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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70545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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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琅织品秀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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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养蚕、缫丝、织绸的地区之一。秦汉时期，丝绸就远销中亚等地，由此获得了“丝国”的美誉。汉代丝织品品种齐全，工艺精湛。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各种丝织品和衣物，年代早，数量大，品种多，保存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实物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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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和衣物最多，且多置于棺内和墓椁的4个边箱之内，椁室边箱出土的大量丝织品大部分放在几个竹笥之中，保存基本完好，品种众多，仅丝织衣物就有100多件。除15件相当完整的绵袍、裙、袜、手套、香囊、巾、袱外，还有46卷单幅的绢、纱、绮、罗、锦和绣品，都以荻茎为骨干卷扎整齐，以象征成匹的缯帛。三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和衣物大部分已残破不成形，品种与一号墓大致相同，但锦的花色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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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反映汉代纺织技术发展状况的是素纱和绒圈锦。唐诗人白居易在《缭绫》中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咏者多认为诗中对缭绫飘渺如雾、晶莹如水的描写，纯属诗人想象和艺术夸张，直至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丝织品，特别是2件素纱衣，才证实了诗人的描写绝非夸张，而是确有实物可据。其中一件素纱衣，衣长128厘米，袖长90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重量仅48克，轻若烟雾，薄如蝉翼，折叠后不盈一握。该衣使用无色纱织成，因而称“素色”，“衣”是指没有衬里。如此轻薄透明的纱衣怎么穿着呢？《诗经·郑风·丰》中记载“衣锦衣，裳锦裳”，原来古代的女人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衣，使锦衣纹饰若隐若现，朦朦胧胧，既增强衣饰层次感，又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女子身着轻柔而飘逸的纱衣，迎风而立，徐步而行，飘然若飞，风姿绰约，极现女性柔美妩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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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是中国丝织品中较早出现的一种织物，其制造简单，由单经单纬丝交织而成，没有繁复的花纹，经密度一般每厘米为58根～64根纱，纬密度每厘米为40根～50根纱，经纬交织的孔隙较大，轻薄而透明，古人形容“轻纱薄如空”、“举之若无”，并不夸张。上乘纱料以蚕丝纤度匀细见长。素纱衣每平方米纱料仅重15.4克，并非因其织物的孔眼大，空隙多，而是纱料的旦数小，丝纤度细。所谓旦，是丝织学上对蚕丝纤度的专用计量单位，每9000米长的单丝重1克，就是1旦。旦数越小，丝纤越细。素纱衣的丝纤度只有10.2旦～11.3旦，而现在生产的高级丝织物也只达到14旦，足见汉代缫纺蚕丝技术和织造技巧之高超，真是巧夺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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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中还出土了大量汉代刺绣，主要有乘云绣、信期绣、长寿绣、茱萸纹绣、云纹绣、棋格绣6种绣法，花纹不同，绣法各异。其中一号墓中出土的乘云绣是一件西汉刺绣精品。绢为棕红色，上以朱红、绛红、金黄、土黄、藏青、紫云等多彩绣线绣出了茱萸纹、如意头纹、卷云纹等纹样。所用的锁绣针法为自商至汉所用的一种主要针法。整幅绣品色彩对比强烈，花纹较大，线条粗壮流畅，飘动的卷云中飞翔着神兽，特别是桃形凤头使人观之有腾云驾雾之感，构思奇巧，技艺高超，将乘云绣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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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圈锦是以大小绒圈在织物表面形成浮雕状凸起花纹的汉锦。花纹主要有矩形、几何小点、角形、折曲形等单元散排而成，多作为衣袍滚边、贴边、镜套底部及制作香囊之用，质地厚重。绒圈锦是多重经提花的织物，经丝分地经和起绒经，起绒经比地经粗约3倍，织时利用织入起绒针的办法使绒经屈曲于织物表面，织后将起绒针抽去，就显出浮雕状的立体花纹。这种织锦是多色经丝和单色纬丝交织而成，织造工艺须用2个张力不同的经轴加起绒针才能织成，说明2100多年前的中国已采用双经轴提花机，用提花束综来控制上万根经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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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印花丝织物，在秦汉文献中多有记载，但一直未见实物。印花技术是染色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用印花的方法把素色或单色的丝织物印染成五彩斑斓、纹饰美丽的工艺品。马王堆一号墓中出土的印花敷彩纱，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古代印花丝织品实物。这种纱属涂料印花制品，印花颜料极为精细，鲜艳美丽。图案纹样为藤本科植物的变形，由枝蔓、叶、花穗、蓓蕾组成，外廓约呈菱形，四方连续，错综排列，通幅共有20个图案单元。花纹枝蔓部分线条蜿转游走，交叉处有明显断纹，很可能是镂空版印制的，也可能是雕刻凸版印制的。而叶、花穗和蓓蕾则明显是由笔描绘而成的。专家们还对图案进行了分解和模拟试验，发现织物印好枝蔓后，还经过了逐笔描绘。描绘的工序为6道：用朱红色绘出花穗；用重墨点出花穗的子房；绘浅银灰色的叶、蓓蕾和纹点；绘暖灰色的叶和蓓蕾苞片；绘冷灰色的叶；用粉白勾绘、加点。印制、描绘后的花纹线条流畅，层次分明，堪称是印花与彩绘相结合的杰作。先秦时期的手工艺专著《考工记》中有一段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凡画缋之事后素功”。此件印花敷彩纱的出土，验证了《考工记》中的这段内容，表时当时中国在印染工艺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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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墓中还出土了2件泥金银印花纱，系采用涂料色浆，以多版分色印花方式加工而成。纱上布满菱形的花纹，细密的曲线和小圆点组成纹样，曲线有银灰和银白两色，小圆点为金黄色和朱红色。图案异常美观，线条分布细密、圆滑、流畅、光洁、挺拔，没有渍版涨线的现象。印纹交叉点没有折纹，推断应是采用阳版印刷的，单位纹样明显由3版组成，1版能印1个花纹单位的一部分。由于套印不够精确，所以单位纹样间有相互叠压和间隔不均的现象。应该说这种泥金银印花纱的制作工艺比印花敷彩纱更复杂，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套印实物，在科学技术史上、印染工艺史上、雕版印刷史上，都堪称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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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70545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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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帛画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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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共出土帛画5幅，其中一号墓1幅，三号墓4幅，经专家考证，创作时间均为汉文帝（前202～前157）时期，是迄今发现的汉代最早的独幅绘画作品。其中最令世人震撼的是一号墓和三号墓中覆盖在墓主人棺盖上的“T”形帛画。2幅帛画均色彩艳丽，画工精致，都有2米多长，三号墓帛画略长一点，下垂的四角皆有穗，顶端有用于举挂的系带。2幅帛画的内容也基本相似，主要差别在于象征墓主的形象不同，一号墓为女性，三号墓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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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墓“T”形帛画上宽92厘米，下宽47.7厘米，全长205厘米，画面完整，图象清晰。帛画自上而下分3部分，分别描绘了天上、人间和地下的情景。天上部分，描绘天国的情景，这是死者灵魂冀求归宿的地方：上部顶端正中有1个人首蛇身像，是大神烛龙的形象，下有鹤飞翔在其左右；右上部有太阳，内立金乌，下方是翼龙、扶桑和8个较小的红圆点，反映了古代天空中有10个太阳的神话；左上部一女子作飞翔状，仰身擎托一弯新月，蟾蜍与玉兔拱围月牙旁边，下有翼龙与云气；人首蛇身像下方有骑兽、怪物与悬铎，铎下并立对称的2扇门，2只豹攀腾其上，2门中间又有2人拱手对坐。中部描绘的人间情境，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帛画中部的华盖与翼鸟之下，有一位老妇人拄杖缓行，身后随侍3位侍女，前方有2人跪迎，并捧着盛食物的案。老妇人的形体画得比其他人高大，用以显示出身份的高贵。据衣服和头发的样式，并对照出土的一号墓中的女尸，多数学者认为画面中的老妇人就是侯夫人辛追。帛画下部展现了黑暗的地下世界：老妇人的下方是2条穿玉璧而过且相互缠绕的长龙，玉璧上下有对称的豹与人首鸟身像，玉璧系着帷幔，缀有大块玉璜；玉璜之下摆着鼎、壶和成叠的耳杯，两侧有7人伫立，据推测，这一场景应该是为祭祀墓主而设的供筵；供筵的场景由站在互绕的2条红鳞青色巨鱼之上的裸身力士托举着，其左右各有双蛇盘绕，再外侧各有一只大龟，龟背上站产着猫头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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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整个帛画的主题思想是“引魂升天”。有人认为，同在一号墓中出土的一册竹简“遣策”中所记载的“非衣一长丈二尺”，指的就是这种帛画。追溯中国丧葬习俗，自周代以后流行一种葬俗，出殡送葬时要在行列的最前面张举一面旌幡，作为灵车的先导，以引领死者的灵魂飞升天界。下葬后，便将旌幡平覆在内棺盖上，此旌幡就是“非衣”。一号墓“T”形帛画的内容，既有中国的神话传说，也有当时现实社会生活的写照。帛画所使用的颜料由朱砂、石青、石绿等矿物制成，色彩丰富而鲜艳。马王堆汉墓帛画是西汉初期绘画风格的主要体现者，反映了汉代艺术的不凡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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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墓内椁室东西两壁各悬挂1幅帛画，西壁帛画保存较好，长212厘米，宽94厘米，绘车马仪仗图像，画面尚存一百多人像、几百匹马和数十辆车；东壁的帛画残破严重，所绘内容似为墓主人的生活场面。三号墓的另一幅帛画藏在东边箱出土的编号为57的长方形漆奁内，上面绘有40多个人物运动时的不同姿态，考古专家认定这是一幅与气功有关的《导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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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705454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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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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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马王堆汉墓后，考古学家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座墓穴俨然也是一座地下图书馆，一扎扎帛书，一堆堆竹简木牍，它们被中外学者抚掌惊赞为随葬器物中具有特殊价值的物品，并在众多学术领域里引起了轰动。相关部门还专门成立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对墓中出土的帛书进行研究整理，并编辑出版。马王堆帛书向世人展示了多种失传古籍的原貌，弥补了传世文献的断裂和空白，为我们重构古史体系和认知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提供了考古实物证据和原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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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王堆三号墓东边箱的一个漆盒内，出土了数量惊人的帛书，质地为生丝织成的细绢，时间自秦末至汉初。帛书有整幅（约48厘米）或半幅2种，或折叠或卷起，有的帛书卷在一块宽约2厘～3厘米的木片上，出土时折叠的边缘已经断裂，帛片粘连在一起，破损严重。经过专家的细致修复及考订，判明共有帛书约29件，12万余字，其中除《老子》、《周易》、《战国纵横家书》有传世本外，其他均为佚书，即早己失传的书籍，内容涉及思想、军事、天文、医学、地理等各领域。这是继汉代发现“孔府壁中书”、晋代发现“汲冢竹书”、清末发现敦煌藏经洞经卷文书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古典籍发现，在古文献学和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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