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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社会等级中的单向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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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受访者回忆，当干部操办家庭仪式时，几乎所有的村民都通过随礼来致意，哪怕并不是每个人以前都与干部有礼物交换的关系。但当村民们操办仪式时，却只有那些与干部有密切关系或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才能指望得到一份回礼。许多普通村民只能希望干部们参加仪式后的宴席，而不指望收到礼物。考虑到集体化期间礼物价值的低廉（五角到一元），以我之见，干部们在乎的主要是收礼本身而不是礼物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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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时期单方的向上送礼不是强制性的，看起来是群众出于自愿而随礼。其中的奥妙在于，大多数情况下，村民们操办婚礼或其他庆典时，不会向干部发出邀请，尽管他们以前曾给这些干部送过礼。通过这种做法，他们帮助干部避免了回礼的压力。在一个关系紧密的农村社区，关于家庭仪式的消息总是不胫而走，干部们会轻易地得知这样的事情，如果一个干部想与其下属发展亲密的关系，即使没接到邀请，也能来随礼。换言之，这个机制是牺牲普通村民的利益来保护干部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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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意识到这种送礼背后的驱动力，干部并不把自己作为负债人来看待。与革命前的地主或其他庇护人不同，干部们并不以直观的方式回礼，对村民与他们自己之间交换的盈余亏欠故作不知。在第6章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形，那就是“赵大面糊”与林副书记之间的纠纷。尽管赵多年来一直给林送礼，当赵给儿子办婚事时，林却没有回礼。正如一些村民所说，林也许根本没把赵以前送的礼放在心上，因为他从下面收到过太多的礼。[1]我曾经问一个朋友，为什么他再婚时，礼单上的客人明显减少，我想知道这是否与再婚的性质有关。他把我的猜测视为无稽之谈，并告诉我他1977年第一次结婚时，他的哥哥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许多人不请自来参加他的婚礼。其实不是冲着他来，而是为了讨好他的哥哥。这些客人在他1985年再婚时就不再来了，因为他哥哥在包产到户的改革过程中下台了。我问他如何给这些客人还礼，他说：“对那些势利眼，我给个屁！谁理他们！他们不是我的人情，我不会对别有用心的礼物负责。”在这个例子中，好几十个人同时丢掉了他们的礼物和社会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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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抄礼单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否定性互惠”（Sahlins 1972）事件，即一方收到礼物但不履行回偿义务的情形。在这个例子中，一个普通村民送了五元礼金给干部，这一点被记录在后者1979年的礼单上，但我在这个村民1989年的礼单上却找不到来自那个干部的回礼记录。当我在闲聊中向这个干部和他妻子暗示他们未曾回礼时，他妻子解释说，因为两家在1979年以前没有随礼关系（这是在暗指那个村民送礼的动机是巴结干部），又因为那个村民家的仪式是在十年后办的，所以她忘了回礼。后来，她又辩解说，在那个村民给她家送礼前，她丈夫帮了他不少忙，所以他才送礼表达谢意，还人情债。不管原因是什么，这里的潜台词都是，“不回礼无所谓”，这反映了干部对村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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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村民与干部之间礼物非均衡流动的结果，村干部通常拥有最广泛的私人关系网络，操办最奢华的庆典。包产到户和其他改革实行以后，干部对资源的垄断权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一些村民不再给他们的领导送礼。饶有趣味的是，由于权力关系和政治环境的变迁（参见Yan 1995），近年来干部们越来越关注与村民们搞好关系，并更留心在礼物交换中回赠礼物。然而，随礼者数量上的差异仍然存在，这生动地展现出村民与干部之间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差距。根据我1991年的调查，普通村民的仪式上，送礼者的数量从不到100人到200人不等，与此相对照，参加干部家仪式的客人数量却往往超过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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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单向送礼的形式出现于干部们之间。也许是由于政治联盟的重要性以及上级的影响力，向上送礼的习俗在传统中国的官僚体系内部流传已久。一个民间传说也许能反映出，在公众的印象中，官员们是如何向上送礼的。传说一个县官的生日即将来临，衙门中的官员们会聚一堂，商议应该向他们的上级送什么样的礼物。最后，他们中最聪明的一个官员提议：“既然县官是鼠年生的，干吗不送他一只金老鼠作生日礼物？”他们纷纷表示赞同，并送了一只金老鼠给县官。县官笑逐颜开，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下个月我要庆贺我老婆的生日，她属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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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村干部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出，干部间的送礼同时沿着纵横两个方向进行。如果一个干部想保持一个庞大的关系网，他就不得不参加与其他村同级干部进行礼物交换的横向交换圈。因为这些礼物是在地位相近的同事间交换，通常互惠是均衡的。不过，由于频繁的职务升降，一些离开权位的干部可能会不履行先前的义务，从交换网络中退出。毕竟，这些网络严重地依赖于暂时的政治联盟，这意味着在同级干部间仍然存在很大的礼物单向流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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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的是，在村干部和乡干部（偶尔涉及更高层次）之间存在着单向送礼。这可能会采取两种形式。近年来，村干部以村委会和村民的名义给他们的领导送礼已成为一条心照不宣的规则。据受访者所言，过去十年中的每一年，成百上千斤的鱼、肉、精米被送往乡政府主要领导的家中。这被当成公事来办，而村民们会被召去运送礼品。村干部解释这件事的堂皇之辞是，群众理解他们的领导如何为公事鞠躬尽瘁，因此他们愿通过微薄之礼聊表谢意。事实上，村民们指出，这种送礼与群众没什么关系，干部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与他们的上级搞好私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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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送礼的第二种形式存在于仪式交换中。正如村民们对他们的领导所为，村干部也在乡干部或更高级别的上级举行家庭仪式时向他们送礼，但不指望回礼。比如，我们在第5章分析过的村支书韩告诉我，1990年他算了算自己在随礼上的花销，总共是2600多元，这与其他家庭相比是高得惊人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向上随礼。据韩所说，自从他1981年当了下岬村的主要领导，就开始源源不断地向乡政府和其他村的干部随礼。但当他为二儿子举办婚礼时，只有低级别干部来参加。他强调他没有向乡政府的干部发出邀请，因为他不想提醒他们对下面的责任。然而他的上级在自家操办庆典时却从来没有忘记通知他和其他低层同事。他回忆说他参加过现任副县长儿子的婚礼；这场婚礼持续了四天，第三天是专门留给来自全县的村级干部的。在宴席上，他和好几个朋友自嘲道，他们是被召来赞助副县长家的庆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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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干部间等级化的礼物馈赠可能会采用一种更具强制性的形式。在一个我所目睹的例子中，下岬村长大的退休干部苏先生，正式邀请下岬的五个干部到乡里来参加他小儿子的婚礼。据受访者所言，苏明显居心不良——他想积聚财礼、炫耀名声，因为苏早在50年代初期离开下岬村后就不再和村里大多数人保持随礼关系。“这个人对人情一窍不通，”一位受访者说，“不管他当了多大的官，他不该忘记他的老家和同乡；此外，以前和我们没有往来和好感情，他怎么能想起要让我们给他送礼？但他就这么做了，真是恬不知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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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抱怨归抱怨，他还是决定参加婚礼并送分内的礼。为什么？他告诉我，苏的二儿子现在在乡政府中占据着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拒绝邀请是不明智的，因为它可能是一个表示轻蔑的信号。“那是最坏的结果，你知道，与上级保持良好的关系是保住饭碗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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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受访者不是唯一做出理性决定的人——所有其他村干部都做了同样的事，希望以此保持与苏的二儿子的良好关系。显然，把社会等级纳入考虑之后，双方都做了理性计算。一方面，当苏向以前并无随礼关系的村干部们发出邀请时，他已经考虑到二儿子的影响；另一方面，村干部们做出了同样理性的反应，使博弈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他们把握住了与上级（苏的二儿子）培养关系的时机。但与此同时，他们抱怨苏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情感上的不满，并为自己的举动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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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村民——干部、干部——上级间的关系，还有比较隐蔽和少见的等级化随礼。在强调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激进时期，那些四类分子在礼物交换上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事实上，他们左右为难。一方面，他们不敢公开给阶级成分好的村民或干部送礼，因为他们可能被指控为企图腐蚀后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不送礼可能被理解成对以往礼物交换关系的否认或对人情伦理的侵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会通过秘密渠道，事先向仪式的主人捎个信，问清他们是否应该参加仪式。这样就可以避免他们的礼物被当众拒绝，尤其如果主人恰好是个政治上的激进分子的话。1966年，一个地主子弟成分的人参加了他侄子的婚礼。他的礼物被当场拒绝，主人谴责他企图腐蚀革命村民。在下岬，公开的拒绝礼物仅此一次。随礼关系中这种内在的紧张对那些阶级成分不好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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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成分不好的人举办婚礼或葬礼时，他们也担心政治上的麻烦。他们以前送的一些礼绝不可能得到回礼，因为革命家庭中的人可能想与他们断交。由于他们举办家庭仪式的合理性都变得可疑，所以四类分子中很少有人还关心礼物的平衡问题。一个嫁给地主儿子的妇女告诉我，结婚那天去她丈夫家的路上，他们的婚车正好被一支批斗四类分子的游行队伍堵住了。她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她的公爹是不是正在挨斗，这又会不会影响她丈夫。得知这批人来自另一个村后，她又转而担心她的婚礼，她说：“那时候，我只希望婚礼能平平安安地办完，谁敢想到礼物？我特别感谢那些来参加婚礼的人，但我也不怪那些不来的人。至少，谢天谢地，没有人来扰乱我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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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对城乡迁移的限制和城乡间巨大的不平等，当村民们与城里的亲戚交换礼物时，村民们也处于不利的位置。一个村民可能以两种方式建立与城市的联系：（1）与那些在实行迁移限制之前搬到城里的亲戚保持好关系，或（2）由于女儿嫁给城里人而与城里人结成姻亲。无论哪一种情况，村民们都被看作低人一等，在送礼活动中，他们总是失多得少。一个村民抱怨，在他结婚前，他曾参加过三次城里侄子家的庆典，但他1971年举办婚礼时，他侄子却没来参加。为此，他感到十分屈辱，索性与侄子断交了。在另一个例子中，当村里的一个姑娘嫁给哈尔滨的一个工人时，她的父母原以为这会提高他们在下岬村的地位并为此而自豪不已。很快，他们发现在城里的亲家那儿他们并不受欢迎。当他们带着土特产礼物送给亲家时，后者却只给了他们一些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家庭用品——这些东西根本不能算是姻亲间恰当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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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2章概述的，社会主义等级制基于三类二元对立关系：干部与村民、城市与农村，以及红的与黑的（就阶级成分而言）。1979年以后，第三种对立已经取消了。经济改革已经削弱了干部权力，并缩小了城乡不平等，但这两种对立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持续存在。因此，反映着社会主义等级特性的单向送礼模式在下岬村仍然具有生命力，非均衡互惠仍然是礼物交换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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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趣的是，一些村民指责赵最初不该发邀请，因为他们相信完全应当由干部来决定是否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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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非均衡互惠和社会等级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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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平等互惠和不对称交换的问题，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均持如下结论：单方送礼最终导致赠礼者权力和声望的增加。许多民族志研究表明，那些看起来基于单向、不对称原则进行的交换实际上受对称互惠原则的支配（参见Firth 1967a；Malinowski 1984；Mauss 1967）。萨林斯（Sahlins 1972）提供了一个更为一般性的模式，把非均衡交换纳入到一个连续谱当中，这个连续谱根据亲属关系远近和阶层高低区分，从一般（不均衡）互惠向均衡互惠再到否定性互惠变化。在非均衡互惠情况中，礼物向社会下层流动。“在原始社会中，社会不平等建立在经济平等之上。事实上，尊贵的地位往往只能靠慷慨施予来获得和维持：下层得到的是物质利益。”（Sahlins 1972：205）如果一件礼物没有带来严格对等的回礼，那么一定存在某种不可见的相应礼物来恢复均衡，比如对收礼者的政治控制或赠礼者声望的增加（参见A.Strathem 1971：10）。因此，“资本家的目的是积聚利润，而‘头人’馈赠礼物的目的却是获得一大批听命于他的追随者（礼物债务人）”（Gregory 19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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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普通人向首领进贡的礼物构成了一个例外的单向向上送礼情况。马林诺夫斯基注意到首领有时欠着普通族人“库拉”礼物，而不是相反。“在内地库拉交易中，决定性的因素是双方相对的社会地位；低层的人向上层的人送礼，而且他们还得采取主动。”（Malinowski 1984：473）但许多人类学家声称，这种单向的送礼最终会被首领的仪式性炫耀和物品的再分配抵消。埃德蒙·利奇指出：“尽管一个地位高的人被界定为收受礼物的人，他仍处于多给少收的社会压力下，否则，他会被认为太吝啬，而一个吝啬的人则有失去地位的危险。”（Leach 1954：163）在萨林斯的模式中，这被称为“入伙”（pooling）或“再分配”。 “入伙是一种互惠的组织、互惠的体系——起源于首领庇护下的大规模再分配的事实。”（Sahlins 1972：188）所以我们又回到原处：即，正如头人社会（big-man society）的情况所示，一个首领的权威和地位是靠赠礼而非收礼实现的（参见Gregory 19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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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关于社会交换的社会学研究强调的是最初的非均衡交换产生了权力分化并造成单向服从义务的过程。理査德·爱默森（Emerson 1962，1972）认为，交换关系基于双方对彼此资源的可预见的依赖。如果A不愿自行出让B所渴望的资源，并能运用这种资源来胁迫、强制和诱使B的服从，这样A被认为对B具有权力。如乔治·霍曼斯所言：“当大多数人想要得到少数人能提供的东西，或大多数人恐惧失去少数人能撤回的东西时，这少数人就变得强大了。”（Homans 1974：197）再者，如爱默森在1962年指出的，如果A能垄断B所需的所有资源，A就会使B在一种“权力——依附关系”中依赖A的权力。这里的核心主题是，单向赠予确立了优势地位，这一点反过来会扯平交换关系中最初的非均衡。彼特·布劳指出：“权力的某种非均衡确立了交换中的互惠。单向的服务引发了权力的分化，而这种分化又使得交换平衡。”（Blau 1964：28）“一个赐予他人贵重礼物或提供重要服务的人通过迫使他们听命于他而获得优越地位。”（196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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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下岬的个案对以往理论的结论提出质疑。就礼物的实物性流动而言，下岬的单向送礼显示出四个特征：（1）下级向上级送礼，但不期望同等的回礼；（2）由于社会等级的金字塔式结构，送礼者的数量超过了收礼者的数量，这导致了礼物在上层的积聚；（3）尽管收礼者不回礼，他们在社会上仍然是优越的、强大的；以及（4）礼物重复的单向流动在相邻阶层之间创造了交换价值制度化的失衡，而这转而被视为地位差异的另一个标志。所有这些特征看来都与既有关于社会交换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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