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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705454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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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的兴衰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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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意义非凡的铠甲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兴趣。这是一件在地宫前室西侧耳室出土的铁质铠甲，发现之时整体卷曲，平放于墓中，满身锈迹不堪，甲片已经松动。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将其取出后运至北京，技术人员花费一个半月才完成修复工作。铠甲有胸片、腹片、左右前片、左右肩片、后背上下片、右后侧片9个部分，没有袖部，前短后长，以丝带穿连709块甲片而成，高0.58米，长1.02米，是墓主人生前所穿用，构成简洁，符合岭南地区气候炎热的特点，与汉代北方地区的铠甲差异较大，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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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西侧耳室出土的一件错金铭文铜虎节也是大有来头。所谓“节”，是一种外交礼器，《礼记》中记载“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其他史料中也有“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族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的记载。虽然“节”的种类繁多，铜虎节也曾经在其他地区有过发现，但唯有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通体以错金铸造法制成。有人推测，此虎节极有可能是当年南越王赵佗攻占了楚国旧地时所获，随后传给后代，并最终成为南越王墓的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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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2件物品让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南越国的战争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逐渐弄清了当年的兴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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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中原六国后，便开始着手平定岭南地区。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任命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统帅50万大军前往岭南平定百越诸族。大将军屠睢作风彪悍，采用高压政策，引起当地人反对，最后死于居民暴动之中。将军任嚣接替屠睢后历时4年，终于完成统一。秦始皇在这一地区设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任嚣升为南海郡尉，郡下设博罗、龙川、番禺、揭阳4个县，赵佗为龙川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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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9年，在秦朝苛政之下，陈胜吴广起义，随后刘邦和项羽在中原地区开始燃起战火，局势大乱。不久任嚣病重，临终召见赵佗，说道：“我听说陈胜等人已经起兵造反，秦朝皇帝无道，天下都以他的统治为苦，像项羽、刘邦、陈胜、吴广这样的人，在各个州郡聚众起义，树立自己的旗号，群雄争斗，中原一片混乱，不知道将来结果会怎样。各路英雄都与秦对峙，南海郡地处偏远，势力又弱，我害怕起义军到我们这里侵略，所以打算扩大军队，把通往北方的要道封闭，提前做好准备，如果等到诸侯都起兵了，情况会更糟。而且番禺凭借五岭阻隔之险，南面又有大海做屏障，东西走向几千里，地域广阔，人才济济，完全具备自立的条件，应该独立建国。郡里其他人中没有值得共同讨论的，所以我才召见你。”说完，就立即下令任命赵佗代为行使南海郡尉之职。任嚣死后，赵佗统领岭南守军，将中原地区通往岭南的要道横浦、阳关、黄关三地交通断绝，并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全部撤换成自己亲信，然后坚壁清野，整顿军备。桂林、象郡的越人部落纷纷独立，赵佗认为这样散乱的力量只能招致麻烦，到时候自己也会不保，于是在公元前205年发兵，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争，将桂林和象郡全部纳入自己控制之内。秦朝灭亡后，赵佗果然揭竿起兵，在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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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南定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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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又统称“百越”，是广泛分布于南方的少数民族，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互不统属，存在扬越、句吴、闽越、东瓯、南越等支。百越族以越语作为交流语言，小篆已经相当普及。百越人以种植水稻为生，生产方式及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都有本民族的独特风格。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受人唆使，进攻东瓯。汉朝派军援助，闽越仓惶撤退。东瓯害怕闽越再度进攻，请求内迁。汉朝迁东瓯4万余人于江、淮流域（今安徽庐江一带）。建元六年，闽越王又滋生事端，兴兵出击南越，南越向朝廷告急。汉军未到之前，闽越内部发生内讧，举众请降。元鼎六年，东越地区又发生叛乱，汉朝平定叛乱后，武帝又迁徙其众于江、淮间，从此控制了广东、广西大部地区及越南北部和中部。汉武帝以其地及今海南岛分立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等9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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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刘邦称帝时，由于多年战乱，西汉国力薄弱，无法用武力直接对付赵佗，便派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传达招安之意。赵佗思索再三，接受了汉朝统治，成为汉朝在岭南的附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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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去世后，其妻吕后操权，和南越国断交，并且禁止了一切与南越国的贸易往来。赵佗眼看局势紧急，便宣布脱离汉朝，继续自称南越武帝。拥有战略眼光的赵佗看到长沙国能被汉朝作为跳板，于己不利，便举兵攻打长沙国。吕后派大将隆虑侯和周灶兴师讨伐，但在气候迥异的情况下，士兵往往身体不适，不久吕后离开人世，汉朝的军队便中止了进攻。但赵佗在南越一带开始威名远扬，闽越、西瓯和骆越等部主动归属南越，南越国的辖域面积迅速扩大。南越国北部边界从南岭开始，包括今广西北部的三江、龙胜、兴安、恭城、贺州，广东北部的连山、阳山、乐昌、南雄、连平、和平、蕉岭一线；东部边界一直到今福建西部的永定、平和、漳浦，与闽越交界；南部边界一直到今越南中部的长山山脉以东及大岭一线以北的地区；西部边界到达今广西百色、德保、巴马、东兰、河池、环江一带。南越国土包括了今广东、广西两省区的大部分地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一小部分地区和越南的北部。宽仁敦厚的汉文帝刘恒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措施，并安排陆贾出使南越示好。赵佗决定再次归附汉朝，每年两次派人到长安朝见，像诸侯一样接受汉朝皇帝的命令。但是在南越国内，赵佗仍然继续用着皇帝的名号，仍称南越王。公元前137年，赵佗去世时己逾百岁高龄，他的儿子都已死去，王位交由孙子赵胡继承。南越国的势力也由此开始进入倒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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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胡称帝两年后，东部邻国的闽越王郢向南越国发动战争。赵胡自感威望不高，民心不稳，于是向汉武帝上书求助。汉武帝感到南越国作为臣属的忠心，非常高兴，派遣王恢、韩安国两将军前去讨伐闽越。讨伐还未开始，闽越王的弟弟余善发动叛变杀死了闽越王郢，投降了汉朝。随后，赵胡派儿子赵婴齐跟随大臣严助回汉朝廷当宿卫。但在此后12年中，赵胡借口称病，从未朝见过汉武帝。南越历经赵胡、赵婴齐的统治之后，国力并未增长，反而衰退。公元前115年赵兴继位，其母氏希望归顺汉朝，以此获得庇护，因此多次劝说赵兴和群臣。赵兴通过使者上书给汉武帝，请求像诸侯一样，3年去长安朝见汉武帝一次，并且主动撤除和汉朝交界的边境要塞，此举得到汉武帝首肯。当时南越国丞相吕嘉从赵胡、赵婴齐一直到赵兴，一共辅助过3位国王，深得人心，势力极大，他一直反对归属汉朝，国君及皇太后的作为使吕嘉决定谋反。汉武帝得知消息后，于公元前112年派遣韩千秋率兵2000人前往南越协助国王稳定大局。但吕嘉等人发动叛乱并攻入王宫，杀害了国君赵兴、太后氏和汉朝使者，立前任国君赵婴齐之子赵建德为新的南越王，然后施计将韩千秋的军队全部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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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故使汉武帝迅速下达了出兵南越的诏书。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派兵0万，兵分五路：第一路由伏波将军路博德带领，率兵经桂阳直下湟水；第二路由楼船将军杨仆带领，经豫章郡直下横浦；第三路和第四路由戈船将军和下厉将军带领，率兵经零陵下漓水直抵苍梧；第五路直下牂柯江。1年后，即公元前111年冬，楼船将军杨仆攻破番禺城北的石门，挫败南越国先头部队，随后与路博德部会师，进攻番禺，生擒赵建德和吕嘉。随后汉武帝将原来的南越国属地设置了9郡，直接纳入中央集权管理。这样，由赵佗创立的南越国经93年之后，在赵建德手中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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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葬女人的身份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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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越王墓中，共发现有殉葬尸体15具，都是墓主人的宠妃和身边近待，死状惨烈，有不少人是被重物击打后脑致死，这一情形表明了南越国保留着残忍的殉葬制度。与此类似的情形在一些墓葬文物上也有所表现，南越国的越族人在战争中俘获对方后，将俘虏首级割下，系在腰上以示荣耀。根据墓葬发掘整理资料显示，整个墓中从墓道守门到耳室乐师，再到后室的4位夫人，殉葬人数和殉葬人角色均较为繁多，这在同时期汉墓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引发了人们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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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殉葬，就是用人陪葬及杀人祭祀死者，这一残酷的制度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类的愚昧无知和神灵崇拜。中国历史上殉葬制度出现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到了殷商奴隶制度建立之后，成为一种墓葬制度并开始流行，商代早、中期分布较为普遍，这一时期殉葬人数较少，盘庚迁都至殷以后殉葬人数量达到顶峰，到了武丁称帝之后又开始呈现减少趋势。到了周代，虽然殉葬制度仍然持续，但用人数进一步减少，春秋末期以后，社会各个阶层开始反对这一做法。西汉中期以后，从社会制度角度来说，人殉人祭已被废除，并不作为国家规定的习俗内容，墓中殉葬者多出于“自愿”，以表示对墓葬主人的绝对忠诚，至于事实上是否真的是殉葬人自愿行为，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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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越王墓中，考古工作者通过骸骨鉴定，认定这些殉葬者都是死后入埋，而且都携带了精美的随葬器物，由此可以判定这些人均非奴隶或低贱侍者，而是有相当地位的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6具殉葬者尸体面部以铜镜覆盖，这一现象在中国考古界尚属首例，但是具体原因尚未有定论，有学者认为这是出于某种宗教习俗，也有人认为这是南越人特有的墓葬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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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摆放墓主人棺椁的墓葬主厅西侧配室，发现有7个殉葬人遗迹，其中5人位于配室南半部分，2人位于配室北半部分，其人均无棺具，安放于木板之上。根据骨骼鉴定，7人均为女性，其中年龄最大的为40岁，其余的年龄在20岁～35岁之间。由于缺乏实物证明，她们的具体身份无从考证，成为人们心中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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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位于主墓室南部的入口处发现了一具奇特的殉人骸骨，年代久远，已经腐朽，只留下残缺不全的椎骨、肋骨和几颗牙齿。但就是在这些残缺不全的骸骨之上，考古队员发现了铜镜、带钩等珍贵器物，在近旁还发现了一枚龟钮鎏金方形铜印，边长2.4厘米，高1.7厘米，阴刻篆书“左夫人印”四字，龟钮腹下镂空，作为穿系绶带之用。专家推测这是殉葬的左夫人的遗物。根据遗骸周围痕迹，初步判断她入殓时使用漆木棺材，内部涂有红漆，外部为黑漆作底上施彩绘，明显可见其地位等级较高。在左夫人印出土之后，又发现2枚夫人印，其中一枚上篆刻“泰夫人印”，另一枚因为字迹残损，只能辨别出“夫人印”三字，首字只剩一个“口”部，因此有人推断这可能是“部夫人印”，意即小夫人。但是学者许国彬认为此字应为“否”字，因为中国古代均信奉阴阳，“泰”为八卦延伸六十四卦象之一，乾上坤下，表示安定，意寓“天地高而万物通”，与之相对的卦象为“否”，坤上乾下，泰与否是一种对立调和，表示事物发展的平衡，因此有“否极泰来”之说。由此来看，与“泰夫人”对应的为“否夫人”，也就合情合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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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存在左夫人印，那么根据封建礼制，应当还存在一个右夫人。果然，在东侧配室中的一堆金玉组饰之上，人们发现了一枚精美的龟钮金印，其上的篆文赫然写着“右夫人玺”4个字。在这枚金玺附近，又接连找到1枚象牙质阴刻篆文“赵蓝”两字的印章和3枚字迹模糊的其他玉印。这些“夫人”印章的出现，引发了学者的争论，有人认为，根据“右贵左卑”的观念，以及右夫人印玺为黄金所制，再加上古代汉语中“泰”通“大”，由此可以排列出几位夫人的尊卑顺序依次应为：右夫人，左夫人，泰夫人，部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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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考古学家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汉制皇室习俗之中，“正配”称作“皇后”，“妾皆称夫人”，另外在所有殉葬发现之中，帝王的正配妻室除了合葬之外，均无殉葬的先例，而南越王墓之中这位右夫人除了携带的印玺为金质较为特殊外，并无特殊棺椁制式。据此，这部分学者们认为仅仅凭借一枚金玺，并不能对这位女人的身份进行过多判断，而只能认为是南越国的一种特殊风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