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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705454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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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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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马王堆汉墓后，考古学家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座墓穴俨然也是一座地下图书馆，一扎扎帛书，一堆堆竹简木牍，它们被中外学者抚掌惊赞为随葬器物中具有特殊价值的物品，并在众多学术领域里引起了轰动。相关部门还专门成立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对墓中出土的帛书进行研究整理，并编辑出版。马王堆帛书向世人展示了多种失传古籍的原貌，弥补了传世文献的断裂和空白，为我们重构古史体系和认知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提供了考古实物证据和原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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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王堆三号墓东边箱的一个漆盒内，出土了数量惊人的帛书，质地为生丝织成的细绢，时间自秦末至汉初。帛书有整幅（约48厘米）或半幅2种，或折叠或卷起，有的帛书卷在一块宽约2厘～3厘米的木片上，出土时折叠的边缘已经断裂，帛片粘连在一起，破损严重。经过专家的细致修复及考订，判明共有帛书约29件，12万余字，其中除《老子》、《周易》、《战国纵横家书》有传世本外，其他均为佚书，即早己失传的书籍，内容涉及思想、军事、天文、医学、地理等各领域。这是继汉代发现“孔府壁中书”、晋代发现“汲冢竹书”、清末发现敦煌藏经洞经卷文书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古典籍发现，在古文献学和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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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书中字体、避讳、纪年以及墓葬年代（前168）考订，帛书大体分作两类。抄写时间较早的一类在秦汉之际所写，理由是字体近篆书，又不避汉高祖刘邦讳；抄写时间较晚的一类为汉初至汉文帝初年所写，理由是字体为隶书，讳“邦”为“国”，但不避汉惠帝刘盈和汉文帝刘恒讳。帛书中的一部分用朱砂画有行格，留有天地头（指书页上下两端的空白处，上边的叫天头，下边的叫地头），各篇前后留有相当于“赘简”的空白等，与出土的汉代竹简形制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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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中有2种《老子》写本，分别命名为甲本、乙本，可以和今天的通行本比对印证。《老子》甲本和卷后4篇佚书合抄为一个长卷，字体近篆体，共465行，每行约30字；《老子》乙本和卷前篇佚书合抄在一幅整帛上，以隶书书写，共252行，每行0字～70余字不等，抄写时代晚于甲本。种写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次序与通行本相反。通行本分作81章，帛书《老子》乙本不分章，甲本某些段落前有圆点标志，章次均与通行本有不同之处，如通行本第4章在第22章之前，第41章在第40章之前，第80章、第81章在第67章之前等。经学者反复研究，认为此甲本、乙本《老子》帛书顺序较通行本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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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甲本卷后佚书没有篇题，学者们按内容将其分为4个部分，并定名为《五行》、《九主》、《明君》、《德圣》。《老子》乙本卷前4篇佚书原来就有篇，题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前2篇又包括若干小的篇章，主要是讲刑名和阴阳刑德之说。有人认为乙本中的这4篇佚书就是《汉书·艺文志》中久已失传的《黄帝四经》，因汉文帝时崇尚黄老之学，所以把《黄帝四经》和《老子》合抄为一卷。又因《十六经》中记载了关于黄帝的神话以及他的大臣力黑（即力牧）、阉冉、果童、太山稽等人的事迹和相互对答之词，于是部分学者认为它可能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君臣》10篇或列入兵阴阳类的《力牧》15篇有关。帛书《周易》由《经》（即64卦）和6篇传（《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组成，其卦辞、爻辞与今本大体相同，但是64卦的次序则大相径庭，帛书64卦的排列次序更为简单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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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史书类有《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全书16章，约3000字，所载史事除第二章中的燕晋战争未见于史籍，其他史事均可按史籍核定年代，部分内容可以和《春秋》三传、《国语》等古籍相参引。从其行文风格看，记事简约，其中多有当事人的谈话和后人评说，保存了许多未见于世的史料。《战国纵横家书》分为27章，共11200余字，其中第十一章见于《史记》和《战国策》，是十分珍贵的关于战国后期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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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医书类共有10种，均无篇题。整理者按其内容分别命名为《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帛书医书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是不可多得的珍稀古籍。例如其中的《五十二病方》比《黄帝内经》成书年代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载药方280多个，所用药物240多种，是中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也成为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医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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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术数类亦无篇题，整理者按其内容命名为《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图文并茂）、《式法》、《出行占》、《木人占》、《相马经》等，皆为久已失传的古书。这批珍稀古籍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术数、自然科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天文气象杂占》中记载的彗星现象比西方早了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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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兵书类有甲、乙、丙3种《刑德》。帛书中还整理出帛图，有《导引图》、《街坊图》、《驻军图》、《丧服图》、《太一将行图》、《天文气象杂占图》等。最让人惊喜的是帛图之中还发现了几幅地图，研究者将其中3幅地图分别命名为《长沙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和园寝图》，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具有一定科学水准的大比例实用彩色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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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中还分别出土了大量的竹简或木牍，其中1972年一号墓出土312枚，木楬49枚；1973年12月～1974年初，三号墓出土竹木简和木牍610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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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墓竹简出土于木椁内的东边箱北端，先以墨书隶体书写，再用2道绳编联成册。这是一份记录随葬品的“遣册”，所列器物清单有：用漆木制的九鼎、七鼎和三鼎，二鼎盛放的各种羹，用竹笥盛放的肉食品（包括禽、蛋和鱼类），用陶器盛放的酱和酒，用布囊盛放的粮食，以及漆木器具、梳妆用品、丝织衣物、乐器、扇……所载内容与墓内实物大多符合，但有一定出入，如未提及一号墓主人身上所穿的衣衾和相当数量的木俑。考古工作者们根据简文确定了此墓中出土的大部分器物的名称。木分别出土于西边箱、南边箱和东边箱，置于各竹笥顶端，详细记录了各竹笥内所盛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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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墓所出竹简木牍，除大部分内容与一号墓相同外，还记载有车骑、乐舞、童仆等侍从，包括所持仪仗、兵器和乐器等物，皆可与出土的木俑及棺房两壁的帛画相印证。其中记事木牍为准确判断马王堆汉墓的年代，提供了有力证据。其中220枚竹简记载了古代的医书，共14种，内容分为2卷，一卷与《黄帝内经》相似，讲的是养生之道，另一卷则为房中术，其中《养生方》、《合阴阳方》、《十问》、《天下至道谈》等，涉及到性保健和优生学、养生学。如《十问》第八问中，禹问师葵治神气之道，因禹治天下操劳伤神，失去性功能，因而“家大乱”。得师葵治神气之道后，性功能恢复，从而“安后姚，家乃复宁”，说明研求房中之道，可以和睦夫妇关系，增进健康。《天下至道谈》中“七损”、“八益”之说，是对中国房室养生学理论的重大贡献，该理论对于房中养生保健来说，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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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法家亦指出，马王堆汉墓的竹简木牍还是宝贵的书法珍品，对研究汉代书法，特别对研究汉代字体的源流变化，都是极有价值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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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鸣鼎食王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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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以“钟鸣鼎食”来形容富贵人家生活奢侈豪华，敲着钟，列鼎而食。长沙丞相利苍被汉帝封为侯，虽然侯是很小的列侯，封户不多，位次也不高，但也是仅次于天子、诸侯王的第三级贵族。轪侯初受封时，全国的列侯才只有140多人，更何况当时西汉社会的经济一直在步步走向繁荣，所以轪侯家族有绝对的能力与权力来享受精细奢华的贵族生活。贵族的这种奢华生活也继续体现在死后所葬的墓穴中。从《论衡·薄葬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一种丧葬习俗：“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异”，“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在古人的观念中，“死”是“生”的延长，死者生前过着豪奢的生活，为自己营造长眠之所时，也要把生前所使用的一切器具物品统统放入坟墓，以供死者继续享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大量人俑、日用漆器、食具、乐器、精细食物、食材等，正是轪侯家族钟鸣鼎食王侯生活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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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中随葬了数百个墓俑，一号墓计162个，三号墓计107个，形体大小不一，造型和服饰各异，清楚地呈现出等级身份的差别。专家认为，这些墓俑象征侯家中不同层次的家人仆役。例如有一种木俑体形高大，头戴高冠，身着丝袍，鞋底有“冠人”二字，应是侯家丞的替身。有一种着衣女侍俑，穿绣花长袍，彩色纹饰镶边，衣着华丽，应为墓主人的贴身奴婢。有一种面部敷粉的着衣歌舞俑，是专门卖弄歌喉才艺供主人消遣的特种奴婢。数量最多的是彩绘立俑，造型雷同，形体较小，表情愁苦，应是一些做粗活杂役的奴婢，地位最为低下。三号墓里还有一种木俑，身着青衣，埋葬于北边箱和西边箱的隔板处以及北边箱中间门道的旁边，应为守门的卫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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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就已出现漆器，商周时期，漆器生产已经成为当时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至汉代，制造技术又有了进一步的改良。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竟有500多件漆器保存完好，光泽如新，制作精致，纹饰华丽，是目前考古中发现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批汉代漆器。其中一号墓出土184件，2号墓残存200余件，3号墓出土316件。3个墓出土的漆器种类和制作工艺基本类似。这些漆器种类丰富，有鼎、匕、盒、壶、钫、卮、耳杯、盘、奁、案、几、屏风、浴盘、琴、陆博、兵器等，其中漆耳杯占漆器总数的一半以上。漆器大部分是木胎，只有少数奁和卮是夹苎胎或竹胎。装饰花纹多以红、黑和灰绿等色的漆绘成，色彩鲜艳，绚丽夺目。纹样则以变化多端的云气纹为多，还有龙凤纹、鸟兽纹、几何纹、花草纹。图案和花纹描绘精致，线条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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