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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一节 地缘政治学家眼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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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的重要大国，在地缘政治上这意味着，它具备陆权大国和“心脏地带”大国的天然素质，同时具备海权大国和“边缘地带”大国的基本条件。这种双重的重要性，历来受到地缘政治学家的高度重视。从马汉、麦金德到斯皮克曼、豪斯浩弗，一直到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等经典论述看，“中国”一词出现的频率逐步升高，其在地缘政治上的认知价值越来越显著。由于中国显然处于一个陆权和海权之间的枢纽位置，也显然横跨并连接着“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所以，无论从控制两种权力的角度，还是从结合两大地带的角度，中国都可以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样的事实自然会激发地缘政治学家的想象力，使他们在自己的理论中都用了适当的篇幅来加以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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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承认自己对中国知道的相对较少，但他曾从控制海权的角度提出，中国的地理位置蕴涵着巨大的潜在力量，也使中国人这个种族有着非同寻常的忍耐力。在历史上，那些想征服中国或在此划分势力范围的西方列强都很难达到目的，因为中国的地缘政治特点使海陆强国都无法在中国内陆充分施展其军事力量。中国虽然在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但这并未改变这个事实：中国拥有最优秀的资源，有着众多的、在种族上是同一的人口。……可以肯定，中国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但是，使相互间存在着多种不同和差异的中国人长期融为一体的因素将在未来确保他们为同一种激情所左右，从而会使任何全体意义上的变革都具有深远的影响。”(1)正是看到中国的这种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马汉曾经建议“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2)并强调应该把中国纳入海洋强国对海权的考虑之中。而在谈到俄国这样的陆权强国与海洋强国之间的竞争关系时，他指出处理它们在中国的关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马汉的年代中国还正处于国力衰弱和内乱不已的年代，“幅员广大又处于动荡之中”，因此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就像“层层外罩掩盖了轮廓的塑像”一样，其地缘政治地位有受制于人的地方，但是在中国的四周已经显现出“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的地缘政治构图。至于说到中国自己对陆权和海权可能存在的认识，马汉认为，历史上重视陆上侵略，证明中国经常感觉到现实中“近在咫尺的陆权比海权要可怕得多”，而海上强国的力量比较遥远。但另一方面他又暗示，除了俄国，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竞争的国家基本上都以广泛意义上的海权为后盾，例如日俄战争意味着海上强国在与陆上强国的对抗中取得了主动，从而对中国产生了更大的威胁。应该说，马汉的某些论述对中国认识自己的海陆二分的地缘政治位置是有启示的，对于中国在考虑如何采取行动利用和改善这种位置时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讲，历史上中国对自己面对的海陆二分的地缘政治缺乏必要的认识，对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也没有采取过有力的应对措施。在近代，中国遭受过陆上强国的入侵，而更多的外部入侵恰恰是从海上开始的。中国的衰败与它没有能够处理好海陆二分的关系不无关系。针对这一问题，马汉说过，考虑到陆地和海洋作为交通渠道的各自特点以及它们交汇之时的相互作用，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必须重视海洋在发展商业和军事上的重要性。例如，长江就具有将大海与其他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的作用。关于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地位的前景，马汉的结论性观点是，即使中国遭受多次的外部入侵，但它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这部分地是由于它有着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只有通过有效地发挥这些潜质，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世界力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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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汉言及中国地缘政治的潜力时更多的是片断式的观点不同，麦金德曾用其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的最后一句话，预言了中国在“心脏地带”的重要分量：“最后，可以很明确地指出：某一新的力量代替俄国对这片内陆地区的控制，将不会降低这一枢纽位置的意义。例如，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的话，那时就会因为他们将面临海洋的优越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陆资源加到一起——这是占有枢纽地区的俄国人现在还没有到手的有利条件，构成对世界自由威胁的黄祸。”(4)虽然这话有些危言耸听，并且缺乏对中国地缘政治独立性的认识，还使用了“黄祸”这种西方式的蔑称，但是这毕竟是一位地缘政治学大师在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看到了中国所具有的地缘政治潜力和能量；它还意味着一旦中国具备了地缘政治的独立性，中国的地缘政治潜力和能量还将超过麦金德的预言。实际上，依据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中国就处于该地带的重要位置上，因为“大陆心脏地带”包括了从中国到黑海、波罗的海这样的范围，涵盖东欧、中亚和西伯利亚等在内的广大地域，中国的部分领土本身就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缘位置与俄国不同，虽然它因部分国土的濒海特点而需要面对处理海洋和海权的问题，但它确实又具有影响海权和发挥海权作用的潜力，而这一点是俄国在完全被封闭于“大陆心脏”时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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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权论一般对欧亚大陆是世界权力中心这一点深信不疑，但斯皮克曼提出了与麦金德相反的观点，即影响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心不在完全居于陆地的“心脏地带”，而在海陆相接的“边缘地带”，因为它比“心脏地带”具备着更良好的地理条件，如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且是“心脏地带”与海洋之间的通道地区。因此，“边缘地带”是控制世界的关键，是世界权力争夺的要害所在。对于“边缘地带”在地缘政治中所具备的关键作用，还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而不是“心脏地带”在海洋势力与陆地势力的冲突中起着缓冲作用，因此所谓的“边缘地带”是“中间地带”；第二，由于“边缘地带”处于世界“心脏地带”的欧亚大陆和海洋中间，是海上强国和大陆强国发生冲突的主要地带，因此“边缘地带”是世界大国进行政治较量的中心地带，是各强国为控制全世界必须占有的关键部位。正是根据“边缘地带学说”，斯皮克曼对中国在战后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更加引人注目的论述，其论点的核心是认为中国在“边缘地带”上可能占据非常关键的位置，无论是作为“中间地带”还是作为冲突地带，它都可能影响全球地缘政治的全局。斯皮克曼认为，中国和俄国是欧亚大陆上两个最主要的大国，二者之间有一种互相替代的关系，俄国的问题在于如何化解自己的不安全感，中国的问题在于国家的发展和统一。斯皮克曼说到，中国的北部边缘地区将继续掌握在苏联手里，中国也还没有能力向全部亚洲沿海地区扩张、包括东南亚地区，但是在中国完成国家发展的任务和实现国家统一后，东亚地区的支配势力显然非中国莫属。“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俄国的势力在大陆上保持着一种均衡，因为它们是这个地区仅有的两个有一些重要性的国家”(5)；而在中国成为东亚支配势力后，“北方的俄国势力将是大陆上对中国地位的唯一平衡。如果西方强国还想在这个地区保存一点势力，就必须为它们的实力建立岛屿基地。”(6)斯皮克曼的观点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国是“边缘地带”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美国和西方必须警惕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个强盛、统一、集权和现代化的中国，因为这个东方强国将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它可能获得巨大能力把它的势力扩展到西太平洋沿岸。如果说中国当时尚不能成为“边缘地带”强国，那只是因为国家的实力不够强大和没有完成统一；但一旦国家的实力强大起来和实现国家统一，中国就将在“边缘地带”上崛起，并将占据“边缘地带”上别人难于替代的位置，而这必然导致全球地缘政治的历史性变化。因此，斯皮克曼从地缘政治演变的角度预言所谓中国“霸权势力”在东亚的出现，并告诫这是不允许发生的，因为它对美国的战略威胁十分巨大。为了防止这种前景的出现，斯皮克曼的具体建议是：可以扶植和借助战败国日本的力量，在远东以遏制和分而治之的方法来防范中国的崛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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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依据斯皮克曼的立论，西方地缘政治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进一步提出，“具有影响的发展是中国的诞生、苏联权力核心的东移海洋和太平洋作为地理政治活动的大中心的呈现。由于从潜在实力上看，中国要比日本强大得多，所以她的诞生是非白种人对白种人的第一次真正的挑战。”“随着中国上升为一个世界强国，太平洋区域发挥了历史同样赋予地中海而后又赋予大西洋的那种作用：各大对立力量隔洋相对峙。这些话似乎就像当年豪斯浩弗曾断言政治地理世界的未来很可能取决于太平洋地区的回音。”(8)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的“主导体系由三个大国组成，即美国、苏联和中国，它们当然是世界上真正的国际性角色。”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显著出现，首先预示了“三极”世界体系的产生，而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加入，必将引导出一个“多极”的世界体系。新的世界体系的主要意义是更改国际行为准则，在地理上则是使世界实力的平衡从欧洲和西方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转移，也就是地缘政治的未来发展演变必然出现“东移”的趋势。对于这样一种过程和趋势，西方地缘政治学家中间似乎有一个共识，即中国作为独立自主的大国的出现是促进世界地缘政治舞台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这也恰恰是20世纪70年代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努力谋求和造就全球均势产生诱惑力的地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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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皮克曼给美国提出的中国可能在地缘政治中崛起的警告起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斯皮克曼特别重视欧亚大陆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不允许欧亚大陆出现一个统一的压倒其他所有国家的权力中心的思想却仍然影响不绝。美国一以贯之的全球战略就是必须维护欧亚大陆的均势，为此，美国积极干预欧亚大陆事务和控制该大陆的“边缘地带”，就成为其战略的首要步骤。对中国的遏制和接触都是为了实现美国自己这种明确的战略目标。这些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甚至我们从布热津斯基的欧亚地缘战略筹划中，从克林顿和布什对华政策的实践中看到了斯皮克曼早期主张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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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不止一位西方地缘政治学家论述了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角色，这自然是因为中国同时处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键位置，是海权和陆权的重要交汇处，既因与“心脏地带”天然相连、关系密切而成为显赫的陆权大国，又因本身属于“边缘地带”而具备着掌握海权的便利。实际上，毛泽东对此很早就有清醒的意识，他的“中间地带”理论就是一种在地缘政治上的准确反映。但是，我们原来所理解的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是不太全面的，原来认为毛泽东所指主要是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是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欧洲。但毛泽东本意中的“中间地带”有三个，第三个就是中国自己。毛泽东在分析战后国际形势时指出，“美苏冲突，中国是中间地带，斗争很激烈。”针对美国在朝鲜、越南和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扩张行动，毛泽东还尖锐地指出，“美国是在侵略中间地带。”这说明，毛泽东对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处于“边缘地带”的地位和作用是有所洞察的，应该说这是他后来对中国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扮演某种角色进行深入思考的重要依据之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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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二节 中国的地缘政治位置及其双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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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缘政治位置是特定的，其空间特征涉及国家的疆域结构、相对位置和绝对位置（纬度位置、海陆位置等）及周围边界情况等。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取决于一些动态的空间条件。那么，根据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学说”，如何看待中国的地缘政治位置及其特性和由此需要作出的战略选择呢？应该说，由于中国位居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的关键部分，在地缘政治上海陆兼备，处于“心脏—边缘”之间的动感地带。这一方面使它具备充当世界级大国的地缘天赋，另一方面也使它面临着较为复杂的国际环境；所以，只有更完整地认识中国的地缘政治条件，在战略选择上同时处理好海权与陆权的关系，以及“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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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海陆空间关系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陆疆和海疆都十分辽阔的大国，兼具陆地大国和濒海大国的双重身份。就陆疆而言，中国位居世界最大陆块欧亚大陆，陆地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据卫星遥感测量资料，面积约1045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15和亚洲面积的1/4，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而居世界第三位。在空间的纵横跨度上，中国的陆地国土南北相间长约5500公里，跨越30多条纬度线，东西相间宽达5200公里，陆地边界长达22800公里，是大河流域典型的陆地大国(11)。在广袤的陆地地理空间里，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大片国土与欧亚大陆的一些重要国家如俄罗斯、蒙古和中亚国家紧密相连，并具有延伸到欧亚大陆腹地的伸张性。这使它具备作为陆权强国的天然素质和优势条件。就海疆而言，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沿海地区面临着朝向世界最大海洋——太平洋的地理形势，是一个重要的濒海大国。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相关条款的规定，应该属于中国拥有和管辖自然资源所有权的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总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相当于中国陆地面积的1/3。从海洋地理形势来看，中国有一个朝东向和东南向凸出的、南北距离达4000多公里的辽阔弧形海域；其中黄海、东海和南海连接着朝鲜海峡、巴士海峡、马六甲海峡和西太平洋第一岛链。而中国的海岸线长达18400万余公里，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散布着许多优良的天然港湾，其中面积超过500多平方米的沿海岛屿有6000多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海区和沿海岛屿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矿物、生物和动物资源，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基地，同时它们中间的一部分也是环太平洋经济圈的重要战略通道、国际航道要冲和军事战略要地。由此观之，中国谋求和发展海权的地理条件同样是与生俱来的，或者说它具备成为海权强国的基本条件。综上所述，由于地处欧亚大陆通向太平洋的关键地带，由于地处集中了海陆关系的亚太地区中心地带，且海陆度值达31％以上(12)，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海陆兼备特征十分突出的大国，陆地地理形势和海洋地理形势均具有可资利用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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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心脏—边缘”空间关系来看，中国的地缘政治二分特征十分突出，这既可能使它为两大地带所切割，又使它具备着融合两大地带的内嵌结构。一方面，中国拥有西北部和北部衔接欧亚大陆腹地，其中部分领土本身属于“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形势。由于这些地区占据着整个国家陆地面积的较大部分，并且具备向“心脏地带”的延伸扩张之势，中国是欧亚大陆上最重要的大国之一和“心脏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在国内硬条件的比较意义上，这些地区的经济尚且落后，人口相对稀少，但能源资源储量和可开发前景很大，是中国后发性很强的发展中地区。作为战略后方和向西的缓冲区，这些地区对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意义重大；作为欧亚大陆桥的重要走廊，它们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价值日益上升。另一方面，中国又拥有背陆靠海的地缘政治形势，相当部分国土处于欧亚大陆向东和东南延伸的关键部分即“边缘地带”，在欧亚大陆与太平洋之间地位显著，因而它是“边缘地带”的重要大国。就国内发展而言，这些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是技术、资金和信息的主要集散地，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最为紧密。综合来看，周围同时具备大陆和海洋两种地缘政治形势，跨越“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处于完整的（双重的）“大陆—海洋”和“心脏—边缘”二分对应关系之中，是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位置和环境。就地缘政治属性而言，中国兼具陆权大国和重要海权国家的双重身份，是连接“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唯一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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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重要而复杂，这基本上决定了它在地缘政治上具有双刃剑的特性。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优势地位得益于地缘政治方面的天赋条件，但对中国国际环境的制约因素或不利因素，也主要是来自于地缘政治方面。在历史上，中国既遭到过来自大陆方向的入侵，又遭到过来自海洋方向的入侵；既直面过来自“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压力，又直面过来自“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压力。每当中国在其间选择失当，就不仅会失去两者的好处，而且会使自己的地缘政治环境极度恶化。历史同样说明，无论是来自哪个方向的强国对中国都有可能产生压力，但也都有可能受制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反作用；如果中国在两者之间选择得当可以兼得两者的好处，为自己营造出最为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总之，中国的地缘政治位置是优势和劣势并存，这种复杂情况用中国人喜欢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话来形容或许最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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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谓“双刃剑”的基本特性，我们可以分别加以考察。首先，看看中国地缘政治所具备的优势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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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处于世界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关键地带，是北半球的地缘政治中心之一。中国所处的地球北纬23.5度至北纬66.5度的温带走廊一直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场所，也一直是国际社会活动的核心舞台，不仅古代的兴盛帝国（如中华帝国、雅典、罗马、波斯）集中分布其间，而且作为工业化重镇和能源聚集地，大部分现代发达国家也会集于此。中国的国土全境都属于此一范围，这就从天赋条件上保证了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体系中的优势位置，使其具有发挥世界性影响的历史惯性。以历史眼光看，虽然在近代以来经历过盛衰交替的反复过程，但中国作为世界上国家版图结构最大的政治力量之一，其地缘政治优势基本上处于保持不变的延续和承继状态中。仅就内在的潜力来讲，中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地缘政治位置发挥作用；而一旦遇到更多更好的条件，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还会自然产生扩大化的效应。现在，从全球大的地缘政治形势来看，中国依托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地处美日与欧俄等强国之间，影响着北半球地缘政治中心势力的转移，是世界级的地缘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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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海陆兼备的东方地缘大国，既可以借重陆权制衡海权，又可以借重海权制衡陆权。从陆权势力的对比看，中国在欧亚大陆所拥有的领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作为陆权大国的地位无疑举足轻重；从陆权的地缘分布看，中国陆地空间的跨越性很强，具备问鼎大陆腹地和占据大陆边缘的双重优势。这些都给中国发挥陆权大国的作用，并以战略纵深牵制、消耗和阻止外部海权强国的侵扰创造了不可多得的空间条件。同时，中国又正处于亚太地区的中央部分，掌握着欧亚大陆通向太平洋的枢纽，具备面向海洋、控制海权的便利位置。这意味着它显然是一个具有海权潜力的重要国家，并可以海权之便影响和制衡陆权。在这方面，中国与那些陆权或海权属性过于单一的大国有着相当的不同，例如，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使得中国既不像俄国和德国那样为寻找出海口而苦斗，这常常使后者遭到海权势力的压迫；又不像英国和日本那样远离大陆，这常常使它们缺乏陆权的有力支撑。依托陆权寻求海权的重要性体现在中国自己身上，主要是影响和控制狭窄通道（如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问题。而海权依托陆权的重要性在中国自己这里，体现为不是简单地建立军事同盟或扩大势力范围的问题，而是如何发挥自身独立自主的影响力的问题。总之，中国海陆兼备的特征十分突出，是具有海陆两种地缘优势的大国，背负欧亚大陆可以向大陆腹地伸张，俯瞰太平洋可以向海洋纵深发展；作为陆权和海权的天然交汇点，它可以充分发挥陆权和海权两种地缘政治权力的作用。因此，中国在同时向大陆和海洋两面发展中所获得的地缘政治潜力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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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横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并使二者相连的地缘轴心大国，可以综合运用两大地带的权力。在地缘政治上，中国首先与麦金德所谓的“大陆心脏地带”息息相关，按照其所描述的地理现实，中国的西北部地区是通向这一地带核心的重要战略通道，有些部分属于这一地带本身，因而其战略地位和地缘政治价值从来没人敢于小觑，甚至可以说其选择关乎欧亚大陆整体的战略组合(13)。鲍德温曾经引用列宁的话，对此作出过令人瞩目的评价：“列宁曾经写道：通往巴黎之路，必须经过北京”，“这样，他用意识形态方面的语言，就亚洲心脏地带对控制世界在地理政治上的重要性表达了他的天赋的理解。”(14)中国处于“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位置（用鲍德温的话说是“亚洲的心脏地带”），是它获取国际政治权力和资源的主要来源，是它能对地缘政治全局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的基本条件。在苏联解体前，中国在“心脏地带”的地位仅次于苏联和历史上的俄国。在苏联解体后，中国的地位更加凸显，如果经济崛起和政治强势如期到来，那么由它来取代俄国的传统地位并不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中国还是联系“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地理枢纽，这一位置使它大大不同于俄国（苏联）和美国的地缘天性。例如，俄国虽然可充分利用“心脏地带”的堡垒作用，但是却因被封闭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常常对“边缘地带”作为海上侵扰和围堵的通道存在着天生的恐惧心理，也常常不得不为反弹外界安全压力而进行耗费国力的扩张。美国则远离欧亚大陆，这虽可使之免受国土入侵和边界纠纷，但要直接介入太平洋和欧亚大陆问题，又不得不在远离本土的地方建立一系列的军事同盟和军事基地。按照斯皮克曼的观点，中国处在“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交汇点，因而其战略取向是两大地带权力消长的关键因素；同时，它还处在“边缘地带”的核心位置，是“边缘地带”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之一，可以充分利用“边缘地带”兼顾海陆的双重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就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实行“一边倒”的战略，与位居“心脏地带”核心的苏联结成同盟关系，这一事实使得美国和西方国家十分害怕，担心苏联势力通过中国在“边缘地带”占据战略优势，并得以进入太平洋地区。出于这一考虑，美国通过其所控制的中国周围的岛屿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结成“岛屿锁链”来防止苏联势力的渗透和苏中联盟的放大效应。同样，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中国组成战略性质的联合，苏联极恐此举给自己造成封闭于“心脏地带”而无法突进“边缘地带”乃至海洋的地缘政治态势。因而，它采取了与印度和越南结盟，并耗费国力南下印度洋和在金兰湾建立基地的反制做法。在后冷战时期，“边缘地带”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两个方面的重要性都进一步提高。就地缘政治来说，“边缘地带”成为新的结盟现象或战略组合现象最频繁的地带，是世界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频繁活动的主要场所。其所显现的事实都与如何认识中国的地缘政治价值和战略走向有关。就地缘经济来说，欧亚大陆桥以中国为东端点，欧亚美之间最繁忙的海空航线经过中国附近水域空域，中国还控制着亚洲内陆丰富资源的东南出口，俄罗斯和中亚的能源矿物等战略物资必须经过中国这条最便捷的通道才能进入太平洋沿岸市场，这些都加强了中国在“边缘地带”上的地位和重要性。总之，中国部分地区紧靠“心脏地带”，部分地区属于“心脏地带”本身，部分地区位居“边缘地带”；也就是说，中国具备横跨两大地带，并使二者连接的地缘政治形势。从两大地带的相互关系看，中国可以完整地依托“心脏地带”来保持自己对其他“边缘地带”大国的战略优势，可以在欧亚大陆发生冲突时与“心脏地带”保持某种间隔，也可以充分借重“边缘地带”对“心脏地带”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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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拥有地缘政治上的国家规模效益，地缘政治潜力和实力具有独立的性质。一般而言，特殊的地缘位置、极大的战略纵深和综合国力潜质使中国本身在地缘政治上内存着一种国家规模效益，其地缘政治潜力带有与生俱来的性质。因此，中国不需要别国的援助就能在各种地缘政治压力下独立支撑并足以单独抗衡其他大国，包括陆上和海上两股势力及“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两股势力。当然，中国并不需要故意玩弄在两个方向上受敌的地缘政治游戏，但它足以同时从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中汲取和聚集到相当的地缘政治能量，也足以在两个方向上承受和因应地缘政治的变动，包括能够经得起大规模战争历练、充分实现国家总动员、在战时自由调度军事力量和改变战时力量对比，也包括能够在和平时期实施跨梯度发展经济和构筑多层战略防御体系。从这一角度看，国家规模效益及其蕴涵的地缘政治潜力，给中国提供了一种从内到外积聚起来的抗风险能力和减压能力。不仅如此，国家规模效益还使中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地缘政治的潜力转化为实力，并使地缘政治实力产生一种增值效应。这里面包含着两个含义：一是地缘政治实力增值效应的实现并不是一个自动发生的过程，或者说仅仅具备必要条件还是不够的；由于综合国力的强弱会决定中国地缘政治的优越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所以中国要成功地使地缘政治潜力转化为实力，并借此发挥地缘大国的作用，必须借助国家规模效益发展并壮大自己的综合国力。因此，综合国力的强大是中国取得地缘政治实力增值效应的关键，也是获取地缘政治实力的充分条件。说到底，中国地缘政治地位的提高在于综合国力的后盾作用，这也正是“发展是硬道理”的地缘政治含义。二是地缘政治实力的增值效应在中国这里可能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效果，即综合国力的提高与地缘政治的已有优势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虽然中国本身足资利用海权和陆权的双重价值，也足资利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双重价值；但综合国力的提高才能发挥其中的优势并避免其中的劣势，从而会引发一种越来越好的“马太效应”。因此，我们说中国的地缘政治潜力和实力具有独立的性质，乃是在于它主要依靠自己而不是借助外部力量来锻造地缘政治实力的，正是在国家规模效益的全面作用下，综合国力的发展会使其地缘政治地位具有明显的增值趋势；而中国正是以此来独立自主地影响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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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恰恰因为处于海陆二分与“心脏—边缘”二分的关系之中，所以中国在地缘政治上也显然存在一些劣势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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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历史地看，在欧亚大陆上，既有俄国这样曾经充当陆权霸主的大国，又有印度和蒙古等潜在的陆权强手，加之周围还存在日本等海权国家，因此中国在处理海陆关系时并不总是能够左右逢源，甚至还时常可能遇到无从下手或力不从心的情形。作为海陆兼备的大国，中国在问鼎大陆心脏腹地和向太平洋纵深发展的时候，始终面临着一个典型的“地缘政治困境”：优先发展陆权，会引起俄印等大陆国家的不安全感；优先发展海权，会导致美日等海洋国家的疑虑（同样的难题曾困扰过历史上海陆兼备的地缘政治大国：法国、德国和苏联。它们的对外战略一直在大陆和海外两个方向徘徊，以至于顾此失彼，在不同的地缘政治角逐中都归于失败）。这样，在不同时期，海陆关系的处理难度长期以来伴随着地缘外交的开展，如果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处理失当，就可能转化为地缘政治上的不利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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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上都容易受到外敌的入侵，并且海陆关系的复杂性直接体现在周边环境和边界问题上。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位置使它几乎不会受到外敌的军事入侵，中国的位置却使它千百年来屡遭外敌侵犯。美国的安全问题在国外，中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则在它的陆地和海洋边境线上。从1949年到2000年的50余年中，中国9次卷入周边战争和军事冲突，平均每5.6年1次。其中，虽然多数属于陆地冲突，但也与越南发生过两次海上的武装冲突，与日本还存在着东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纠纷。中国的安全威胁不仅来自于陆上方向，而且来自于海洋方向（从海洋方向看，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大多来自海上）。就此，《长城与空城计》一书指出，直至19世纪航海的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是中亚地区，而不是沿海地区。原来是北部和西部，即陆上方向的威胁，后来是海上方向的威胁，再后来是双重的威胁。中国只是靠着“人口、疆域和地理位置构成一道长城”来抵御外敌(15)。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防御措施较弱，那么在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遭到外敌入侵的几率就较大；另外，从历史到现在，来自这两个方向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均与国内的分裂因素（如新疆问题和台湾问题）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如果这种分裂因素较强，那么中国在两个方向受制于人的情况就比较突出。不仅如此，从现实来看，海陆关系的复杂性与边界问题有着难以摆脱的联系，从而可能会影响到周边环境。中国的周围邻国多，邻国中强邻多，存在着不得不面对的而且十分棘手的边界问题。如果说美国是强国弱邻，中国则是周围强邻不止一个。而且，所谓邻国中既有陆邻又有海邻，边界问题涉及领土和领海。中国作为一个背陆靠海的大国，“与许多国家为邻，在领土、领水、领空、资源等领域与这些近邻发生冲突的机会就会特别高，但众多的近邻又与中国战略发展有密切联系。”(16)因此，虽然中国的战略态势是防御性的，但周围有一大批强大的对手和潜在的敌人，有许多难以相处的邻邦。“从势力范围的界线来看，……中国的直接领土领海利益涉及到另外的二十四国的政府。”(17)中国几乎和所有的周边国家都有边界问题，如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东南亚国家和印度，而且由于历史原因，边界问题十分复杂。如果这些问题影响到各自双方的政治关系，并且呈现累加的形式，就会使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极为不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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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系看，既是不同地缘政治势力借重的对象，又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种由历史沿袭至今的不利情形，即在地缘政治中中国始终缺乏力量支点，无论是在“心脏地带”还是在“边缘地带”情况均是如此；因此，处理与其他大国（包括超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中的难题。所谓力量支点是中国在处理与某个（些）大国关系时所需要借重和依靠的另一个（些）大国，因此该问题涉及到中国处理与大国、而不是与小国的关系，中国的地缘政治劣势和明显不足，恰恰在于它因很难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而找不到力量支点。历史上，中国无法真正占据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所以很容易受制于这样的情形：在不得不借重“心脏地带”的力量时会受到来自大陆中心势力的控制，在意欲摆脱这种控制时可能会受到一种惯性的威胁；究其原因，乃在于中国在与其打交道时缺乏必要的力量支点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和筹码。而处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地理形势，使该地带的其他主要势力，包括海洋力量常常对中国的选择抱持怀疑态度，最终导致中国在意欲发挥“边缘地带”大国作用时同样很难找到可靠的力量支点。特别忌讳的是，在没有力量支点的情况下，对中国十分不利的是这两个层次的关系重叠起来并且重心不倾斜于中国一边。一旦如此，中国在“心脏—边缘”关系中便很难找到战略的着力点，也很难在外交上左右逢源。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常常发生的，在今后的时间里也仍然有其严重性。基辛格就认为，在21世纪的国际体系中，至少有六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欧、中、日、俄及印度，其中有四或五个集中于中国周围的地带。所以，中国与所有大国的关系，包括与超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的关系，“无疑是中国外交政策最重要和最持久的组成部分；即使它想改变也无法做到。因为无论它的国土大小、政治地理位置还是它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大国地位，都不允许它这样做。”(18)值得注意的是，寻找力量支点的困难（可能也有认识不足的问题），导致了长期以来就存在的这样一种现象，即中国如果受到地缘政治惰性的影响，倾向于自然选择一种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外交。近代以来，在世界大国中，唯独中国经常是以一国的力量构成一个单独存在的力量主体，在强调独立自主的同时也容易自我封闭。虽然后来中国的外交逐渐开放，但仍然带有很强的内向性和自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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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地缘政治中缺乏缓冲区，常常使自己处于冲突的第一线。缓冲区问题在范围上涉及的主要是“心脏地带”，在性质上涉及的是中国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与大国的关系。在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一直没有可以起到与其他大国之间间隔和抵消作用的缓冲区。历史上，中国周围的一些中小国家多数受其他大国的控制，被纳入了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而在中国外交政策中从来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也从来鲜少有建立缓冲区的战略主动性。虽然势力范围的概念带有强权和控制的含义，并不为中国战略和外交的和平性质所取，但缓冲区对于谋求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条件来说还是必要的。究历史上中国很少建立缓冲区并借此营造地缘政治有利形势的原因，既是由于国力孱弱所致，又是由于在地缘政治上对缓冲区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其结果常常是，由于中国周围的中小国家多数依附于其他大国，这些大国可以借助周边中小国家的帮助或默许把其扩张的前沿推进到中国的边界，中国自己反而成了抗拒外来势力的首当其冲者，自己的边界经常变成发生冲突的第一线。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的最高峰时期，中国处于同美国抗衡的第一线，而苏联则处于二线。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反华大合唱时，中国在自己周边和前沿地带遏制和抵消着至少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和70年代，在边界地区，中国还与印度和越南这样的地区性强国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直接发生过武装冲突。在后冷战时期的另外一种可能前景是：当中俄与美国抗衡时，中国有可能处于第一线；当中美与俄罗斯抗衡时，中国又可能成为远离欧亚大陆的美国的挡箭牌。中国可以单独抗衡来自两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但代价极大，可能会因此招致经济上的持续落后和国际地位的绝对下降。在地缘政治的布局上，中国与美国不同的是，它完全贴近“心脏地带”；而与苏联或俄罗斯不同的是，它自己有相当部分的国土属于“边缘地带”。因而，它更容易成为被陆上力量攻击的直接目标或成为由海洋方向组成的包围圈的前沿。在没有缓冲区起到减压作用时，中国的地缘政治常常处于十分被动的不利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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