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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讳举例 [:170543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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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讳举例 第七十五 南北朝讳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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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父子不避同名，已见前条，似南北朝之讳禁甚宽也。然据《颜氏家训·风操篇》所述，并谓：“吾亲识中有讳襄、讳友、讳同、讳清、讳和、讳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无僇赖焉。”则当时之讳禁又甚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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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高祖高欢，父名树生，《北齐书·杜弼传》称：“相府法曹辛子炎咨事，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杖之。弼进曰：‘礼，二名不偏讳，子炎之罪或可恕。’高祖骂之曰：‘眼看人瞋，乃复牵经引礼。’叱令出去。”此北朝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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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书·文惠太子长懋传》称：“长懋转秘书丞，以与宣帝讳同，不就。”宣帝，萧道成之父承之，长懋曾祖也，丞其嫌名耳。然道成之成不避承，秘书丞何为避承。《南齐书·百官志》，太常、光禄勋、卫尉、廷尉、大司农、少府，皆有丞，尚书有左右丞，皆不讳。《武帝纪》永明六年有“宕昌王梁弥承”；《州郡志》南琅邪有承县，正名亦不讳。《州郡志》又有安成郡，及夷道、僰道、利成、绥成、始成诸县，于道成之名亦不讳。此则南朝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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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种种史实，南北朝避讳，实无定制，宽严随人意而异，故矛盾之事，并见于一时。入隋则讳禁稍严，渐开唐人风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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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讳举例 [:170543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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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讳举例 第七十六 唐讳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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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制，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故唐时避讳之法令本宽，而避讳之风尚则甚盛。武德九年，有“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避”之令。显庆五年，有“嫌名不讳，今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之诏。然唐人注《史记》、《两汉书》、《文选》，撰晋、梁、陈、北齐、周、隋、南、北八史，于唐庙讳，多所改易，古籍遂至混淆。其中一部分士夫，则雅不以广避为然。《会要》廿三言：宪宗为太子时，王纯以与同名，请改名绍，君子非之。时韦纯为监察御史，独不请改。既而下诏以陆淳为给事中，改名质。纯不得已，乃上疏改名贯之。《日知录》以为韦淳事，非，淳不为监察御史。开成元年，崔龟从奏前婺王府参军宋昂，与御同名，十年不改，宜殿两选。咸通十二年，侍御史李溪以奏状内讼字与庙讳音同，罚俸。溪抗疏，《职制律》诸犯嫌名不坐，免之。据此，则唐时讳法，制令甚宽。李溪既可抗疏力争；宋昂并可十年不改。非如宋之《淳熙文书令》，广避嫌名；清之乾隆《字贯》案，罪至枭首也。今唐人撰注诸史中之所以广避者，习尚使然，实未遵贞观、显庆时诏令。故韩愈《讳辨》，力斥讳嫌名之非，至比之宦官宫妾。可见法令为一事，习尚又为一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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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时避讳，有可特纪者，为缺笔之例，自唐时始。既有此例，则古籍文字，可以少所更易。故《开成石经》缺笔多而改字少，经典元本，赖是保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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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讳举例 [:170543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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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讳举例 第七十七 五代讳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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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承唐之后，讳例仍严。读《旧唐书·哀帝纪》：“天祐二年七月敕，全忠请铸河中、晋、绛诸县印，县名内有城字，并落下，如密、郑、绛、蒲例，单名为文。九月又敕，武成王庙宜改为武明王。”十月十一月以后，又敕改凡有成、城、信等字县名。其时朱全忠尚未称帝也，而其祖若父之名，已不可犯如此。称帝而后，又以己名全忠，为唐所赐，且异帝王之称，特下令改名晃，其旧名不得回避。不然，则终梁之世，图书金石，无诚无信，复无忠也。历唐、晋、汉，皆出异族，讳法稍宽，至周而又密。《五代会要》四载：“后唐天成三年诏曰：本朝列圣及新追四庙讳，近日章奏，偏傍文字，皆阙点画。凡当出讳，止避正呼，若回避于偏傍，则亏缺于文字。此后凡庙讳但避正文，其偏傍文字，不必减少点画”云。同时十国有讳者，并附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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