为，文明的冲突会在地理空间上得到具体的体现，后冷战时期所出现的“文明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冲突的中心地带和首发地带，冲突将首先发生在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上，并且具有极大的扩散性。这是一种特殊的地缘冲突。所谓“文明断层线”所牵涉到的地区包括中亚、外高加索、中东、波斯尼亚、车臣、克什米尔、斯里兰卡(21)。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亨廷顿从地理差异跳到了民族和文化差异方面，特别指出这种差异在“文明断层线”的周围显得十分严重。依据于此，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列出了大量的图表，为人们说明了冷战后的世界秩序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不难发现亨廷顿头脑中的世界结构与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各种版本的大陆与海洋、核心与边缘的二分论对立的主脉竟然是那么一致和相通，简直可以说是以“文明冲突”的语式对后者的翻版和再造。或者说，在亨廷顿身上地缘政治学传统的二分论思想只不过换上了“文明问题”的外衣。因此，亨廷顿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是指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分裂，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二者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亨廷顿把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以儒家文化为特点的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描绘成影响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他并预言说，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之下发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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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廷顿的观点里，文明之间的关系演变和所可能发生的冲突固然重要，但地缘政治问题可能和文明问题相联系，从而使文明和国际政治具有难以分辨的交叉性和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他认为，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权力，“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西方可能更是如此。”(23)虽然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然而，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它们之间的界限难得清晰，但这些界限却是有真实的。”(24)例如，各个文明所控制的人口、领土之比就是一种地缘政治。特别是，当文明与地缘政治结合时，就将转化为一股巨大的现实力量。事实上，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都具有着地缘政治的意义，如果它们哪一个在空间上形成圈化局面，就可能向国际社会释放出很大的地缘政治能量。“西方现在占绝对优势，并将在进入21世纪时在权力和影响力方面仍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间的均势，也发生了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权力相对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随着西方老大的地位被侵蚀，它将丧失很多权力，其余权力将在地区基础上分散给几个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国家。最主要的权力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25)但与中国相比，伊斯兰教的世界性复兴运动是更现实的一个存在，这个运动“遍及了几乎所有穆斯林社会，从70年代开始，伊斯兰教的标志、信仰、习俗、体制、政策和组织就赢得了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从尼日利亚到哈萨克斯坦的全世界1亿穆斯林越来越多的信奉和支持”。也就是说，伊斯兰运动在世界几大宗教中最早和最快地呈现出地缘扩张之势，很多国际性的事件和危机都与此有关。这是人们必须注意和重视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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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的几年里，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27)“全球政治地理因此从1920年的一个世界走向60年代的三个世界，然后走向90年代的12个以上的世界”。从这种地缘文明的角度，亨廷顿进一步归纳和划分出七块地缘空间范围，也就是当代人类的主要文明所圈定的地区，它们在地缘政治上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集中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28)。总之，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是一个多种（七个或八个）文明同时存在的世界，从文明的多样性来看，全球政治是多极的或多文明的，不再简单地是由政治两极来划分的。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亨廷顿的“核心国家”概念，这在布热津斯基那里叫做“支轴国家”。这种“核心国家”在一定的文明圈范围内发挥着主要的领导作用，有“核心国家”做领导的地缘空间范围会形成一个特定的地缘政治区域，当然它也是一个特定的地缘文明圈。亨廷顿认为，“核心国家起领导作用或支配作用的世界是一个势力范围的世界，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核心国家发挥的影响被与其拥有共同文化的文明成员国减轻或缓和的世界”(29)。所以，文明的分布与地域因素直接关联起来。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引起了地缘政治的变化，而分布在主要地缘地带上的是文明圈的冲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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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文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在解释后冷战时期文明的分布时倾向于多元文化或跨文化（multiculturalism）的角度(31)，也尽管亨廷顿认为有七八种主要文明的存在，但是他的思想的主要含义并不是文明的“多极化”，而是“两极化”。多种文明的存在，可能意味着文明的地理整合(32)，但其中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联合将对西方文明形成挑战，将来的冲突将出现在现在的西方和非西方之间。世界的文明冲突模式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地域性，而这种地域性的文明冲突绝不可能永远处于多种文明相互间混战的“战国时代”，恰恰相反，多种文明之间经过分化组合后，会与地缘政治学所揭示的二分论主题和结构吻合。这也就是亨廷顿在阐释文明的地缘冲突性质时的主要思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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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布热津斯基的“大棋盘”思想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均是他们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的有代表性的主张。值得指出的是，他们所撰写的几部著作完全从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出发，以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政治的重大变动为讨论重点，因而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十分轻视；特别是，它们拒绝并有力驳斥了福山（Fukuyama）《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一书的观点，认为福山等过低估计了前共产主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动荡因素的力量，即地缘政治的力量。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和《大棋局》中充分表达了现实主义学派的地缘政治观，认为地缘政治学仍然沿着现实主义学派的轨迹发展。亨廷顿在一些文章中更率直地反击了福山的观点，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则进一步系统总结和阐述了这些观点。他们著作的主要精神就是，在世界结构已经受到地缘政治和地缘文明的巨大变动的冲击影响下，人们必须在政策上和行动上作出反应，而不能无所事事。他们的观点在西方国家许多政要和学者中颇有市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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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种略显牵强的二分论不同的是，在后冷战时期到来前后，也就是在国际政治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再度显示出“经典性二分论”的研究格局，不过它的重点不是研究生态、环境问题，也不是简单地看待能源问题，而是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以民族和文化问题作为研究重点，注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关系，以及民族和文明的地域性划分可能给国际政治带来的影响，从而再次开拓了地缘政治学的视野和研究领域。恰恰是冷战结束前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让地缘政治学家再次找到了用武之地。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应该说成为了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因此，从上面说到的地缘政治学可能出现的趋向和特征看，也许地缘政治学在经历它的“新的综合”的时期，这一点同其他很多学科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情景多少有些一样。新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已经把陆权论和海权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及空权论共同结合起来，加以系统整合，而提出了新的综合性很强的理论。但是，同很多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不太一样的是，地缘政治学在自身“人文”色彩日趋浓厚的同时，其自身的“实学”本性也暴露无遗。在为对外政策“导航”、在为外交实践“服务”方面，它可以说是尽职尽责，与现实联系得极为紧密。布热津斯基的“欧亚战略”设计和克林顿的“两洋战略”的推行，使人们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密切的呼应和契合关系。亨廷顿对伊斯兰文明世界化的预测，与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某些政策也存在着关联。毋宁说，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等人的新型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称霸战略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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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chael Cox,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Superpower Without a Missi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UK, 1995,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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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 27,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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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地缘政治的某些学者认为，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北半球合作带”也是前苏联地缘政治思想中一种对欧亚大陆地缘安排的政策性观点，而且在脉络上倾向于陆权学说。可参见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六章，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另外，撒切尔和老布什的“从大不列颠到乌拉尔以远的民主联盟”的构想也是向欧亚大陆中心进军的主张，他们的主张被后来的北约东扩所实践。不过，这些主张属于政治人物的政策性观点，虽然它们也与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学的一些重要观点接近或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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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竞赛方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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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onald D. Johnso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acific, Praeger Publishers, London 1995, 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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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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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竞赛方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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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竞赛方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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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书，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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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竞赛方案》，第26页，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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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棋局》，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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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大棋局》，第118—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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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失控与大混乱》，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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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棋局》，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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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棋局》，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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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大失控与大混乱》，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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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大失控与大混乱》，第180—194页，第261—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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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这个所谓的“危险的漩涡”中，地区内的暴力冲突可能会在多种多样的对立双方之间爆发，其分裂与对立已达白热化。全世界已获得或不久就可能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中，有一半的国家位于这一地区内。这都是这一地区的危险所在。参见《大失控与大混乱》，第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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