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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讳举例 [:170543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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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讳举例 第六十九 因犯讳或避讳断为伪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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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斋随笔》十四曰：“李陵诗‘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惠帝讳。汉法，触讳者有罪，不应陵敢用之。”《野客丛书》五曰：“仆观《古文苑》所载枚乘《柳赋》，曰‘盈玉缥之清酒’；《玉台新咏》载枚乘新诗，曰‘盈盈一水间’。梁普通间，孙文韬所书《茅君碑》谓：‘太元真君讳盈，汉景帝中元间人。’观此二事，知惠帝之讳，在当时盖有不讳者。然又怪之，当时文字间或用此字，出适然，犹为有说，至以庙讳为名，甚不可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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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廿三以为：“李陵、枚乘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可知其为后人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然以汉碑临文不讳之例例之，不能遽断为伪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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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录》二采《日知录》说，而亦以茅君之以庙讳命名，为不可晓。不知道家最喜杜撰，《茅君碑》为梁普通三年道士张绎立，道士孙文韬书。其文云：“太元真人司命君，讳盈，字叔申，咸阳南关人。以汉景帝中元五年太岁丙申诞生，茅氏之胤。年十八，弃家学道入恒山。”《茅山志》廿。汉文帝讳恒，此曰恒山，犹可曰从梁时称也。茅君居近西京，非边鄙可比，果名盈，则必非景帝时人；果为景帝时人，则必不名盈。道士不学，任意杜撰，其伪显然，不得以临文不讳之例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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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王通，谥文中子，著书名《元经》，名《中说》，自来考古书者皆以其书为伪。陈振孙《书录解题》四曰：“河汾王氏诸书，自《中说》之外，皆《唐·艺文志》所无。其传出阮逸，或云皆逸伪作也。唐神尧讳渊，其祖景皇讳虎，故《晋书》戴渊、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于《传》称戴若思、石季龙，宜也。《元经》作于隋，而大兴四年，亦书曰若思，何哉！”今考《元经》，于隋讳坚广等字皆不避。而于唐讳渊虎等字，则大兴四年、永昌元年，均称戴渊为戴若思。太宁二年、咸和三年、八年、九年，均称石虎为石季龙。唯永兴元年、永嘉二年，刘渊不避，咸和九年十二月以后，石虎不避，则有后人回改，而又未尽者。为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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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提要》谓：“宁康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显袭《晋书》，无所置辨。且于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通生隋世，虽妄以圣人自居，亦何敢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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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经》之伪，既以避讳与否断定，然《中说》之伪，则鲜有以避讳考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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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父名忠，兼避中字嫌名。故《隋书》谓《忠义传》为诚节；周帝禅位诏，改允执厥中为厥和；凡官名地名有中字者，多改为内。今文中子乃谥文中，著书名《中说》。《中说》中隋讳如忠，如中，如勇，如广，屡见不一见。而温大雅独称大雅，不称彦弘，其出自中唐以后人伪作无疑。今试考温大雅名称之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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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大雅本名彦弘。《容斋四笔》十一据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有云：“炀帝遣使夜至太原，温彦将宿于城西门楼上，首先见之，报兄彦弘，驰以启帝。帝执彦弘手而笑。”以为温兄弟名皆从彦，后避高宗太子追谥孝敬皇帝讳弘，始追称大雅。同时改弘农县为恒农，开元十六年复旧。彦弘固生在孝敬之前，文中子何由称彦弘为大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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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说》二《天地篇》称诸弟子，有“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语。徵，魏徵。诸弟子皆称名，何彦弘独称字？且既称字矣，缘避孝敬讳，何以“深而弘”又犯孝敬讳？一句之中，讳否不一，可见称大雅者，循当时习惯，忘其为避讳也。曰“深而弘”者，开元以后，唐人已不讳弘也。即此一名，已足证明《中说》伪撰之时代，实在中唐以后。今将《中说》中隋讳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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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勇字或可不避，而忠、中、广三字不应不避。弘为唐讳，欲解释“大雅深而弘”句，故并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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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桯史》十三“冰清古琴”条云：“嘉定庚午，余在中都。有士人携一古琴至李氏鬻之，其名曰冰清。断纹鳞，制作奇崛，识与不识，皆谓数百年物。腹有铭，称‘大历三年三月三日，蜀郡雷氏，凤沼内书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元字上一字，在本朝为昭陵讳，沼中书正，从卜从贝，而贝字阙其旁点，盖今文书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前天圣二百年，雷氏乃预知避讳，必无此理。是盖为赝者不知阙文之熟于用而忘益之。”《桯史》所谓正者，贞也，宋人避仁宗嫌名，改曰正。而此伪琴之贞，则避讳缺末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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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讳举例 [:170543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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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讳举例 第七十 据避讳推定而讹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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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据后人追避之讳字，而疑其书为伪作者。《容斋三笔》十五疑扬雄《方言》为伪书。其言曰：雄《答刘歆书》，称庄君平为严君平，汉讳庄，故改曰严。《法言》于庄字不讳，此何独讳。戴震《方言疏证》十三驳之曰：“洪迈不知本书不讳，而后人改之者多矣。此书下文蜀人有杨庄者，不改庄字，独习熟于严君平之称而妄改之。”此不得因有避讳字而遽下断语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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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汉隶字原》考证云：“武梁祠堂画像，《金石录》但称武氏，此题武梁，从《隶释》也。考武梁碑立于桓帝元嘉元年，在明帝后，而画像题鲁庄公，不避明帝之讳。又有李善像，以《后汉书·独行传》考之，善为东汉初人。则此祠乃武梁先世，非武梁也。”夫东汉碑不避庄字者多矣。因碑有庄字，而疑为明帝以前所立，甚不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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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八九《地理志》：“达州本通州，乾德三年改。”《嘉泰会稽志》八云：“天圣初，以章献明肃太后家讳避通字改。仁宗亲政，皆复故，惟达州至今不复。”据此，则达州改名在天圣矣。然《续通鉴长编》六亦载此事于乾德三年。盖因淮南有通州，避重名而改，非至天圣初乃因避讳而改也。《会稽志》臆说不足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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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于钦《齐乘》三云：“金初，刘豫割章丘之标竿镇及临邑封圻之半，置济阳县。大定六年，避金主允济讳，改曰清阳。允济遇弑，复旧名。”《廿二史考异》八四云：“卫绍王事迹，史失其传。以济阳、永济之例推之，则济南府名亦当改易。”然《金史》廿五《地理志》，济阳注中无明文。若果因讳改，则下文济州，与曹州之济阴、清州之兴济、孟州之济源，亦应在改例，然皆无之。允济为世宗第七子，大定十一年始封薛王。则大定六年，允济是否已生，尚为疑问。因大定六年丙戌，去允济即位之年己巳，凡四十四年，岂有预为允济避讳改县名之理。惟允济于章宗时避显宗讳，改为永济，即位后有“自今于朕名不连续及昶咏等字不须别改”之诏。永济务、永济县，二字与御名全同，故改为丰闰，济阳不在此例。《金史详校》三谓：“《考异》引此，并疑及济南，未免过信《齐乘》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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