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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70545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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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藏品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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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8月25日上午9时，一场与众不同的剪彩活动在象岗工地上如期举行，虽然当地省市政府领导悉数到场，但并没有围观人员和各路记者采访，象岗考古工作队副队长黄展岳一声令下，古墓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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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队员在发掘点上方搭建了巨大的棚子，以免古墓开掘时受到烈日暴晒或遭遇雨水侵袭。同时又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开展了网格状钻孔调查取样，以免主墓挖掘不当而损坏到可能存在的陪葬墓坑。但是调查结果使人震惊，整座象岗山头全部为一个单独墓葬所有，也就是说，这个墓葬是将象岗挖空，以山为陵而建，如此宏大的规模，其主人必是皇室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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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墓道的过程中，队员们发现此处的防盗措施做到了极致，整个墓道中堆满巨石，最重者达2吨，只有动用大型起重机才能继续开展清理工作。经初步测量，墓道呈长方形斜坡状，长约10.5米，宽约2.5米，深度为3.2米，至墓室前方4米左右，墓道开始变为竖坑，竖坑中堆积着大量青铜器、陶器等随葬品，并且发现了“长乐宫器”字样的印戳。长乐宫是西汉时期太后居住之所，若非僭号称帝的南越国国王，其他人是根本不可能也没有这个胆量使用这一字眼的。同时队员们还发现了2个殉葬人。一切迹象都明确指出墓主人有着无比高贵的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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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道尽头是2扇巨大无比的石门，历经2000多年时间的啃蚀，门轴已经断裂，随时都有塌倒的危险。考古队又借助起重机，将巨大的石门和门额石吊离墓室。打开墓门之后，布满精美绝伦画像的墓室终于展现在人们面前，四壁黑红相间的云纹图案气势磅礴，飘逸奔放，仿佛在诉说着墓主人叱咤风云的一生。同时，在地宫前室里，考古队员发现了巨大的铜鼎、玉佩、玉璧、2把铁刀以及一方“景巷令印”等珍贵文物。但是这些文物与随后在墓室东侧耳室发现的器物相比，又显得数量平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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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侧耳室长约.2米，宽约1.7米，高约1.8米，完全凭借象岗内部的岩石结构掏挖而成，室内除了琳琅满目的金、银、玉、石、象牙、漆木、陶器等精美制品之外，最为珍贵的当属数量巨大、品种繁多的青铜和石质乐器。其中铸造的编钟有2套，分别为甬钟和钮钟。甬钟一套5件，钮钟一套14件，做工精细，音律精准，乐声悠扬。编钟附近还列放着石质编磬2套，由大到小排列，共计18件。另外还有铜瑟、铜琴若干，漆木琴2件。如此庞大的乐器群，如此完备的乐队编制，就是放在今天也是编配非常齐整的。实际上早在西周时期，帝王为了加强统治，施行“封诸侯，建同姓”政策，王室贵族分封各地，周公旦又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系统地建立了一套“礼乐”制度。按照“乐”从属“礼”的思想，以“礼”区别宗法远近，同时又以“乐”来融合“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成，通过“礼乐”来显示权力等级。舞队行列中八人为一行，称作一佾，按照《礼记》记载，天子的舞队用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士二佾。这样，阶层不同，舞队人数也不同，从而大大促进了封建等级思想的普及与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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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与乐器具有类似意义的物品，便是墓室中数量庞大的铜鼎。在地宫前室发现的大鼎高达42厘米，腹径35厘米，深17.5厘米，形状流露出楚地之风。在中国古代，鼎从贵族食器逐渐演化成为祭祀礼器，并且慢慢成为权力等级的一种象征。古书记载，商代开始就已经对王室和普通贵族的用鼎数量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到了周代更加细化，形成了完备的用鼎制度，“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九鼎成为象征国家社稷的国宝。另外，除了生前享用外，王公贵族们也将其作为随葬品带入地下，以显示身份。在这种氛围下，仅在此墓前室的西侧耳室便发现了大小不一的17尊铜鼎，全墓累计多达36件，数量超过了殷墟的商代妇好墓，可见墓葬规格之高，处处透出帝王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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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墓室中还发现了水晶、青玉制作的“六博”棋子各1套；口径为46.5厘米的盛酒用铜提桶1套，其上绘有四组船纹，船上风帆鼓起，武士戴着羽冠，俘虏不穿衣物，战利品堆积，甚至还有象征古越族权力的铜鼓，船周及船底绘有海龟、海鱼和海鸟，这分明是对古越人船队凯旋归来场景的生动再现。这是中国考古史上发现的规模最大、最为完备的海船图形，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尤其重要的是，考古队员在东耳室后壁发现了最后1套乐器，8件套青铜勾鑃，上大下小，弧形截口，其上的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让所有人喜出望外，据此可以初步断定墓主人是自称“文帝”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至此，关于墓葬是否是南越王室墓的疑问终于有了较为明确的答案。接下来队员们开始对西侧耳室展开发掘，通过一条不到1米宽的狭窄过道，便可进入掏挖而成的西侧耳室。这里随葬品极多，品类繁杂，各种金银器物、青铜制品、玉器、木器、漆器层层堆叠，门口处随葬品的堆积高度达40厘米，平均高度约30厘米，最低处也堆积着厚达10余厘米的各种随葬品。其中在西侧耳室发现的虎节和铠甲是出土器物中最重要的文物，具有很高的文献参考价值，成为了揭开南越国军事政治之谜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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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完前室和东西两侧耳室之后，队员们展开了对安放棺椁的后室的发掘。后室的石门虽然制作结构和前室相同，但是保存状况更加完好，丝毫无损，2扇石门严丝合缝，咬扣紧密，队员们绞尽脑汁也无法打开，无奈之中，只好在石门下方开挖出一个小洞，从地下绕过门槛，才得以登堂入室。正是在这里，人们发现了在岭南考古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绚烂随葬品，以及整个墓葬中最为重要的身份证明。南越国最美丽华贵的玉石文化即将呈现在世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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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间长4.84米，宽1.84米，高2.3米的大厅，东、西两侧和后侧各有一个配殿。主人的棺椁摆放在大厅中央，棺椁四周堆放着各种随葬器物。东侧配殿门口立着一座“门”字形折叠屏风，上部装饰有青铜鎏金朱雀和双面兽顶饰，上插羽毛，下部有鎏金人操蛇托座，独具岭南特色，屏风上绘红、黑两色的卷云纹图案，绚丽多彩，是中国考古史上发现的最早的漆木屏风。遗憾的是，墓主人棺椁历经2000多年已经腐朽无存，只留下让人浮想联翩的四面6个铜质兽面铺首及腐朽痕迹。兽面的额头及两耳均为卷云纹状，鼻子与头同宽，衔着直径达14.5厘米的铜环。根据棺椁四周残留的漆皮可以看出，棺椁上纹着黑底加红、黄、绿三色流云彩绘图案。棺椁首尾处各有一个0.5米宽、1米长的箱子，内盛珍珠、宝石等珍品，但最为珍贵的，当属一系列精美绝伦的玉器，包括青玉角杯、镶玉盖杯、青白玉盖盒等等。青玉角杯呈半透明状，一夔龙围着杯身缠绕，成为浮雕、高浮雕、圆雕艺术之集大成者，实属汉玉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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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中最为华贵的当属其中的7块玉璧。大青玉璧直径达33.4厘米，外饰7组双身龙纹，中饰漩涡纹案，内饰3组双身龙纹，庄重大气，是中国考古史上的玉璧之王，实为无价之宝。而透雕的三龙衔环玉璧直径近10厘米，质地坚硬，外雕漩涡纹案，内雕3条盘龙，龙首外延，勾连内外。透雕龙纹玉璧直径8.8厘米，颜色青莹，质地细密，双面透雕游龙，活泼生动，栩栩如生。还有一块透雕龙凤纹玉璧，质地温润，中心透雕游龙，两侧各有透雕翔凤，相互勾连，造型别致。兽首玉璧长达16.7厘米，宽达13.8厘米，由整料透雕而成，立方状的兽首张牙怒目，左侧与透雕虎兽相连，彰显南越文化特色。另外一块造型奇特的双联玉璧宽12.3厘米，高7.4厘米，双璧相连，高处透雕卷云，下方雕有一对凤鸟，是诸多玉璧中罕见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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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土文物中最让人吃惊的，是墓主人下葬时所穿、如今已经被腐朽的棺木和尘土掩盖的丝缕玉衣。所谓玉衣，顾名思义，便是由玉片串连制作而成的衣服，是王室成员或者高级贵族才能享用的入殓服装，根据串连玉片时所用线的材质的不同，又分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等等。发现之时，考古队员并不敢相信自己手中的一块玉片竟然是脱落自传说中的丝缕玉衣，因为此前在长沙王墓等几处较大的汉代墓葬中均未有类似发现。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玉衣的存在仅仅是一个时期的事，它由周朝时覆盖死者脸部的玉制五官状薄片发展而来，到汉武帝时，由于国家富足，才形成了死者全身穿戴玉衣入殓的风俗。而且鉴于工序繁杂，造价极高，一名玉工10年才能完成一套，所以使用者仅限于诸侯贵戚，且明令禁止私自僭造，而由皇宫专设制衣作坊制作。一般情况下，只有皇帝亲自赐予，臣子才能在死时享受这一殊荣。到了东汉时期，经济凋敝，玉衣制作逐渐衰落。三国时期曹丕称帝期间，为了止住奢侈之风，更是明令禁止制作玉衣，玉衣在墓葬中从此终止使用。据此有人认为南方的墓葬中可能根本不会采用玉衣作为殓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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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南越王墓中的的确确是发现了一套珍贵的玉衣。它是中国考古历史上所见的最早的一套保存完备的丝缕玉衣，且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现中，比名闻天下的河北中山靖王墓中刘胜所穿的金缕玉衣所属时间还要早12年。经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的潜心研究，已经散落的玉衣终于得以复原。这套玉衣由头、上衣、左右袖筒、左右裤筒、手套和鞋10部分组成，全长1.73米，共用近2300块玉片，其中头部用玉片260余枚，上衣530余枚，左右袖筒各约210枚，左裤筒266枚，右裤筒388枚，左右手分别为113枚和21枚，左右鞋分别为108枚和109枚。每枚玉片四角打磨四孔，通身用朱红色丝带穿连而成，走线规整，图案精致。玉片材质不一，颜色各异，以黄褐色为主，质地温润，取材自珍贵的软玉石料。根据钻孔工艺和玉料质地来看，属于南越地区所产。由于年代较早，因此它并不像其他墓葬中出土的玉衣一样采用金缕或铜缕等金属作为穿连材料。有学者将其与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的中山靖王金缕玉衣进行了对比，认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南越国是得到汉朝中央政府承认的王国，因此如果是皇室所赐，那么应当至少是使用银缕作为穿连材料，而此玉衣采用丝缕穿连，无疑表明是南越当地自行制作。也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做法，才显出了它独有的历史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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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玉器一直是作为传统的礼器出现。从最早的对天地自然崇拜中衍生而来的吉祥平安文化观念之中，生成了对美玉华瑞之气的长久追求，瑞玉成为权力和财富的标志性象征。按《礼记》记载：“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璋、琥、璜被称作6种礼器，《周礼》中对诸侯所执信物也有详细的规定：“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毂璧，男执蒲璧。”其中镇圭长一尺二寸，桓圭长九寸，信圭长七寸，躬圭长七寸或五寸。这4种圭加毂纹玉璧和蒲纹玉璧就合称六瑞。将美玉、瑞物、图腾相结合，也体现了皇室的权力性和唯一性。在将玉作为最高祭祀器物的年代，墓葬中能放入数量如此多、做工如此精美的玉制品，无疑是对墓主人高贵身份最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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