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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样本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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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研究地点选择上有所考虑。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大都以“纯农村”为研究对象，满江村民委员会下庄村地处城乡结合处，与大理的其他众多白族乡村一样，没有更多的旅游资源可以利用。随着近些年大理市的城区不断向东扩展，下庄村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变化。当地白族婚俗一方面保留有白族村落习俗的一些特征，同时又不断接受着城市婚俗的影响。笔者希望通过对这类带有普遍性的普通白族村落婚俗文化变迁的研究，更好地观察白族婚俗的渐变过程，从而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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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市经济开发区满江办事处满江村民委员会下庄村概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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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市经济开发区满江办事处满江村民委员会下庄自然村坐落于洱海东南岸，大理州政府办公区（龙山）以东，处于城乡结合部。下庄自然村村庄占地面积530亩，所属4个农业社，村民户数976户，总人口3927人。下庄村原属大理市凤仪镇管辖，后因大理市总体城市规划与开发建设的需要，于2002年7月1日建制划归开发区。村里设有党支部书记、村民小组组长，全村党员人数147人，其中35岁及以下56人，35岁以上91人，男性102人，女性45人，大专及以上学历23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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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以前，下庄村的民房、寺庙都是土坯房。寺庙破烂不堪，村庄也不大，村内垃圾乱堆。村子里原来没有学校，老师讲课就借私人的住房，读书的人有20—30人。起初只有1个老师教4个年级，就在同一个房间上课。后来学校就搬到寺庙了。学生上学每学期学费就交1—2升米，老师也不讲究。多数人家的孩子都不上学。送孩子上学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经济因素，二是家长的教育意识。有些人家虽然经济条件好也不一定送孩子上学，有些家庭虽然困难，但父母也坚持让孩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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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前村中有十二三户地主，地主主要是土地占有量较多，有剥削——雇有长工、短工，放高利贷（钱、粮食）。其中一家大地主不仅本村有地，在弥渡也有土地（这些当年的地主，其经济条件、生活水平和住房还不如今天的一般老百姓）。新中国成立后，村民的阶级成分主要有贫农（有茅草房、土地少、给人做工）、雇农（有少量土地，全靠打工糊口）、中农（有地有房、自给自足）、富农（有少量土地、有牛马，有少量高利贷）、地主（土地、牛马多，主要靠雇农耕作、放高利贷）。在土地改革中，地主家的财产重点发放给贫农、雇农，1952年土地改革结束，把村中的大多数地主迁到了弥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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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陆续有农户自愿组成互助组，主要是解决资金匮乏、请工难的问题，于是采用换工记工分的办法。在此过程中就确定了一个试点，摸索合作化形式。到1954年普及合作社，1956年全部都是高级社，村民的牛马等大牲畜折价入社，各户自己开发荒滩的土地部分仍归自己所有。互助组、合作社保持时间最长的也就一年。1957年开始搞生产队，之后就是“大跃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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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村里有了电灯。1969—1971年搞围（洱）海造田，下庄村周围都是荒滩，隔一段水才有一块地，到七八月雨水天，洱海水就淹过地。为此在洱海边筑埂阻拦湖水，填土600—700亩地。每逢雨水天就设排涝障，逐渐使荒滩变成良田，并因此扩大了下庄的村庄面积。60年代村里逐渐有了副业，主要是搞机械、建筑。70年代村庄面积只有现在村庄的1/3左右，农民收入少，村庄变化不大，只是少数几家老房翻修，也就是把院子里的这面墙做成水泥，抹上石灰。70年代中期在村北边修建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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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村里戏台木板被敲掉了一部分。后来村里请人来戏台耍魔术，戏台是木板地。戏台下面约有两米高的空间是个碾米站，可燃物较多。魔术表演结束人们也散了，没想到晚上戏台被焚烧了。戏台被焚烧后还遗存一些断墙朽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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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大队把村内原有较为分散的几家机械队进行组织，统一管理，出外去找活干，挣点钱。因人才数量少，队里就加大技术培养力度，由技术员带徒，逐渐培养了村内的骨干力量。为这些人后来闯市场、发家致富奠定了技术基础。1984年下庄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时，争论很激烈，有技术的人都希望承包，而当时干部考虑一些没技术的家庭需要帮扶，主张继续搞集体。但群众不理解，最终决定承包，于是机械队也就逐渐散伙，各自搞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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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后村庄面积扩大了许多，村民经济能力增强了，民居中水泥房逐渐出现。这时建造的新房都只是两层，一是传统民俗观念还较浓郁，村民依然遵循民居不能高过本主庙的习俗，二是经济能力限制。后来逐渐突破，盖上了三四层，高过了本主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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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内戏台、寺庙是村民休闲活动、文化娱乐中心。随着村民生活水平提高，大家都感觉戏台、寺庙破烂不堪，一些垃圾长期堆在里面，有碍观瞻。村庄土路晴天灰、雨天泥，路不好走、菜不好卖，村民都希望改变这种状况。1986年村里就组织大家集资修路。各家按人头凑钱，并组织大家到外面耍龙挣钱，获利1万元。同时又到外出打工的人家，挨家挨户要捐赠，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总共募集了十多万元。于是请了一家机械队修建了戏台、村委会办公室、菜市场、北边的小平房、村里的主要交通道路。由于工程量大，1995年施工，需耗资22万元，欠机械队七八万元，后来通过争取到一个建房指标，解决机械队长的住宅地，才抵消了欠款。通过建设，下庄村村心巷道已硬化4000米，未硬化10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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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修建了村内公厕，由集体、村民、交通局共同出资15万元建成。2006年以来村民就有了重修寺庙的愿望。因村民经济发展，居住条件改善，而寺庙仍是土墙土瓦，感到一是对不起祖宗，二是有损村子形象，提议重修。本主庙的底座水平线低于外面的公路2米左右，呈锅底状。因此重修本主庙，石脚高度在原有的水平线基础上提高了2米多，比大理市经济开发区指挥部前的公路高30厘米。在本主庙的选址问题上也有争议，有人建议修到村外海边比较显眼的地方，以便吸引游客。后来多方考虑仍在原本主庙址上扩建，以方便村民。要重修寺庙，但村里却无人了解本村本主庙的历史，对名字、原因都不清楚，为此村干部专门到州、市博物馆、文化馆了解、调查，才理清、理顺。[3]并写下《本主序》和《重建本主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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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庄村本主庙始建于1008年（北宋大中祥符九年，戊申年）。因天长日久，地震和风雨袭击，在原址上经几毁几建。公元1923年（民国十二年，癸亥年）因自然灾害大地震的影响，本主庙子孙殿已多处损坏，村民们节衣、省食修复了本主庙子孙殿，复塑本主及合坛文武之金身。直到1951年由于当时历史原因，把本主庙及子孙殿内诸像、碑文皆毁，千年存下一片二尺长一尺宽的板瓦也难逃此劫，后到1986年（丙寅年）全村人民捐资捐物，自筹资金，又一次复塑了本主庙子孙殿内的全部神像，至今历史已跨进到2006年，由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英明，推动了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前进，经济得到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已达小康，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多数农户盖起了二层、三层、四层的楼房，可是本主庙仍然是土墙土瓦毫无改变，破烂不堪地位于本村比较集中和热闹的中心地方。就是本主庙前的农贸市场，也远远适应不了下庄村800多户、3000多人民的需求。经各级干部和群众代表进行了多次协商讨论决定扩址重建本主庙、老年活动中心及农贸市场为一体的工程项目，建设计划得到了群众的拥护，2006年7月31日就正式成立了筹备组，开始进行工作，扩建需要调换下庄一社打场1.599亩土地，用于扩建用地，将原本主庙、子孙殿占地面积497.34平方米，现扩建为883.3平方米。扩大以后寺庙显得更加雄伟壮观，市场宽敞舒适，这样使古典文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活跃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在干部、群众的配合支持和施工队的努力下，全部工程于2008年2月落成竣工（见附录图1.3）。雄伟壮观的本主庙、子孙殿、老年活动中心门楼，映衬着戏楼，争相辉映，展现在村子中央。它是下庄村干部、群众共同心血的结晶。金碧辉煌的门楼照壁、肃穆慈祥的本主及全坛文武之神和子孙殿内的全坛圣像大放异彩，让善男信女四时享祭，借以规范道德、净化心灵、祈求国泰民安，时和岁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清吉平安之愿也。龙德昭远，天长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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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本主庙，既是村民生活富裕的体现，也是对民族民间信仰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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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大理市建设山水园林城市发展目标的需求，大理市区沿洱海南岸的走廊地段向东延伸，大理市政府计划把原来面积为23平方公里的城市扩大为27平方公里，住宅和建设需要占用农村土地。2004年大理市创新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统征了下庄自然村水田2292.55亩，山地260亩，村民均为失地农民，正逐步办理“农转城”。据不完全统计，每天有近千人到附近工地打工，也有部分劳动力从事个体工商业或到附近城区餐馆、中介所等从事服务业。到外县或到外省的劳动力不到其外出务工总人数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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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基本概念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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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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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文“禮”的字形看，上面两个“丰”象征着玉条，曲是盛酒的玉器，豆是祭祀天神的器皿，合起来是祭祀用的物品。以器行礼、祭神祈福的活动是礼产生的重要根源，即人需要对丰富的情感和无穷的欲望进行适度的调节和控制，并通过肢体语言表达和规范。[5]礼文化发端于夏，流行于商，成熟于周，是包括礼义、礼制、礼乐、礼器、礼节、礼仪、礼教等在内的一整套社会治理、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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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初年，政治家周公建立起一套与当时宗法社会相适应的礼乐制度，把礼乐作为治国的根本大法。儒家认为通过“礼乐政刑”就可以管理好国家，礼乐文化是提高人们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的极好形式，以乐治心从内心感化人们，让人民的内心保持平衡，从而自觉按照规范行事，就能实现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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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既是社会各阶层的行为规范，也是中国传统社会追求的理想价值标准和政治思想。礼的具体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变化。礼是道德原则的法律化、形式，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就是借助礼来进行的。礼涵盖了人生从成人（冠礼）、成家（婚礼）到死亡（丧礼）等主要环节，涵盖了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社会关系的基本方面，蕴含着维系社会运行和国家稳定的许多规则，最核心的理念是和谐。“礼之用，和为贵”，确保社会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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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又称风俗，这个概念在我国先秦、两汉的古籍中就已出现。如《荀子·强国》：“入境，观其风俗”，《礼记·缁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民俗主要指大多数人在语言、行为上所表现出的种种活动或心态，它带有一定的集体性、相对稳定性、传承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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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礼与国家层面相关联，俗与民相连。民俗是社会群体为适应环境和生存、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产生、传承、重复采用的行为方式和文化现象。[6]人民作为社会文化的主体，以异彩纷呈的文化象征来彰显自身。民俗的价值不仅在于理解民族社会的过去，而且在于与民族的未来相联系，属于民族未来必不可少的东西。民俗的价值取向是民众文化心理需求的直接表现，民俗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反映人的内在需要。研究民俗是探讨和理解、研究当下现实社会、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整体的重要途径。[7]因此，考察在现代化进程中，当小康基本实现，民生幸福需要解决文化饥渴的问题时，民俗的变迁就能折射问题之所在。民俗的发展演化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形成的演化，一种是人为强制的演化。只有顺应民意、提升民德的民俗，才能实现民众精神文化的充实，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和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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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作为一种朴素的文化现象，是礼最古老的渊源之一，许多礼仪规则就是将社会上流行的俗因袭整理而成。俗也把礼的要求和精神渗透于家规、乡规民约中，影响、制约着俗的发展和演变方向。因此在民俗的传承中，礼的意蕴也得以发扬。而礼要变为俗，首先必须能够顺应并反映民众的文化心理需求，提升民众的道德素养。同时需要时间的淘洗、实践的锤炼、足够的耐心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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