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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婚俗文化变迁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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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在带给民族地区人们物质享受和便利、平等自由观念的同时，也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简单性，个体分化、利益冲突日益明显，使乡村在传统的宁静、和谐中悄悄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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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口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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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律渗透到婚姻生活，一是使婚姻双方的利益有了切实的法律保障，尤其是为妇女权益保护提供了安全阀；二是通过国家强制力使白族婚龄逐渐后移，对于反对早婚、提倡晚婚优育、有效控制人口有积极的作用。随着国家法定婚龄要求的提高，客观上延缓了大理白族结婚的年龄，大大推迟了人口出生时间，减少了人口增长的总量，如2008年末大理州户籍总人口为347.4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9万人；人口出生率为9.9‰，死亡率为5.71‰，自然增长率为4.19‰，[10]从而实现人口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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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白族婚嫁成本上升，养儿子就意味着必须有房、有车，这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使一些白族家庭生了一个男孩就不敢再生二胎，愿意要女孩。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由于实际利益的改变而发生前所未有的动摇，变成了“重男亲女”，有利于两性出生比例逐渐趋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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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圈出现缩小的趋势，亲上加亲，不仅加重了人际关系中的矛盾，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妇女的生育观念和人口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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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人口流动性的日益增强，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往频率逐渐攀升，性自由观念导致性安全问题的出现，传染性疾病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直接影响人口安全。然而，订婚作为一种建立身份关系的民间合约，不仅涉及当事人的财产利益，也涉及当事人的人身利益。订婚后的男女近似夫妻，但因没有法律支持，只能靠道德、感情维系，双方关系的支撑比较脆弱、风险较大。而恋爱关系一旦难以维系，发生婚前性关系因缺乏法律认可，难以追究双方的道德承诺与现实责任。性别上的生理差异往往使女性比较被动，需独自面对未来婚姻的道德谴责，难以要求未来对象的忠诚。不仅婚姻稳定的风险系数增大，而且使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降低，对男性的依从度增加（见附录三个案5）。在非婚同居的社会事实之中存在着关系的维护机制的脆弱性，在减少了相互责任和束缚的同时，关系的稳定性也随之降低，然而大多数人是渴望拥有稳定而有安全感的伴侣的。这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危险，从健康的角度看，如艾滋病等疾病的蔓延，不能不说和性观念的解放及其实践有着莫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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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婚姻家庭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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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关系是人际交往中最亲密、最直接的关系，其和谐程度直接影响人的身心健康、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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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姻幸福指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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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包办婚姻、买卖婚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过去穷人家的女孩与从未谋面的人结婚，因无家人陪伴同行，导致抬错花轿嫁错郎的尴尬局面不再重现。随着自由恋爱成为选择对象的主流，越来越多的白族青年能够同意中人生活在一起，而不会像过去，圆房之前，“双方连培养感情增加吸引力的可能性都没有”，致使“很多年轻男女对婚姻充满了恐惧，就像要掉进一个未知的深渊里”，而婚后如果感情不和，要么男人远走他乡逃避，要么就双方痛苦忍受。[11]总体而言，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离婚自由的主体权利保障，使白族人真切地生活在幸福的婚姻、美满的家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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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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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趋向的多元，既能激发社会活力，同时也会带来矛盾。婚姻关系达成过程，并非统一、共识的仪式演示，在姻亲、本亲、新人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白族婚俗中，礼物出现的频率很高，它既是婚礼中冲突的焦点，也是化解冲突的重要手段。在有史料记载以来，两个家庭（族）的矛盾，无论是由于地位、身份的差异，还是民族、区域的差别引起的矛盾，往往都会聚焦在礼品的数量和种类上（如附录个案14）。发生争执既有因此不欢而散、婚事告吹的，也有一方作出让步或协调解决的。当婚礼举行时，也是两家亲戚短兵相接最集中的时候。从白族婚俗的多样性及隐含的矛盾冲突来看，婚姻仪式反映了社会成员对婚姻家庭更为多元化的价值理念和追求。婚姻的达成，没有牢固的感情基础而附加了交换，无论是金钱还是其他，都会使夫妻双方或两个家庭无法平等相待，产生隔阂，造成家庭难以和谐（如附录个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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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行一夫一妻制，强调男女平等。在现实生活中，白族地区存在个别有钱人“家外有家”、第三者插足、婚外情等，夫妻貌合神离、徒有形式，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倡导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原则的极大挑战。需要通过加强婚姻法律宣传、道德舆论谴责、社会治理，净化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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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层面来考察，白族彩礼仍是加强人际关系的媒介。男方通过送彩礼，取得女方亲属和社区的认可，并在男方居住社区和女方居住社区之间建立起比较广泛的联系，使男女双方缔结的婚姻关系能够获得亲友和社会的普遍承认。彩礼在数量和种类上的差异往往是分辨贫富社会分层的显著标志。同时彩礼与一般的赠予不同，并非男方主观意愿、无条件的行为，而是以女性愿与其结婚为代价，人与物的这种交换关系在观念上始终没有改变。因此，彩礼本身对女性带来的性别歧视、地位贬值及人格损失问题并未从深层领域改变，只不过被自由恋爱等因素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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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婚习俗的保留，随着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趋势，人口流动性增加，订婚后不确定性也在攀升。而一旦发生悔婚，信守婚约一方不仅婚姻期待落空，受到的精神损害也得不到补偿，而且会影响后来的婚姻生活。违约一方不仅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且随着乡村社会的碎片化、阶层分化明显，所受到的道德谴责也日趋弱化，无过错方也无法请求财产和非财产上的赔偿。在此过程中，往往女方的利益会受到严重损害（如附录个案5）。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悔婚纠纷，由于缺少法律事前的指引和事后的调整，更易引发矛盾甚至产生恶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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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传统的家产传男不传女的习俗依然保留，嫁妆就是娘家人一次性的财产给付。现代白族婚俗中，嫁妆的不断升级，是娘家人以自己的努力尽量缩小“子”与“女”的社会性别待遇差异，但传统的性别差别观念依然存在。民间习俗的期望增长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确认。毕竟男性继承的不动产在婚后仍有增值的可能，而嫁妆几乎不可能增值、折旧却很快。因此，即使双方父母对新家庭的“投资”数（嫁妆与聘礼）相当，男女双方的婚前财产仍无法相提并论。如果离婚，女方的婚前个人财产已基本消耗完，而男方的婚前财产——住房则可能完好无损甚至升值，也就意味着离婚将使女性丧失其基本的安身之所。这种状况使今天的白族农村女性无法为了尊严而离婚，“婚姻的不可离异性，部分的是一夫一妻制所赖以产生的经济状况的结果”，只有当迫使妇女容忍男子“不忠实行为的经济考虑——例如对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对自己子女的未来的担心”消失，才能达到妇女的平等地位。[12]同时女方通过嫁妆的物质性增长，以努力表达与男方的平等需求、摆脱对人的依赖关系时，又无形中增加了对物质评价的依赖。这种对物的依赖表明女性独立性意识还是相对的，是白族传统婚姻习俗一种变相的延续与流变。这也是由当下白族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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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别差异隐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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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既是一种关系，也是一种制度文化。社会性别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男女两性在社会地位、角色期望、精神追求、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社会差异。它是社会对男女两性不同定位、期望和规范的综合体现。社会性别在建构的过程中，通过民间婚俗将社会性别意识根植于现实生活，通过乡规民约、社会和家庭教育对人的社会性别进行规范，为民族的共同目的和价值观念提供基础。白族婚俗随着白族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也在发生历史性的改变，在这种改变中，社会性别的关系也在不断地被建构和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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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择偶标准的女性示弱到婚姻生活的要求平等，不难看出白族女性自身的价值冲突。随着婚姻目的从生育逐渐向幸福追求的转化，女性自我价值实现与生儿育女的现实冲突也日益明显，这些价值冲突也会影响两性的和谐，使婚姻家庭的稳定性下降。平等、和谐发展成为新的婚姻稳定的目标追求，考量着双方的智慧与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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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从农村到城市的妇女群体显著扩大。城乡之间的流动经历，给农村妇女带来的不仅是生存地点和生存方式的变化、收入的增加，还使她们开阔眼界，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获得了通过自身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和资源。城市文化也在不断冲击白族传统文化，同时家务劳动的社会性别分工界线，又制约着白族农村女性的发展。女性的生育使命，使女性需要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保护。社会承认妇女在生育养育等方面的特殊需求，就是对妇女权力、独特劳动（人的生产）、独特贡献与价值的承认。自强自立，不是妇女个人的主观意志可以达到的，如果社会不提供公平的条件和机会，自强自立只会使白族农村妇女承担更大的负载。需要主流社会的介入，提供更多的保护与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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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白族青年择偶标准的普遍扩展，从生存性需要的满足发展到对于情感、交往和发展性需求的满足，找对象难成为边远山区白族青年面临的共同问题。尤其是男青年，因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社会资源也不断进入城市，包括有一定条件的山区女性进城打工，就不愿再回到山区生活。据学者调查，从1991年到2001年期间，大理州剑川县老君山镇启文村的大龄未婚青年呈逐渐增加趋势，不仅带来性道德失范的问题，骗婚、买卖婚等社会犯罪现象增加，而且也带来了未来农村养老的更大挑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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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婚俗文化变迁与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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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呵护自然的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不断传承，使大理魅力倍增，而对自然的不敬也会影响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地方政府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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