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434401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1705433027]

1705434402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三节　从对抗性思维到融合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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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04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第二个弊端和局限性是对抗性的思维导向。对地缘政治学最有代表性的几种理论做比较，会发现它们的不同点、甚至对立点十分明显。马汉强调海权的重要性，麦金德和斯皮克曼、豪斯浩弗强调陆权的重要性；麦金德注重“大陆心脏地带”的历史作用，斯皮克曼注重“边缘地带”的现实作用；麦金德、斯皮克曼和豪斯浩弗等把空中力量的发展视为对海权国家不利的因素和对陆权国家有利的条件，海权论者则强调空权时代海空一体化的价值并排斥陆权在新的时代的作用，空权论更把空中力量当作决胜的根本条件。由此可以看到，以上几位人物的理论具有十分明显的对立性、甚至对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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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06 值得我们重视的不仅是以上人物在基本理论观点上的对立，而且是他们所代表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危害性，这就是决定论的思维容易导向地缘政治现实中的对抗性，容易在所谓理性原则的前提下使国家以自私的本性处理相互间的关系，从而把国际政治变成一种充满对抗色彩的“零和游戏”。早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本身就带有被视为“生存法则”的扩张性和弱肉强食的侵略性。拉采尔和契伦等人在系统地提出“生存空间论”时坚信，地理环境制约着国际政治现象，国家是一个生物单位，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求向外扩展其疆界，通过对外扩张争取“生存空间”。这在他们看来是国家生存的基础法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由此，他们主张强国不可避免地要侵占其他国家的领土，就像生物的生长需要一定的空间一样。怀有大日耳曼主义情绪的拉采尔更认为，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一个国家向外扩张领土不仅是应当的，而且强国和弱国恰恰是因为地理上的原因形成了控制和服从的世界体系。这显然是机械搬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Spencer）社会有机论的结果，也显然是一种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逻辑。在那些实施侵略扩张政策的国家看来，对地缘政治方面某一类因素的强调是毋庸置疑的，它（们）可以成为“强权的支柱”；即使这可能导致国际政治中的对抗结果也是文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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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08 应该说，决定论的思维延伸到地缘政治学领域必然导致其带有十分明显的对抗性，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内涵上便处处体现出这种性质，并把它演绎成一套完整和系统的逻辑。马汉的“谁控制海权，谁就能控制世界”，麦金德的“谁控制东欧，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世界”，斯皮克曼的“谁控制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世界”等基本论点，都带有很大的决定论式的片面性，它们不仅容易使人落入宿命论的窠臼，被某种“地理咒语”所左右，而且必然使地缘政治的实践在地理空间上被导向空前的对抗性局面。按照二分论的逻辑，人性恶是政治学的基本假定，也是达尔文物竞天择精神的体现。由于地缘政治是融合了生物和地理因素的基本概念，由于生物界和地理环境普遍存在着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所以国家很难消除自私的本质，它们在相互关系中诉诸“以邻为壑”的行为是必然的和排他的选择。海洋和陆地，“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这些词汇，就最直接和最充分地反映了地缘政治中显著的对抗本质。由于这些不同的地理因素之间存在着很难达成和谐的历史惯性，根据不同的地理因素进行国家利益的判断，就必须把对方看成是魔鬼，只能采取置其于死地的做法。而根据这种逻辑，世界不是没有敌人的世界，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一个敌人。这甚至被认为是地缘政治实践中的铁律。由此，国际政治实际上就变成了海权对陆权、“大陆心脏地带”对“边缘地带”之间不容怀疑和反复进行的斗争，它们不仅被视为是国际政治的永恒主题，而且也被视为国际政治实践的基本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说，地缘政治学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重术不重道”的学问，或者干脆被说成是“国际政治的厚黑学”，恰恰是因为二分论只给“以邻为壑”的国际政治行为寻找理论根据，也只给国家间关系的“零和对抗”提供理论上的注脚。在二分论对世界历史的解释中，人们很难找到相互合作的内容，相反到处是排斥合作和视合作为禁脔的现象。帕克认为，20世纪的大部分地理政治学思想中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潜在的对立意识，二是二元论观点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为多数其他观点奠定了基础，三是世界中心和世界边缘：一内一外的霸权模式持续存在，它的世界秩序是为增进具有支配地位的地理区域之利益而设计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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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10 在以对抗逻辑影响国际政治和国家行为方面，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有着它的潜在路数。马汉的海权论和麦金德的陆权论，在给美英等强国提供地缘政治指南方面突出了两种权力的对抗性质，因而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策选择。在影响希特勒称霸欧洲和世界的对外政策方面，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走得更远。摩根索曾经指出，“地缘政治学的德国学派，由于热衷于显示德意志民族负有征服‘中心地带’这一统治世界的地理宝座的使命，就把地缘政治学的原理与人口压力的论点结合了起来。德意志民族是‘缺乏空间的民族’，并且他们为了生存必须占有的‘生存空间’，这就吸引着他们去征服空旷的东欧平原。”(33)实际的历史情形确实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地缘政治学的二分逻辑曾为赤裸裸的法西斯侵略扩张服务，成为西方强权政治和侵略行径的一种方便的理论工具。贯穿在侵略行为和海陆对抗中的，是所谓“草原强盗”和“海上强盗”之间的争斗。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影响就在于，陆权学说和海权学说都曾促使那些大国依托某种地理因素去寻求控制世界的条件和力量。乔治·里斯卡（George Liska）在考察国际关系中的均势时指出，地缘政治学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是大陆与海洋、东方与西方的对抗与冲突的思想。这种传统从地缘政治学形成开始就延续不绝，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一种怪异的发展(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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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12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争霸也产生了或明或暗的、但显然是重要的影响。这不仅因为按照二分论的逻辑，人们习惯于以对抗的逻辑解释两极格局所代表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特别是以地理上的对抗因素加以说明。例如，昔日“草原强盗”和“海洋强盗”的争斗仍然在继续，只不过这种争斗场面被说成是北约对华约、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以及东方对西方等的较量。而且因为美苏双方都循着二分对抗逻辑制定出了冷战战略，从“心脏地带—边缘地带”的冷战图表中可以看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都很明确地认知相互间的对峙实际上是地缘政治上的对峙，并十分鲜明地再现了地缘政治的二分逻辑：国际格局的地缘政治分布呈现出二者之间的包围与反包围结构，其中隐藏着海权论和陆权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之间的对立。具体地说，凯南的“遏制战略”、尼克松一基辛格的“大三角战略”和斯大林的“势力范围”政策，都有因地缘政治学二分逻辑所引起的对抗性倾向。西方学者指出，斯皮克曼继承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特别是他的“边缘地带学说”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而“多米诺骨牌理论”所注重的地缘政治的连锁反应逻辑则直接成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定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政策的重要根据。与此同时，苏联对“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关系的认识，则显然是其控制东欧的“势力范围”政策、南下政策和入侵阿富汗行动的根源之一。由上面可以看出，美苏的冷战战略都被打上了地缘政治二分布局的明显印痕，它们恰恰通过在两个带有地理对抗性的地带上确保实力地位，进行霸权的争夺，并去寻求对世界的控制。美苏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带来了有史以来罕见的冷战局面，国际政治长期内充满了紧张和危机。就美苏两极对峙的必然性而言，地缘政治学家注意到其地缘政治方面的条件，他们认为决定美苏关系的基本因素是融合了海权与陆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形势。这不仅使它们很难进行成功的政治和经济合作，而且不断加深着相互间的敌视。因此，美苏争霸的过程实际上隐含着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理论根源，从中我们都可以嗅到对抗性逻辑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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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14 此外，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地缘政治含义，即陆权和海权，“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另一个明显的特征。这就是，地缘政治上的二分分野与国际格局的二分特征具有相当大的契合性。地缘政治上的二分对国际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美苏争霸斗争的两极性也体现在地缘政治上的二分特征上。同时，地缘政治组合的配置方法与国际格局的配置方法几乎是同样的，例如，结盟与反结盟、军备竞赛、建立势力范围与缓冲地带均是在地缘政治的线索上进行的，基本上与“大陆心脏地带”、“边缘地带”和中间地带相吻合，都带有明显的两极性和由两极性所带来的对抗性。乔治·里斯卡对这种对抗逻辑作解释时指出，“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在性质上殊异，无论是相互竞争还是彼此交往都不能消除二者的天然差别。一旦前者变得强势，就要扩张疆界和争取出海口，以扩大均势的范围来建立对海洋的优势体系。而海上强国势必对此下定决心进行抵制，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由此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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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16 在后冷战时期，大国间的角逐仍然折射着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中对抗性思维的印痕。北约东扩和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在开始构筑新的国际格局的同时，也包含着对“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海洋与大陆之间对抗关系的考虑。美国及其盟友尤其注重在“边缘地带”和海洋方向对“心脏地带”和大陆方向施加压力。而处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与中国这两个大陆型国家则通过建立所谓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共同采取的“军事领域信任措施”，缓解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特别是这两个国家所谋求的新安全模式，也已经在“大陆心脏地带”构成和发展了一种内聚式的国际格局布置。对此，有些学者认为，地缘政治的冲动可能促使新的陆权在近期形成。另一些学者则发出了从麦金德那里召回那些“小天使”的警告，他们认为，地缘政治学中海陆二分的逻辑并未完全失去市场。以苏联解体等历史事件为标志的地缘政治剧烈变动，很可能再现“大陆人”与“海洋人”之间的传统对抗。当然，地缘政治方面的角逐也掺杂进来其他的因素，与纯粹以自然因素为主的地理分布有所不同，地缘政治与经济、文明因素的地理分布又产生了新的互动关系。因此，虽然新的地缘政治中的对抗不可能完全重复“草原强盗”和“海洋强盗”之间冲突的脚本，但人们仍然关注着地缘政治二分现象对国家战略及其行为的现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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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18 从历史上看，地缘政治的对抗与获取国际间权力的问题紧密有关。按照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逻辑，国际间权力竞争的本质永远是冲突和对抗。地缘政治本身所具有的二分性质，体现在国际权力竞争方面便是陆权与海权之间的对抗，“大陆心脏地带”权力与“边缘地带”权力之间的对抗。由于地理因素是难于更改的，国际间的权力对抗甚至是很难避免的。这种涉及国际政治广泛领域的对抗，使那些从事对抗的国家认识到，国际政治中的对抗源于敌对的和不稳定的环境，国家的战略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限定的地理范围内以最有效的方式追求、聚集和扩大权力。由此，国家诉诸追求、聚集和扩大权力的行为模式是一种典型的零和博弈：一方的权力所得便是另一方的权力所失，更具体地说，陆权的所得是海权的所失，海权的所得便是陆权的所失；“大陆心脏地带”权力的所得是“边缘地带”权力的所失，“边缘地带”权力的所得便是“大陆心脏地带”权力的所失。在这里很难找到双赢博弈或共赢博弈的形式及其结果，国家行为考虑的主要是自己与他人相比所可能得到的更多的收益（即“相对收益”），而不是自己与他人都能得到多少收益（即“绝对收益”）。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的对抗性质容易导致国际政治中的极权主义，即聚集更多的权力是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好保证，无论是占据海权的优势还是占据陆权的优势，无论是占据“心脏地带”的优势还是占据“边缘地带”的优势，都是谋求国家利益的基本手段，最好是同时拥有海上的霸权或陆上的霸权，或同时拥有“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霸权。这样，权力的对抗不免带有恶性循环的性质，而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给国际政治实践所带来的对抗性导向，使一些强国易于采取地缘政治上的极端做法，也使它们的国家行为带有追逐权力和实行霸权扩张的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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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20 不过，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所揭示的对抗性逻辑并不完全能够反映国际政治的全部内容，不论是就历史的纵向角度还是就某一时间段内的横向角度来说，都是如此。实际上，国际政治本来就一方面存在着对抗和冲突，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合作；一方面存在着战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和平。也就是说，国际政治始终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内容，而不是一个方面的内容。如果仅只强调一个方面的内容，就片面地阉割了世界历史的真相，或至少是对世界历史采取了截取部分而推之到绝对化的做法（二分论就以截取部分地理剖面加强了这一点）。很明显的是，海洋和陆地以及“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被主张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人视为无法避免冲突和对抗的地理因素，而海陆关系以及“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系更被他们视为一种永久性的对抗关系。但是，作为人类的居所和国家活动的基本场所，地球上海洋和陆地两个部分本来就都可以被利用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也都可以发挥服务于国际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功能。在很多的时候，海洋和陆地都会表现出地理上的融合性质，它们可以帮助和推动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相互间的共处和合作；海陆关系因而能够具有由这种融合性质所带来的和平特征。实际上，在海陆关系中，在国家间存在竞争和对抗的同时，它们相互的合作也是大量和频繁地存在的：不仅有海上范围与陆上范围经常进行的国际贸易，如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以及欧亚大陆桥，而且海陆之间的和平贸易更是国际间经济关系的常态。这种常态促使国家间进行合作和建立有关合作的国际制度，甚至是必然的。除了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的情况之外，即使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也存在着海陆关系中的大量合作现象。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洋型国家的英国与大陆型国家的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洋型国家的美国、英国与大陆型国家的苏联，相互间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都存在着战略合作甚至结盟的关系。“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在历史上所显示出来的合作情形同样如此。因此，仅仅把对抗视为地缘政治学的主题或地缘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是对地缘政治发展历史的扭曲，也抹杀了它应有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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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22 应该说，在历史上的多数时间里，海陆之间的对抗与合作所存在的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交替的关系，而不是彼此绝对替代和简单排斥的关系；二者之间所表现出的因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双向互动过程。也就是说，在某些时候海权与陆权之间很难避免对抗，而在另一些时候海权与陆权之间也可能被驱使走向合作。如19世纪英国和俄国就在欧亚大陆的中亚地区进行了十分激烈的地缘政治角逐，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却团结一致反对德国，虽然这种合作过程也有一些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陆权国家德国与海权国家日本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另一些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而后面这些国家完全超越了所谓海陆关系中的对抗因素进行了成功的合作。又如上面提到的美国和苏联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两个国家共同组建了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进行了卓越的战略合作，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但在冷战时期它们却从事着地缘政治上的尖锐对抗。这以反例（从反面）说明了海陆关系中对抗与合作的交替性质和过程（实际上，这种对抗尽管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但两极均势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是其主要原因，以核武器为主的军备竞赛是另外一个主要原因。特别是后者使过去那种“草原强盗”和“海洋强盗”之间的对抗变成了两个武装到牙齿的核巨人之间的对抗）。至于说到地理上彼此邻近而地理素质不甚相同的法国和英国（英国是典型的海岛型国家，而法国是大陆型国家，虽然它也具备海陆两种素质），在历史上它们之间的对抗与合作也是常常处于交替状态的，在战后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以合作为主调。战后德国与美国在北约组织中的联盟关系大致也属于同样的情况，人们无法再用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对抗，或海陆关系的对峙来解释这种关系。从此可以看到，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之所以能够进行战略上的合作，是因为它们存在着共同的战略需要，而这完全可能超越地缘政治上二分的限制。总之，循着地缘政治的发展线索，可以看到，因受地理因素的制约，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存在着对抗的潜在的或者说诱发性的原因，但相互间的合作也经常出现，只要具备战略上合作的条件或潜力，它们走向合作还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此，历史的总体景观是，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之间的对抗与合作是彼此交替的复杂现象，二者之间的绝对对抗并不见得是地缘政治的常态。其中，到底是对抗为主还是合作为主，是一种复杂的国际政治互动过程，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和经常变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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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24 更深入地讲，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所揭示的对抗性逻辑并不完全能够反映国际政治的全部性质，因为该逻辑意味着国家间的互动是按照零和博弈的规则来进行的，而实际上这种互动也常常是能够按照双赢或共赢博弈的规则来进行的。国际合作的存在就说明国家间关系具有双赢或共赢的性质。从历史上看，冲突与合作、对抗与和平都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也都反映了国际政治的本质，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所揭示的对抗性逻辑很难从历时性角度（历史）涵盖国际政治的本质和特征，也很难从共时性（空间）角度涵盖它们。把一部国际政治的历史说成是海权与陆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永恒对抗的历史，是对国际政治本质的一种粗暴的解释；把横向的地理空间因素当成国家间冲突和对抗的客观基础，同样是对国际政治本质的一种简单化的歪曲。因此，准确地把握国际政治的本质，应该看到国家间在发生冲突和对抗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彼此合作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而且，随着国际政治的深入发展，冲突正在走向合作，对抗正在走向缓和与和平；合作与和平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趋势，也成为国家间互动的本质特征。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即使是那些在地缘政治中带有二分特征的权力因素也已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陆权和海权的概念已并不完全再带有谋求霸权和对外扩张的天性，“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也已并不会完全重复包围和反包围的对抗逻辑。虽然它们很难脱去自身的地理外壳，并且在表明国际政治的地理空间区分和间隔分布方面这些“地理外壳”仍然具有显见的价值，但在内容上，它们已经融进许多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和文化等因素，不再以军事安全因素为主。基于此，我们所说的和平、合作与发展是国际政治的主题和本质，应该更多地反映在地缘政治学的理论中；换言之，从对抗性思维转向融合性思维是地缘政治学的必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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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26 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己面临的地理环境有了新的认识。这种新的认识，是一种以地球为家和善待地理环境的思想。而这在国际政治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就是国家树立了要与自己面临的地理环境善处，要与其他国家共存的融合性思维。这样，过去那种以人性恶为假定的地缘政治学思维需要修正，虽然人性中总难排除恶的一面，国家之间也总会有提防的一面，然而地缘政治学理论完全可以把和谐共处的融合性思维、而不是对抗性思维作为新的主题。我们看到，即使是地缘政治学中的理性主义也强调，二分论所谓的“现实政治”公式是可以被推翻的，因为合理地构建地缘政治关系有助于和平局面的营造。基于这样的认识，地缘政治学在道义和现实层面都不应该仅仅是为侵略扩张政策张目的工具，在内容上它并不都是“生存空间”的邪说和国际政治的厚黑学，它也有为人和国家所利用的“为善之道”，即它可以变成一种国际社会和平与合作的理论。这已经成为今天理解地缘政治学时的一个新的价值判断。确实，由于地缘政治学观念的变化，由于其他多种因素的渗透，地缘政治本身出现了软化的逻辑和柔性的特征。特别是，决定论思维导向的削弱，直接导致地缘政治学中对抗与冲突的两极性原理的退位，和谐共处与相互融合的逻辑正在逐步占据了市场。换言之，地缘政治学中的对抗性思维开始被融合性的思维所取代，从而具有了某种人文主义的导向。帕克新近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地缘政治学的景观已经因其多样性和精妙而显得温和并具有人道的和人性化的特点，这与意识形态对抗时期的严酷和单调乏味形成鲜明的对比(36)。应该说，传统地缘政治要素的整合已经面临着新的必要条件，一直发展着的地缘政治学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论角度以适应国际政治现实的巨大变化。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新时代，以融合性思维代替对抗性思维将使地缘政治学迎来其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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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28 (1)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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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30 (2) 《世界系统》，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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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32 (3) B. J. C. Mckercher and Lawrence Aronsen, The North Atlantic Triangle in A Changing World: Anglo—American—Canadian Relations, 1902—1956,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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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34 (4) Eugene V. Rostow, Toward Managed Peace: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59 to the Pres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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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36 (5)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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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38 (6)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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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40 (7)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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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42 (8) 参见《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81—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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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44 (9) 《世界系统》，第132页。该书作者还认为，“海上及空中是双极，大陆是多极的状态是发生战争可能性小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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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46 (10) 参见《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第3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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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48 (11)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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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50 (12) Ola Tunander, Pavel Baev, Victoria Ingrid Einagel, Geopolitics in Post-War Europe: Security, Territory and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 1997, p.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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