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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705454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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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马传说与开元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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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通高18.5厘米，口径2.3厘米,做工十分细腻。壶体为白银质地，仿皮囊造型，顶部有鎏金的提梁，提梁前面的壶口直立，覆盖着鎏金的覆莲纹盖，盖纽上引着1条细银链，套连在提梁后部。在壶体两侧各有1匹凸起的鎏金马，形体高大而健壮，长鬃覆颈，长尾舞动，颈上系结着飘于颈后的彩带流苏。2匹马的姿态十分奇特，后腿曲坐，前腿站立，全身呈蹲踞姿态，口中衔着1只酒杯。鎏金的马体由于是锤凸成像，形象凸起于银白的壶体表面，具有一定的立体感，显得十分华美，与壶体交相辉映，色调搭配非常合理而又充满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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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专家考证，这只壶上的马就是传说中的神秘之马——舞马。舞马也称“蹀马”，由唐玄宗亲自指导训练而成，有数百匹之多，会表演舞蹈。每年的八月初五是唐玄宗生日，时称“千秋节”，每当这天，众舞马就在兴庆宫勤政楼、花萼楼下给唐玄宗跳舞。马儿们披着鲜艳而华丽的锦绣衣服，身挂璎珞，牵马的壮士也都着华丽衣衫。这种演出规模很大，有时候一次就会有100匹马共同表演。当带有强列节奏感的乐曲响起时，舞马便会踏着节奏翩然起舞，昂首扬尾，纵横往来，舞出各种姿态，动作整齐划一，场面十分壮观热烈。舞曲结束时，马儿们纷纷跃上3层高的板床，再由壮士们将板床和马一同举起来，舞马衔着酒杯递到唐玄宗手中，以敬酒祝寿。有的舞马甚至自己也喝醉了，憨态百出，唐诗之中的名句“舞马衔杯醉如泥”，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而制作此壶的工匠选用舞马曲终的舞姿，加以艺术化处理，使马更显得驯养有素，灵动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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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史料记载，专家们逐渐还原了唐玄宗庆寿之日的狂欢情景：宴乐这一天，天刚蒙蒙亮，四军甲士身穿金甲绣袍，开始展开队仗，张列旗帜。之后文武百官进朝，中官张列素扇，皇上于大殿之上开帘接受朝拜。礼毕后，皇上面前的帘幕重又垂下。众官员接着又参拜皇后、贵戚和诸蕃酋长。待一切礼仪行完，方才坐下来开筵进食。与此同时，皇家乐坊的乐工们奏起了华美的乐章，声震城阙。在音乐声中，太常卿引领众多彩衣乐人出场，在勤政楼下布列开来，鼓乐齐奏之时，表演开始了。表演分为立部歌舞伎、坐部歌舞伎两大部分，中间穿插一些来自海外胡夷的伎乐。盛大的演出一直要持续到傍晚，待天色渐渐昏暗时，作为整天演出的压轴大角——舞马们正式出场。几十匹舞马被牵引出来，乐师们随即奏起《倾杯乐》，众马儿动作整齐划一，轻快地摇着头，甩着尾，时而姿势优雅，时而憨态可掬。群马表演过后，轮到单马表演，此时在空地处摆设起3层高床，驱马而上，让舞马在床上旋转如飞。这个时候，许多年轻的大力士们举起高床，高床上的舞马伴乐而舞蹈，精彩异常。到了乐曲结尾时，人们引导大象、犀牛等高大威猛的动物进入场内，向勤政楼上的皇上与百官拜舞，周围宫人如云，锦衣绣衫，鼓乐大作，而舞马中的佼佼者此时便被引到最前列来，口衔金杯，曲膝向皇上做拜祝之态，整个宴乐也因此达到了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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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人们考证得知，唐玄宗时代舞马最多的时候曾达到400匹，分为左右两部，因为这些舞马着实可爱，因此便有了“张家之宠”、“李家宝贝”等滑稽的名字。舞马品种独特，一般都是从来自塞外的贡马中挑选出形态精良者加以驯导而成。每次表演之前，要为其披上锦绣，系上金铃，鬃毛间点缀上等明珠。在唐朝这个歌舞升平的时代，这些经过精心调教的舞马在酒宴上往往成为众人嘱目的焦点。乐声之中，一匹匹健俊的舞马口衔酒杯舞动，彩带飘逸飞扬，品酒而赏，不愧是人生之畅事。在气势恢弘阔大的场面之余，又有文人骚客舞文弄墨，赋诗填曲，歌颂天朝威震千世，百兽来舞，天子圣明，万代永享。在诸多为舞马吟诗作赋的诗人之中，不能不提到宰相张说。此人是玄宗身边的宠臣，曾写下著名的《舞马词》六首，按照舞马起舞伴奏的《倾杯曲》为谱所填，琅琅上口。其中一首这样写道：“彩旄八佾成行，时龙五色因方。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有人评价说：“这首诗蕴含音韵铿锵，内在节拍有致，若谱曲而唱，必定让人旷心不已。”有些诗句用词夸张，饱含政治歌颂，但诸如“连骞势出鱼龙变，躞蹀骄生鸟兽行”、“腕足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这样的句子，字里行间却有许多精到的描写，让人惊叹于舞马的绝技。而上文那句“屈膝衔杯赴节”，活脱脱就是何家村遗宝中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上舞马的姿态。最为经典的当属“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两句，将舞马两膝作跪拜状腕足齐行，和着乐曲匍匐前进，当曲终之时口衔酒杯，垂头掉尾仿佛酣醉一般的姿态描绘得出神入化。种种迹象都充分表明，舞马训练在当时已达到了十分高超的水平，马儿舞技惊人，充分展现了大唐时期的安乐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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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宫廷游戏—马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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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马球已经是一种广泛流行的运动，称得上唐朝第一运动。马球古称“击鞠”、“打球”或者“击球”，玩者骑在马背上，以球杖击球入球门。唐朝的马球比赛所用的球为木质，有拳头大小，中空，外面涂有色彩。所用球杖称“鞠杖”，一般为木质或藤质，有一个长柄，长柄一端的杖头呈现镰刀形状，裹着兽皮。比赛方式有单球门和双球门两种，单球门的方式是球门位于球场中央，玩者各立马于球场两端，比赛开始后众人催马向前，最先得到球并将它打入球门的人得到头筹。双球门方式跟现代马球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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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多位皇帝都喜欢马球，唐太宗甚至经常在宫城的城门上观赏别人打马球。著名的《马球竞技图》是在陕西乾陵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章怀太子即武则天第六子李贤）。这幅画高1.6米，长7米，20多个人骑在各色骏马上，身穿各色服装，脚蹬黑靴，挥着长杖，纵马追球，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马球运动的实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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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舞姿优雅、温良可爱的舞马的结局，却是异常悲惨。根据唐朝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记载，安史之乱中，唐玄宗仓皇从长安逃往蜀中，这些曾给主人带来了无限欢声笑语的舞马们却被抛弃在宫苑之中，最后大多散落到民间。安禄山早年曾在皇宫里欣赏过这些舞马的舞姿，便派人将剩下的几十匹舞马聚拢起来，送回范阳。安禄山死后，舞马又辗转落入田承嗣的手中。田承嗣性情凶诡，不习礼义，曾为安禄山的部将，后来追随史思明、史朝义父子，为人残暴奸诈，归附朝廷之后又再次反叛。他并不知道这些舞马的来历，得到它们后，全部当成普通的战马来使用。某日军中演奏乐曲，舞马们一听见乐音，以为欢乐的日子再次来临，便立刻踏乐而舞。养马的兵士们不明就理，大惊之下，以为它们中邪魔发疯，抡起棍棒便一阵乱打。温良的舞马以为主人嫌它们跳得不好，棍棒之下反而舞得更卖力。兵士们惶恐至极，将此事报告给田承嗣。田承嗣自己也孤陋寡闻，以为战马起舞是有妖邪附体，就下令狠狠地打它们。可怜的舞马被打得愈痛，便舞得愈加整齐规矩，又招来更加狠辣的毒打。可叹这些优雅乖巧的舞马无法揣测暴徒们的心思，不敢停歇下来，最后都被活活打死。从此舞马便在人间绝迹，其训练方法也从此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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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马风光一时，仅在众多诗词歌赋中留下了时人对它们优雅风姿的赞叹，如《舞马赋》曰：“……或进寸而退尺，时左之而右之……知执辔之有节，乃蹀足而争先。随曲变而貌无停趣，因矜顾而态有遗妍。既习之于规矩，或奉之以周旋。迫而观焉，若桃花动而顺吹；远而察之，类电影倏而横天……”其实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都对神秘的舞马是否真的存在抱有疑问，人们只是依据文献记载浮想联翩，但如此有趣甚至有几分灵性的马儿翩翩起舞，或多或少有些让人难以置信，甚至怀疑此事是讹传或者无中生有。而何家村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上的舞马造型，竟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专家充分考证后认定，舞马衔杯祝寿确有其事，这只仿皮囊银壶是迄今为止唯一能证明舞马真实存在的实物资料。同时，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不仅反映了唐代宫廷的奢华生活，因其所表现出的鲜明民族特色，也成为了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见证，并引发人们通过何家村出土文物，对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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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乐宴舞马，唐玄宗时期还有一个著名的娱乐活动——金钱会。唐玄宗曾在承天门楼上设宴娱乐，高兴之时经常向楼下抛撒金钱，赏赐下属，并由此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金钱会。赏赐所用的金钱并非市面流通的货币，而是专供赏玩的“金开元通宝”，由于数量有限，在当时就已经是十分珍贵。但是在何家村的宝藏之中，一次就出土了30枚，而且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发现。另外，何家村还出土了银“开元通宝”40多枚。结合文献对照，金钱赏赐是有根据的。首先，出土的金开元通宝、银开元通宝是直接的证明。其次，根据文献记载，唐代有类似的规定，为了表示对大臣的厚爱，皇帝经常用金盒盛放贵重的化妆品赏赐给他们，在何家村出土的金花银盒、金棱盒等都有可能与赏赐活动有关，金、银开元通宝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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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开元通宝，在钱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621年，唐高祖为整治混乱的币制，于是效仿西汉钱币规范，开铸开元通宝。“开元通宝”四字钱文为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制词及书，文字庄重隽秀，挺拔俊朗，世人无不称叹。字体在篆隶之间，4个字在钱币上按照先上后下、再右后左的顺序分布。如果从上到右顺时针方向阅读，意义也是非常明朗的，当时也有人称之为“开通元宝”钱。开元通宝的形状沿用秦方孔圆钱，规定每十文重一两，每一文的重量称为一钱。它的出现，意味着自秦朝统一货币以来，在世间流通了800多年来的铢两货币币制从此结束，中国的币制从此由铢两体系而发展为通宝币制，引导了以后元宝、通宝方孔圆钱的使用。铢两货币以货币自身重量作为货币价值，自秦后，在中国封建王朝一直沿用了1000多年。通宝币制以币身承载信息作为货币价值，从此中国的方孔圆钱大多数都叫做通宝、元宝，宝文钱在市面上普遍流通使用，而唐代开元通宝的文字、重量、形制也都成为后世铸钱的标准，五代的周元通宝、宋代的宋元通宝都模仿了开元通宝的文字形制。日本、越南、朝鲜钱制也受到开元通宝的影响，通宝的称谓一直延用至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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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市面中流通的开元通宝皆为铜制，而金、银质的开元通宝因为本身贵重，仅限皇家赏赐，贵族赏玩，并不投入流通，因此存世量极小，尤其是金开元通宝，更是弥足珍贵。历史学家认为，金开元通宝的产生是与当时繁荣的社会经济分不开的。当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逐渐扩大，唐太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均呈现出一片繁盛，实现了众口称赞的“贞观之治”。唐玄宗李隆基在位44年，在前代皇帝积累的良好基础上，他又励精图治，使唐帝国进入了极盛时期，这一黄金时代就是著名的“开元盛世”：百姓生活殷实富足，府库充实，城市中商业兴旺，交通发达，长安城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在一派繁花似锦、歌舞升平的社会状况下，皇帝造出一些精致的金币以供赏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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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文物看繁华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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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村出土的文物中，许多是海内外首次发现的孤品，因此成为唐代文物空前的大发现，也是考证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实物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了何家村的这些文物，也就了解了唐代社会的真实风貌。其中最有经济研究价值，确切反映唐代经济制度发展状况的文物，便是金银饼。金饼制作粗糙，但银饼却是极具特色，撇开艺术价值不提，还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银饼制作非常规范，上面凿刻或墨书铭文，内容涉及铸造部门、人员、重量、年月、白银来源、官员职务姓名、工匠名等等。何家村一共出土银饼22件，其中4件上有用刀刻画出的深深的铭文，内容分别是“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十两专知官令彭崇嗣典梁诲匠王定”，“怀集县开十（开元十年）庸调银十两专知官王问乐典陈友匠高童”两种，据此可以看出，这4件银饼是当时的庸调税银，由此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白银已被应用于租庸调、税口银、市场税收等赋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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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料记载，780年之前，唐帝国全国的税务制度皆采用以个人作征税对象的丁身租庸调制。所谓租，是指成年人每人每年要交纳粮食2石；所谓庸，是指每丁每年服役20天，如果不服，则要每天缴纳3尺绢；所谓调，是指纳税人交纳自产的绫、绢、施各2丈，如果是布，还要再增加1/5的量。庸调一般用布帛交纳，通常情况下不使用白银，只有在岭南地区，例如怀集县、安县等地，由于当地产银，市面也用银锭交易，因此每年交税才用白银。自唐开元、天宝年开始，统治者想尽办法搜刮民脂民膏，把庸调所收之布帛，折变成质量较轻方便携带的金银，直接运到京城国库，形成了“变造”制度，原有的租庸调制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据此不难判断，何家村出土的4件安、怀集“庸调银”银饼，是安、怀集两县的庸调布帛折变为银两后铸造成饼，用于直接送交京城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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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12件以墨书撰写铭文的出土银饼上，写着“东市库郝景五十二两四钱”“东市库赵忠五十两半”等字样。历史学家考证，当时唐都长安有东、西两市，东市是长安城著名的商业市场，东、西两市均有京都市令和平准令等官员，专门管理市场，负责协调市场保证交易公正。其中“市令”是管理市场的官员，“平准令”是平抑物价、监督物价的官员。因此东市库银饼便是东市平准库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