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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8 婚姻交换与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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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我重点讨论的是：经过国家的严重干预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礼物交换体系如何在过去的40年中继续得以延存。前面的章节表明，对于下岬村民，一些核心性的价值和原则，如报、关系、人情和面子依然重要，与此同时，他们还调整了他们的馈赠行为以适应影响其社区的政治和社会变迁。这一章主要关注社会变迁对馈赠模式的影响，并集中讨论最普遍的礼物类型：彩礼和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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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们已经考察过世界许多地区的彩礼和嫁妆制度，但几乎从没发现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国家反复地然而却是不成功地试图限制婚姻交换实践。1949年后，新中国希望重塑仍为中国社会根基的家庭以便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以及与它相伴的一种全新的人生观（Davis and Harrell 1993：1-10；C.K.Yang 1965）。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将婚姻彩礼制度作为特殊的斗争目标。1950年婚姻法（第2款）禁止通过婚姻索要财物，以及纳妾、童养媳；这一禁令在1980年婚姻法中得到重申（Ocko 1991：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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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于50、60、70年代期间，对婚姻彩礼习俗的意识形态批判是经常性的。它谴责彩礼是“买卖婚姻”，而铺张的嫁妆是“封建奢靡之风”。诸如群众教育运动和创造新式婚姻等的多种做法被用于改变婚姻模式。然而，这种种社会工程并没有打断婚姻交换的实践，却以多种新奇的方式使其发生了变形（Croll 1984；K.Johnson 1983；Parish and Whyte 1978；Siu 1993：176-80）。70年代末期经济改革以来，高额的彩礼和铺张的嫁妆又在整个中国重新兴起；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与结婚有关的花费都直线上升。1986年对中国农村的一项调查表明，1980年到1986年间村民收入增长了1.1倍，而彩礼花费却涨了10倍（《人民日报》1984；也参见Gu 1985；Qian et al.1988；Zhang and Fan 1993）。下面我们将看到，下岬村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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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地方婚姻彩礼体系是如何与国家政策互动的？最近婚事开销的激增是否表明传统模式的复兴，从而标志着以往实验的失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要介绍一些婚姻礼物的地方术语，然后考察40多年来彩礼和嫁妆内容以及彩礼消费模式的变化。接下来，我将分析新娘和新郎在婚姻交换中的积极角色并兼及新型夫妻关系在农村的发展。对婚姻交换新意义的发掘导致这样一个结论：作为对大环境中社会变迁的反应，彩礼这一习俗已从家庭间送礼的一种形式演变为家庭内部财富分配的一种方式；与这一演变相应，间接的嫁妆也变成直接的嫁妆。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地方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应，并对以前关于婚姻交换的理论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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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当地有记录婚姻交换情况的习俗，本章得以利用1950年到1993年间51桩婚事的完好材料。在下岬村和附近地区，婚姻的交涉通常会产生一种称为彩礼单的正式书面记录；在订婚仪式上，礼单一式两份地写好，记录下该婚姻中的所有实物类和现金类礼物。我很快发现，研究婚姻交换的最好方法就是去收集彩礼单，并运用它们来描绘历史变迁（关于制作彩礼单和其他礼单的习俗，参见第3章）。因此，我收集了这51桩婚事的条目清晰的彩礼单；为了收集背景资料，还对每位当事人进行了一次结构化访谈。我与这些婚事所涉及的夫妇们复核了每一份彩礼单，以得到尽可能确切的材料。我的受访者还回忆了每一桩婚事中的嫁妆情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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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村民们认为所有这51个例了都具有代表性，因为它们所涉及的现金类和实物类礼物的价值处于平均水平。更重要的是，正如下面我要论证的，婚姻开支中的新趋势，更多地是反映在礼物类别而不是财富转移的实际数量上。个体家庭就聘礼和嫁妆进行协商已司空见惯，但他们总是按照婚姻礼物的现有类别来协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也许能说，在显示婚姻交换的结构方面，所有的订亲礼单都是“代表性的”。在我研究期间，我还发现，村民——尤其是妇女们，对于其婚事的细节，有着惊人久远的记忆力。妇女们通常能回忆起每一件订亲礼，但有时会对嫁妆的规模夸大其辞——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丈夫们总是从旁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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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彩礼和嫁妆：人类学概念和地方性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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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对印度嫁妆制度的研究表明，礼物内容的复杂性和财富分配的不同方向是理解嫁妆习俗之本质的关键（Hershman 1981；Tambiah 1989；Vatuk 1975）。迈克尔·赫兹菲尔德对希腊概念prika（英语中通常译为“嫁妆”）的分析强调嫁妆的法定含义和prika之乡村用法的情境决定性之间的对比。赫兹菲尔德警告说，将法定含义套用于乡村术语存在潜在的危险，因而，“我们能尽力而为的一切，就是尝试去描述我们在其中遭遇乡村术语的情境”（Herzfeld 198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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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要理解当今中国婚姻交换的性质，我们必须详细考察彩礼和嫁妆的内容，以及这些礼物的最终收受者。此外，对这一现象的共时性分析必须放置在一个历时性的情境中，而且是基于对婚姻交换的地方性术语的深入了解。因为无论是婚姻赠礼的构成还是对这些礼物的地方性认知，都会根据政治和经济发展而持续变动（参见Siu 1993）。以学术眼光对彩礼和嫁妆进行武断、抽象的定义，可能会妨碍理解地方实践中的丰富内涵（参见Comaroff 1980：9-11；Herzfeld 1980：2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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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文献中，“彩礼”这一术语通常指由新郎家向新娘家转移的财富，它使婚姻契约以及从一个家庭转移到另一家庭中的对于妇女的权利生效。彩礼通常被长辈用于为新娘的兄弟们准备以后的婚事。相反，“嫁妆”通常被视为新娘的财产，从娘家随身带到她自己的婚姻中来。在欧洲和亚洲高度等级化的社会中，嫁妆是提高家庭地位或培育声誉的一项重要策略（Comaroff 1980；Goody 1973；Harrell and Dickey 1985；Schlegel and Eloul 1988；Spiro 1975；Tambiah 1973）。中国社会中，嫁妆通常由新郎送给新娘家的彩礼来补贴（Cohen 1976；Freedman 1979；McCreery 1976；Ocko 1991；Parish and Whyte 1978；R.Watson 1985），这一复杂实践被杰克·古迪描述为“间接嫁妆”（indirect dowry）（Goody 1973，1990）。以我之见，间接嫁妆是对中国社会中婚姻交换的最好刻画，然而它在中国研究领域中还没有被广泛接受。但是，“新娘费”（brideprice）这个术语仍广为使用（参见Siu 1993：167；R.Watson 1981a：605）。然而，不管在用着什么样的术语，根据现有理论，从定义上而言，彩礼和间接嫁妆（由彩礼资助）显然是指新郎家和新娘家之间转移的财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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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家庭间礼物流动的彩礼和嫁妆（或间接嫁妆）的二分法，不能确切地反映下岬村当前的实践。除了两家之间的婚姻赠礼，还存在新郎家内部的财富转移——由新郎的父母送给新婚夫妇的实物性礼物。这些礼物被村民们当作婚姻交换中的一部分，而且从60年代后期起被正式写入彩礼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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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这个术语可以译为“婚姻礼物”。当我问及彩礼由什么构成时，村民们总是飞快地答道：现金和物品。但一旦我更深入地询问，多数人便说很难给出一个固定的答案，因为彩礼的特定性质根据历史时期（通常以十年计）而变化。我会重新讨论这些术语，但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直到最近，现金礼物是由新郎家送给新娘家。因而，我会依从前人的研究，将它称为“彩礼”。然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所有的现金礼物被归入一个新的类别：“干折”。这个术语指实物向现金的转换。比如，如果A向B借了一袋玉米，为了方便，想还给B现金，A可能会问B，把借进的玉米折合成一定数量的现金是否合适。这样做时，A可能会用这个词来表达这样一种转换。在婚姻交换的情境中，干折意指将所有送给新娘的订亲礼转换成现金额。此后我会将这一新的范畴称为“折合彩礼”。折合彩礼的总额记录在彩礼单上，更重要的是，在订婚仪式上，它被直接交给新娘本人。这一事实将折合彩礼和所有其他形式的现金礼物（它们都是交给新娘的父母）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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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类礼物构成彩礼的另一部分，包括多种物品，但可被分为三类：（1）家具，（2）床上用品，和（3）主要用品——大件，比如自行车或电视机。新郎家负责购买所有这些礼物。这些物件由新郎家购齐，但在婚期前就运到新婚夫妇的房间里。应当指明，这些实物类礼物不是送给新娘或新郎个人，而是由新郎的父母送给作为夫妇单位或大家庭中亚单位的新婚夫妻的。因而，把这些物件称为对新房的直接资助可能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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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彩礼不同，嫁妆通常只包括实物性礼物，比如首饰、梳妆用品和卧室家具。下岬村民把由新郎家出钱资助的嫁妆（古迪的间接嫁妆）称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新娘父母送的礼超出了收到的订亲钱，超出的部分就被称为“陪送”（意思是“用自己的花费陪嫁”），这一术语恰好与直接嫁妆这种学术用语相契合。如果新娘的父母把所有的彩礼（或其中大部分）扣留下来，并将其挪作他用，这对父母可能会被称为“卖女儿的”。根据父母对女儿的不同态度，嫁妆实践中的不同策略被村民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卖女儿”，特点是索要高额彩礼，却返还低廉的嫁妆。第二种是“嫁女儿”，意思是新娘的父母为了他们女儿的利益，把所有收到的彩礼转换成了嫁妆。最后一种是“陪送女儿”，这涉及到从父母储蓄中掏出额外嫁资。下面我将表明，尽管过去40多年来，这三种策略的名称一直没变，下岬村民在不同的时期却采用了不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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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主位的观点，我认为下岬村已建构了一个包括彩礼、直接资助和嫁妆（包括间接嫁妆）三个组成部分的婚姻交换体系——而不是正统人类学中彩礼和嫁妆的二分法。这个主位体系格外关注现金类和实物类礼物的最终收受者，而不仅仅是家庭间彩礼的流动。在下岬村，家庭内部的财富转移亦被纳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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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Cohen 1976；Ebrey 1991；McCreery 1976；R.Watson 1991）已经指出了间接嫁妆涉及家产的代际转移：当年轻夫妇组织他们自己的家庭时，现金类和实物类礼物就从新郎家（以彩礼的形式）和新娘家（以间接嫁妆的形式）流向新婚夫妇，并最终成为新婚夫妇的财产。然而，我将说明，很少有人注意到新郎家内部的财产转移，它是直接用于装饰新房，而不是在家庭间交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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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170543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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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新郎家的婚姻投入：旧形式和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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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礼者的角度而言，无论现金类还是实物类的礼物（彩礼和直接资助）都可被视为新郎家的婚姻投入，而嫁妆则是新娘家的婚姻投入。表8总结了新郎家婚姻投入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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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新郎家的婚事开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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