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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1705437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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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2 下岬村：田野工作地点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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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的田野工作是在我所熟知的黑龙江省下岬村进行的。我曾经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在下岬村生活了七年（1971——1978），并且从那个时候起就一直和几个村民朋友保持着通信联系。1989年的春天，我在下岬村做了一次短期调查，从而得以了解改革后社会变迁的状况。1991年我返回去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田野工作，调查的主题是礼物交换。然后在1993年我再访问该村，做了一个跟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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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岬村位于黑龙江省双城县的南边，在省会哈尔滨以南50公里、县城东南24公里处。该村是一个农业社区，主要出产玉米和大豆。村庄北面农田环绕，南面布满了沼泽地，毗邻的村子都不超过三公里远。在下岬村以南五公里，拉林河水隔开了黑龙江和吉林省。下岬村与沿河散布的其他村子一样，大部分的土地经常性地遭受洪水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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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1990年的户口统计，下岬村共有365户、1564人。如地图1所示，下岬村的房屋建得非常齐整，由七排房屋组成；其中有六条东西向的街道，另有两条是南北向的。作为一个行政村，下岬在官方统计上还包括邻近一个有97户416人的社区。我的研究限定在下岬的中心社区，而不包括邻近的这个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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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 下岬村街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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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项研究主要关注礼物交换和社会网络这一特定主题，因而在这个简短的章节中不可能介绍到下岬村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我将简要回顾该村在解放前夕和集体化时期的历史，以图勾勒该社区的社会边界。然后我将描述地方的社会分层与亲属组织体系，这与无尽的社会交换过程及人际关系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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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2 双城县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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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下岬村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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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山海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其他村庄相比，下岬村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社区，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不过，这对于双城县的村庄来说却很平常。因为直到19世纪早期，清政府才在该地区移民垦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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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历史文献和地方志（以下的历史描述基于ECSG 1990；S.Li 1990；Zhang 1926），直至1815年时，下岬村所在的双城县的大片土地仍未开垦。为了解决由职业满洲士兵（即旗人）人数扩增所造成的财政负担和其他社会问题，清王朝决定动员大量旗人移民到边防地区：中国的东北。从1815到1827年，总计有3000旗人（后来他们的家庭也随之而至）被清政府送到双城地区定居。这些移民选自满族八旗军队的不同单位。[1]1000人来自北京，其余的则来自沈阳市和吉林省的其他地方。每个满族移民分到300亩土地；国家在头三年免以课税（Li 1990；Zhang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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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移民抵达双城后，便严格地按照八旗制度建设村庄。每一旗下，建设五个称作屯的居住点。一个村子（屯）位于中心，由28户组成。其余四村分别在中屯的西北、西南、东北及东南方向距中心2.5公里处建造，每村包括24户家庭。村庄按其所在旗位命名。比如，正黄旗中的五个村子，被命名为正黄头屯、二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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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最初的安置计划之后建设的村庄已经分成了三个等级。这些等级依据的是早期移民的社会地位。在1815年官方的第一次移民浪潮期间，沿着双城县城的东面和西面建起了40个八旗军的村庄（参见地图2——每一旗村群都通过连接线区分开来），它们处于地方等级的顶端。这些旗人村叫“老营子”，主要居民是来自北京的满族人，当地叫京旗。现今老营子的住户喜欢把自己称作“随龙的”，并坚称他们的祖先是跟随皇帝返回黑龙江并定居于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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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中间等级的另外80个旗人村叫“新营子”，它们建于19世纪20年代或者更晚。这些村庄的人来自沈阳和吉林省。如地图2所示，这些新村庄位于最初那40个老村子的外围，因面暴露在危险的边境上。新、老营子的早期住户被赐给了同等数量的土地，这些土地受大清律令保护，非满族人不得开采垦殖。结果，1925年时双城县85%的可耕地仍在满族人手中，此时清王朝已经灭亡15年了（见Zhang 19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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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一级的那些村子远离旗人村，散布在双城县南部与西南部沿拉林河的一带。这些村庄的居民过去是、现在仍主要是从中原过来的汉族移民，所以与旗人相对，他们被称为“民人”。为了保护满族居民的利益，清政府沿旗人村聚集地的外围修建了一条土堤防线，把它们和这些汉人的村子隔离开来。不过无论在这条分割线内外，从官方安置时开始就有许多汉族农民给满族地主干活，因为早期的满族移民不会耕种他们的土地。对于熟练佃农的需求使得迁到这里的汉族村民在数量上很快超过了满族地主。除了拉林河沿岸的民人村庄，在分割线内围绕最初那120个旗人村又建起了许多佃农村庄；这片的住户既有满人又有汉人。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旗营体系外有346个村子。而到1982年时，这一数字已增至52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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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岬村便是后来沿分割线建起的村庄之一。据年纪大的村民讲，几十户夏姓家庭迁到一个叫镶白四屯的旗人村庄，在下岬村（见地图2）以北的三公里处，租种满族地主的土地。之后一家夏姓兄弟决定住到离租地近一点的地方，并在下岬村中心的位置造了个小屋。接下来的几年中，这兄弟俩的家室以及一些亲属也从老营子迁入并修建了永久性的房屋。一个小村庄逐渐出现在农田中间。此后，越来越多的村民从邻近的县与诸如山东和河北这些遥远省份迁到这里。官方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正式将下岬村划为一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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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营子的住户比起来，下岬的住户只有很少的可耕地。这是因为他们没赶上早期由国家组织的认领大量荒地的机会。在村子里，土地集中在几户满族地主和一些富裕的汉族农民手中；只有不足25%的土地由小自耕农垦种。多数村民给大地主做长工或者短工。[2]由于直至辛亥革命时，土地尚不能在满族人和非满族人之间合法地转让，下岬村三个最为富有的家族中有两个是满族后裔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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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期，在下岬占统治地位的宗族是王家。这个很小的宗族控制着下岬村一半以上的土地，还有别的邻近村庄的土地。王氏宗族还和地方政府保持着政治联系；一名王氏成员在清朝灭亡的前几年获得科举功名，进而在民国时期成了一个邻近县的政府官员。五个王氏家庭住在一座大院之中，还有荷枪实弹的护院保卫。王家的力量和影响保护了下岬不受沿河岸一带十分猖獗的地方土匪的侵扰。据说有一次，土匪曾经包围了下岬，企图开进王家大院。王家有个很勇敢而枪法又好的人要求和土匪头领一对一地比试枪法。交火以后，他用帽子伪装自己的位置而迷惑了匪首，然后将其击毙。自那以后，再没有土匪骚扰过下岬。[3]一些年老的村民还说，王家虽然有钱有势，对他们的佃户却总是非常厚道，而且很注意与乡亲们处好关系。比如，他们参加下岬大多数家庭的婚丧庆典并同村民保持了随礼关系，包括很穷的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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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旗制度是清王朝的缔造者努尔哈赤在1601年到1615年间创建的。根据原先的基本社会单位——部落——努尔哈赤将其属下分成300人一组的标准化战斗团体，再把这些团体进一步联合成命名为旗的八个大集团，这些旗由其旗帜的颜色、镶边来区分：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满族在全国范围内掌权后，蒙古和汉族的上兵也作为蒙古八旗和汉八旗纳入到这一制度中来。这一军事——政治体制，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经济体制。满族完全能宣称他们拥有那时候世界上最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参见Kessler 1976：6-14；Oxnam 1975：1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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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年代末期土改时，下岬村有九个地主和六个富农。土地集中是中国东北地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1911年革命后，满族王公贵族们都以低价出卖土地，买主主要是有权势的地方精英和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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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则故事还有后续：这名传奇英雄几年后被当地一群共产党员绑架了，王家人付了一笔数额不小的赎金才将其救回。当年的一位绑架者最近成了邻村政府的干部，他说当时的绑架事件可以告诉人们没人能够反抗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