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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1705437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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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收礼荣誉与送礼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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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问题是：在等级色彩较淡的礼物关系类型中，是哪一方获得权力与声望呢？送礼者与收礼者是否总受其在既定的社会等级结构中各自位置的影响？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顾其他类型的礼物交换，并在有关的社会关系情境中分析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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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3章中建立了表达性馈赠关系和工具性馈赠关系的二分法。在表达性馈赠关系中，人们以对等的方式交换礼物，礼物主要据其象征性的、社会性的价值来交换、衡量。相反，工具性的礼物用以汲取回“礼”，但在这里，“礼”已不同于礼物的原初形式，而主要采用恩惠、服务或保护等形式。这种不对等的交换已经渗入到社会交换的广泛领域；一种多多少少是市场化的准则被用于指导人们的行为。再者，这两类礼物的区别还体现在，前者用以凝聚赠礼者与收礼者之间长期的、既存的关系，而后者可用于扭转或操纵一种短期关系。如果我们把两种基本的社会关系——纵向的和横向的——考虑在内，就可以辨别出四类礼物交换：（1）横向情境中的表达性馈赠；（2）横向情境中的工具性送礼；（3）纵向情境中的表达性馈赠；（4）纵向情境中的工具性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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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横向情境中的表达性礼物交换而言，如前面的章节所表明的，礼物的实物流动表现出均衡互惠的显著特性。在社会地位同等的人之间，比如亲属、朋友和邻居，一份礼物总是能带回相应的回礼，交换是严格对等的。如第4章所描述的，送——收——还的循环每年可能重复好几次。这种平衡交换的特性表明，双方都没有从馈赠中获得权力。在多数情形下，礼物仅仅被视为以前收到的礼物的回礼，用以履行互惠的社会义务（参见Befu 1966-67：162）。在特定的时刻，暂时的债务可能存在，但在这种情境中，回礼的义务使这种债务变得不重要。下岬村民关心礼物交换对他们彼此关系造成的影响，但很少有人感到他们送的礼物会增进他们控制或影响他人的能力（除了举办仪式时每个人都盼望收到礼物）。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境中，赠礼者可望得到的唯一权力是积聚将来的潜在回礼。这一事实表明，人们是为了收而送，而不是相反。正是在收礼中，一个人的社会网络、面子和以往的慷慨显露无遗。在收到回礼之后，赠礼者与收礼者之间的关系恢复到交易前的状态，没有任何一方更优越或更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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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向情境的工具性礼物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特点。在工具性交换中，回礼应当与原初的礼物形式有所不同，它通常会采用恩惠或服务的形式。通常很难判断这种不对等的交换公平与否，这样，非均衡的互惠可能会出现。事实上，许多工具性交换的个案以双方的争执而告终，因为他们可能会对公平交换有不同的认识。在收到回礼前，至少从道义上而言，送礼者获得某种影响收礼者的权力，因为后者被推入债务人的位置。由于工具性交换在多数情况下是一次性交易，没有以往的信誉可资依靠，因而送礼者的权力是短暂的，但却是明显的和强烈的。正如一句民谚所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在这种两方关系中，以往的平等暂时被打破，在履行回礼义务前，赠礼者处于比收礼者优越的位置上。然而，赠礼者的优越地位并不源自地方社区公认的社会声望，相反，是收礼者赢得声望，因为交换本身表明他占据着足以吸引工具性礼物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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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和第四种礼物交换类型的特性在上面的章节已有详细的探讨：社会等级制和资源的垄断已经导致了下属对上级的单向送礼模式；由于既存的社会等级制压倒了内在于礼物之中的互惠义务，并将上级收礼者从债务人的位置上解脱出来，单向送礼并没有产生送礼方的权力或优越性。不过，仍然有一点需要指出：在纵向情境的工具性送礼中，收礼者的绝对优势受到赠礼者的挑战，因为一份回报（不管什么形式的）存在于赠礼者的预期之中，并且在多数情况下，它会得到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送礼者获得了一种影响收礼者的权力，尽管后者仍然处在优势地位。如同在横向情境中一样，只要回报性的恩惠或服务仍没实现，馈赠者的影响力就会一直延续下去；同样地，声望仍然保留在收礼者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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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些高层的人通常不愿直接从下属那里接受工具性的礼物，因为从下属那里接受功利性礼物可能会削弱上级的权威性和优越感。正如施瓦茨指出的，礼物赠送可能会同时强加给送礼者和收礼者某种身份认同，因为“送礼是别人传输我们在他们心目中形象的一种方式”（Schwartz 1967：1）。工具性礼物的交换表明，送礼者将收礼者视为一个可以被物质利益买通的人，而收礼者也接受这一身份。为了避免上级丢面子，等级情境中的工具性送礼通常涉及一个有办法通过其他渠道接近上级的中间人或代理人，比如亲属关系或邻居关系。结果，纵向情境中的工具性送礼也是由既定的社会阶层来预先安排的。而当阶层的鸿沟太大，交换由中间人来完成时，送礼者几乎难以获得任何直接影响收礼者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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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有关礼物交换的研究中，送礼者总是成为学术兴趣的焦点，但下岬个案表明，若要对馈赠行为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收礼者也同样重要。此外，早期的研究倾向于强调社会——政治地位是如何由礼物的力量促成的，然而，下岬个案表明，交换本身也可能受制于既存的权力关系。图2总结了下岬个案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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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礼物馈赠关系中的权力与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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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实箭头指示实物礼物的流向；虚箭头指示非实物礼物的流向，如恩惠、服务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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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所示，一旦社会背景和送礼的动机特性被纳入考虑，优势观念显然也只适用于四种交换关系的两种：地位同等的人之间的工具性交换和等级情境中的表达性交换。在前者中，送礼者暂时优越于收礼者，在后者中，收礼者一如既往地保持优势。前面的章节已经表明，表达性的馈赠关系具有送礼——还礼循环的特征，因此，彼此受恩的人处在一种永久性的关系当中。在这一无穷无尽的过程中，送礼或还礼都只是一种瞬息性的标记；没有人能改变以往的地位。因此，没有人高人一等，平等的人之间仍然平等。而在纵向情境中，尽管工具性的送礼会导致送礼者的影响力，以中间人沟通下属和上级的社会机制却杜绝了双方之间的直接互动。结果，局限于两方关系的送礼者的优越性被中间人给冲淡了，收礼者得以从对送礼者强制性的债务力量中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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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纵向情境的表达性礼物交换类型中，一切特权都属于已经在社会等级中处于优越地位的收礼者。这与从许多社会中发现的馈赠模式相冲突——在那里，送礼者得到权力和声望，而收礼者获得物质利益（参见Gregory 1982；Raheja 1988；Sahlins 1972；A.Strathem 1971；Vatuk and Vatuk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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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在下岬村所有的礼物交换类型中，声望归于收礼者而非送礼者，这是又一个同其他地方所观察到的普遍规则悖逆的有趣现象。以前的章节已经表明，下岬村民在长期的表达性的礼物交换中，追求其关系网络的确立、巩固和扩展，以此构建他们的地方道德世界。在这一竞技场中显示自身成就的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在仪式化与非仪式化的场合中收到表达性礼物。换言之，收进的礼物充当着一个人的私人网络、面子及以往遵从人情伦理之努力程度的指示器。因此，一个人收到的礼物越多，他的声望得到的社会承认也就越大。这对于短期的、工具性礼物交换也同样成立，因为在那里，收进的礼物表明了一个人控制和运用不同资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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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保留记录收礼情况的礼单并不是偶然的。我在第3章说明过，这些礼单是村民们个人生活史上的纪念碑，回顾礼单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成就感。在一次访谈期间，一个富有的普通村民向我展示自从他成家以来所保留的五张礼单。他指着每一张礼单的礼物总额，自豪地说：“看看这些数宇。23年前我盖房子时，只有45个客人来，收礼200元。再看看最近的一张礼单——有200个客人，3000块钱。对我来说，来这么多客人并不容易，但我做到了。”当他妻子提醒他所有这些礼物都不过是以前送出去的礼物的回礼时，他说那也值得，并嚷道：“这说明我有和那些大人物一样多的人情。但我是个本分的农民，而且这凭的全是我自己。我特别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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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不奇怪，所有的受访者都更愿意谈论收礼而不是送礼。他们常常花好几个小时列举最近参加家庭庆典的客人，回忆他们从每一个客人那里收到的确切礼金数额。对于那些成功地举办了仪式的人，礼物的总额是交谈中最热衷的话題。他们将自己收到的礼物与亲戚邻里相比，并以礼物的价值来评判某场仪式的成败。然而，一谈及送出的礼物，很少有人能提供给我详细的回答，一些人说：“随出去的礼物不值得记，没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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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收礼是如此荣耀，为什么村民们起先还要劳神去送礼？答案在于，他们送礼是因为他们想收礼。对大多村民而言，吸引进礼的唯一办法就是给别人送礼，别人会在互惠的义务感中回礼。除非一个人想要脱离乡村社会，否则他就会越来越深地陷入送礼收礼的循环当中。所以，收礼的荣誉给送礼提供了一个永恒的动力，如果送礼就其自身而言是荣耀的，并且人们只对送礼感兴趣，那么长此以往，由于需求的匮乏，礼物交换的网络就会越来越小。由于没有新的成员会想作为一个收礼者而加入到礼物交换游戏中，最终，生命的天然局限性就会终结这个封闭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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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收礼的期望，下岬村民在随礼上彼此攀比，而不是为送而送。人们相互攀比的是随礼圈子和关系网络的扩张，而不仅仅是在特定交换中礼物的经济价值。成功的标志是收礼的增加，而不是在送礼竞赛中任何个人的失败。这种攀比会使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卷入，而不是把失败者排除出局。因此，竞争是包容性的、建设性的、可调整的。而且，这种随礼模式与诸如夸富宴之类的情况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在夸富宴中，送礼是一对一的竞争，胜利基于个体参与者送出的礼物的价值和数额（参见Boas 1897；Codere 1950）。这里显而易见的是，在下岬，为了预期中的收礼而展开送礼竞争，是礼物交换活动越来越频繁、私人网络越来越扩张的原因。毕竟，下岬村民并不追求礼物本身，而是追求礼物能凝聚成创造的关系，即，关系网络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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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8 婚姻交换与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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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我重点讨论的是：经过国家的严重干预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礼物交换体系如何在过去的40年中继续得以延存。前面的章节表明，对于下岬村民，一些核心性的价值和原则，如报、关系、人情和面子依然重要，与此同时，他们还调整了他们的馈赠行为以适应影响其社区的政治和社会变迁。这一章主要关注社会变迁对馈赠模式的影响，并集中讨论最普遍的礼物类型：彩礼和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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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们已经考察过世界许多地区的彩礼和嫁妆制度，但几乎从没发现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国家反复地然而却是不成功地试图限制婚姻交换实践。1949年后，新中国希望重塑仍为中国社会根基的家庭以便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以及与它相伴的一种全新的人生观（Davis and Harrell 1993：1-10；C.K.Yang 1965）。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将婚姻彩礼制度作为特殊的斗争目标。1950年婚姻法（第2款）禁止通过婚姻索要财物，以及纳妾、童养媳；这一禁令在1980年婚姻法中得到重申（Ocko 1991：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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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于50、60、70年代期间，对婚姻彩礼习俗的意识形态批判是经常性的。它谴责彩礼是“买卖婚姻”，而铺张的嫁妆是“封建奢靡之风”。诸如群众教育运动和创造新式婚姻等的多种做法被用于改变婚姻模式。然而，这种种社会工程并没有打断婚姻交换的实践，却以多种新奇的方式使其发生了变形（Croll 1984；K.Johnson 1983；Parish and Whyte 1978；Siu 1993：176-80）。70年代末期经济改革以来，高额的彩礼和铺张的嫁妆又在整个中国重新兴起；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与结婚有关的花费都直线上升。1986年对中国农村的一项调查表明，1980年到1986年间村民收入增长了1.1倍，而彩礼花费却涨了10倍（《人民日报》1984；也参见Gu 1985；Qian et al.1988；Zhang and Fan 1993）。下面我们将看到，下岬村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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