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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四章 胶水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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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兰登·华尔纳发表了以下声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已大规模拓展了人类的历史知识,还顺手牵羊从中国新疆带回了不朽的历史杰作,以此丰富自己的博物馆。在那方面,美国人没有任何贡献,几乎已成为令人备感耻辱的一件事儿。”他的声明宣告了美国新一轮疯狂收藏中国活动的再次启动。当时,华尔纳是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今天的费城博物馆)馆长,之后转任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研究员。他以充满乐观的语调为自己的声明收尾:“即便在一处没有任何收获的遗址开展工作,也不会浪费多少时间。中国那片区域如此广阔,我们寻求的信息如此多种多样,我们几乎不可能一败涂地。我们应在地上、地下全面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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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登·华尔纳人高马大,蓝眼睛,红头发,是一位讨人喜欢,如同斯皮尔伯格影片中充满冒险精神的主人公那样的学者。20世纪20年代,为了给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藏品,他曾两次率队前往中国。他脚蹬标志性的靴子,头戴斯泰森毡帽,蓄着时髦胡须,一副盛气凌人的做派。据说,他是电影《夺宝奇兵》的人物原型之一。然而,从血统和教养上讲,华尔纳可不是放牛娃出身,他来自以血统为傲的波士顿婆罗门家族。他母亲的家族源于约翰·达德利爵士,他曾担任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皇家总督。父亲的家族源于罗杰·谢尔曼,他是唯一签署过《美国独立宣言》《美国联邦条例》《美国宪法》《美国权利法案》等美国法规的开国者。华尔纳的叔父是乔治·霍尔议员(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年轻的华尔纳进入哈佛大学(1903级)后,玩赛艇,担任文学杂志《哈佛大学鼓动报》编辑,加入了“速成布丁俱乐部”和“印章与编年史学会”,还获得过“班级诗人”的称号。毕业后,他在纽约牡蛎湾罗斯福家的院子迎娶了洛伦·德雷米科斯·罗斯福,她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堂兄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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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纳的艺术学徒身份,起始于波士顿美术馆。他的指导老师是冈仓天心,一位总穿一身和服的日本佛教徒。今天,人们之所以记得冈仓天心,主要原因是他撰写过一本《茶书》(1906)。华尔纳尊称冈仓天心为“先生”。正是华尔纳在波士顿美术馆工作期间,该馆征集了北美洲最好的亚洲艺术藏品。那批藏品使华尔纳两个最强烈的兴趣脱颖而出——日本艺术和佛教艺术。1906年,华尔纳首次去日本研修。然而实际上他从1904年起,已经开始了打基础的学徒工作。那时,他参加了探险家、地质学家拉斐尔·庞佩利前往中国新疆的探险活动。在那个团队里,有气候学家埃尔斯沃斯·亨廷顿和德国考古学家休伯特·施密特(他曾在小亚细亚古城特洛伊接受过训练)。探险队的领队是庞佩利,他是一位地形学家和鉴定家,多才多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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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登·华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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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华尔纳离开波士顿美术馆后,经欧洲前往亚洲旅行,考察在北京设立考古学家培训学校的可能性。该校将对当地人和外国人开放,与罗马和雅典的美国学院、印度支那半岛的法国远东学院极其相似。建校的想法和华尔纳的那次旅行,都源于底特律百万富翁查尔斯·朗·弗利尔的灵光一现。然而,随着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弗利尔的开明计划很快胎死腹中。1917年4月,美国参加一战的前夜,华尔纳已被授任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馆长。他获准离开博物馆,前往西伯利亚服役,后在美国驻中国哈尔滨领馆担任副领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在哈尔滨担任了美国国务院与反布尔什维克-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联络官。后来,他又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拼命逃出了俄国(华尔纳曾4次穿越西伯利亚,他喜欢唠叨这样一个故事:他曾在行李车厢中,见证了白俄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宣布自己成为东西伯利亚的统治者)。华尔纳之所以能够应对那一切,要归功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他曾前往中国寻找佛教艺术珍宝,与中国动荡时期的军阀和土匪多有交道,使他增添了自信,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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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考古不是一门科学,而是相互复仇”。那句常被人引用的警言警句来自莫蒂默·惠勒爵士的亲身经历启发。他曾担任印度考古局局长,也是印度河谷青铜时代古城的发掘者。19世纪90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成了相互竞争的国家开展艺术探险的决斗场。欧洲和日本的探险队携带最先进的探测和照相器材,开始在中国西部细细梳理,尤其是沿着广为人知的古商贸线路——丝绸之路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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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那些探险队收获的出版物,促使福格艺术博物馆跃跃欲试。1923年至1924年,该馆首次开展了前往中国西部甘肃省敦煌(华尔纳译为“Tun-huang”)的“侦查之旅”。为使福格艺术博物馆涉足敦煌,爱德华·福布斯馆长向华尔纳和另外一名哈佛人贺拉斯·霍华德·弗内斯·杰恩求助。杰恩是一位拥有药品专利的继承人,曾与人合著“速成布丁俱乐部”1921年度剧本《落汤鸡》。那是一部拿美国禁酒时期开涮的滑稽模仿剧。杰恩身披标志性的浣熊皮外套,脚穿一双轻舞鞋,在剑桥城附近四处闲逛。毕业后,他在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找了份研究员的差事,成为那里“纪念大厅的天才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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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纳的父母对他担任博物馆馆长寄予厚望,让他深感压力,试图抗拒,同时他也渴望自己能“在博物馆领域赢得名声”,因此迫不及待地接受了福布斯的邀请。在为中国探险队筹款时,福布斯馆长对潜在捐款人信誓旦旦,称哈佛大学拥有“那条早期商贸道路(丝绸之路)特定遗址的记录,可确保我们发现一些重要艺术品和考古珍宝”。福布斯接触各类捐助人,总共筹集了40400美元——分别来自福布斯、萨克斯、沃尔特、沃伯特、克伦和洛克菲勒等人的捐款,其中许多人是保罗·萨克斯的朋友和亲戚。萨克斯对中国之行未抱太大希望,他谨慎地说:“华尔纳先生带不回多少东西,也可能空手而归。”尽管如此,他还是稍微乐观地补上了一句:“也可能华尔纳带回东西的价值,是我们投入经费的100倍或10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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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中国后,华尔纳和杰恩直奔北京枯燥乏味的旅馆房间。他们的身边堆放着地图、药品、打字机、照相器材和武器(一把猎枪和一把自动左轮枪),以应对前往西安路上面临的问题,那里曾是古代中国都城长安的所在地。华尔纳总结说:“河南省及其西部有土匪,甘肃省及其西部可能发生回族暴乱。我们要先经历暴雨和泥海,之后是干旱和令人痛苦的寒冷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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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们乘火车前往河南,一路顺利。在那里,两人拜会了当地军阀吴佩孚及其30位幕僚。吴佩孚等人与华尔纳和杰恩共进晚餐,旁边还有一支乐队演奏军乐。吴司令以“不与北京顶嘴”而闻名,他为两人的下一段行程提供了10人武装护送。在翻译王进仁和被称为“小男孩”的厨师的陪同下,华尔纳和杰恩探险队以一面临时制作的美国国旗,来宣示自己的国籍。那面美国国旗,由河南当地的4名裁缝加工而成,上面还装饰着探险队使用的“马扒”图案,那是一种无弹簧两轮运货马车。随后,探险队向曾经作为秦王朝都城的西安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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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华尔纳和杰恩在西安停留了4天。他们享受那里的乡村式温泉,在古董店里翻来找去,购买了一系列拓片,上面盖有刚掉了脑袋的直隶总督端方的朱红印章。同时,他们被引见给当地官员,获悉后面路程的情况。离开古都西安及其周边古代遗址时他们仍然高举美国星条旗,但放弃了武装护送。即便当时,西安也以文物资源丰富(以及造假)而闻名遐迩。“用不了多少年,这里要么会有盗墓者以笨拙方式再次开挖那些封土堆,把先辈遗留的东西提供给外国市场,要么会有经过特别批准的科学家携带测量尺和照相机前来,充满敬意地打开渭河边上那些帝王陵墓。”1926年,在那次探险的报告《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中,华尔纳做出了如此哀叹:“那些封土堆七零八落,一望无际,有大有小,有远有近。对盗墓者来说,穿行其间,真是一种锻炼自我控制力的经历。”(正是在那里,1974年打井时,发现了两千年前秦始皇的兵马俑军阵。)“经历了大约24公里的诱惑后”,华尔纳和杰恩继续前行,来到泾河交汇处的泾州,在那里盗走了约为公元6世纪的佛教石雕像,绝大多数是头像和躯干雕像。他们发现那些雕像“已从大雄宝殿原有位置上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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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无法无天。那时的中国西部,土匪和军阀四处横行。从河南到西安,需要行进7天。动身之前,华尔纳写道:“那里发生了6起谋杀,30起绑架,以及无数起持枪抢劫案。”当时,该省已经挤满了政府军队,准备随时反击。前途充满危险,促使杰恩在腰间绑了把自动左轮手枪。华尔纳和杰恩还目睹了3名五花大绑的囚犯被处决,他们的“3颗脑袋从3具不幸的躯干上滚落,士兵们则在旁边走来走去,等着有人前来收尸”。此时,华尔纳等美国人跋山涉水,穿越黑乎乎的泥地,抵达了甘肃省首府兰州。他们刚刚进入小旅馆门口,政府军士兵就攻击了他们的小型大篷车队。他们“接管了马车、车夫和骡子”,声称华尔纳一行“有军事目的”。华尔纳要求拜会当地负责官员或治安官,他嚷嚷道:“请你们记住,我以前是一头红发,我见过一些真正的大场面,知道没有任何事情会有好结果……我在省衙门口时,曾声嘶力竭高喊过,还送进去过我的名片。阁下在睡觉。好吧,请告诉阁下,该起床了。阁下在睡觉!好吧,告诉阁下,再过一分钟,一个外国鬼子会进去帮他穿衣戴帽。”过了5分钟,当地负责官员现身了。华尔纳一会儿威胁,一会儿甜言蜜语,还递过去吴佩孚元帅的一封信。“提到那个大名,那位官员的胳膊几乎立马短了一截。”结果是华尔纳如愿以偿,要回了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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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华尔纳一行最后的目的地。路上,他们绕道去了趟位于中蒙边界戈壁滩中的黑水城遗址,“党项的黑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确认,那里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额济齐纳(即Edsina)。1908年,俄国探险家彼得·科兹洛夫曾发现了那座城池遗址,比斯坦因早了6年。根据斯坦因的描述,黑水城曾是佛教艺术中心,它的城墙仍屹立“在碎石戈壁滩上荒蛮之地,保存得相当完好。它的四周,环绕生长着柽柳灌木丛以及两条干枯的河道”。党项人源于中国西藏—缅甸一带,1226年,他们臣服于蒙古人成吉思汗。然而仅一个世纪以后,明朝军队通过筑坝使额济纳河改道,把黑水城夷为一片废墟,废弃了这座城。在福格艺术博物馆探险队抵达此地的十几年前,科兹洛夫和斯坦因发现,那里是一座佛教雕塑、手稿和彩绘文书的宝库。干燥的沙子有利于遗址的保护(目前那些文物保存在圣彼得堡、伦敦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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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纳抵达黑水城。他凝神观望,四周一片荒凉,令人悲伤。被遗弃的黑水城遗址属于“超出我所有想象的美丽”。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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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没有城市警卫出来检查我的证明信,没有好奇的弓箭手倚靠在高大城门露台上无所事事,没有小旅馆主人以茶水迎接,好心忙碌地打扫我的房间,或为牲口拿来饲料。一只灰色雏鹰急速飞离筑在灰色高墙上的巢穴。它笔直伸开两只翅膀,在戈壁滩稀疏带刺的灌木丛和鹅卵石之上低空翱翔。那里似乎没有别的生命,就连碧空上的一朵云,以及我脚上的一只甲壳虫,看上去都纹丝不动。此时正是幽灵不愿游走的正午。然而我坚定地相信那座规模不大的空城,里面也保存着魂灵,如那人工所建的城墙一样坚定。我们在那里停留期间,那种好奇感白天黑夜一直与我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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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黑水城遗址偏僻遥远,但华尔纳发现,斯坦因和科兹洛夫已“清理了每面城墙,掏空了每个尘封的小佛塔”。华尔纳的随行中,只有4名挖掘民工、1位向导和几匹骆驼。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那里发掘了10天,发现了一些佛教壁画碎片,一些黏土制成的小还愿佛塔,一个(华尔纳确信)时代为10世纪的精美铜镜,一些小泥塑和日用陶器。直到一场暴风雪不期而至,迫使他们停止了挖掘。(几年后,华尔纳满怀嫉妒地从一位朋友、蒙古专家欧文·拉铁摩尔那里获悉,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设法在那里扎营,挖掘了数月,他们不但在黑水城发掘,还沿着额济纳河与汉代边界向前推进,搞到了一些极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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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黑水城时,华尔纳和杰恩的向导迷了路,使他们的失望变成了灾难。感恩节夜里,杰恩的两脚冻伤。他从骆驼背上下来时摔倒在地,再也难以站立。华尔纳和王翻译花了3个小时,不停地用雪和油脂搓揉杰恩的双脚。然而杰恩还是昏厥了过去,他的双脚遍布水疱,两条腿肿到了膝盖,出现了发烧和感染。华尔纳害怕那是血液中毒,可能要截肢。探险队无法继续前行,他们派王翻译到前边找了一辆马车,把在睡袋里靠麻醉剂支撑的杰恩放到车上。经过长达10天的绕行,他们顶着寒风,穿越沿河地区冰雪覆盖的土地,终于抵达了甘州。在那里,他们向一位中国传教士医生咨询,给杰恩用了些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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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了16天后,华尔纳一行开始奔往肃州。在那里停留4天后,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尽管杰恩意志坚定,但他还是连100米也走不了。因此,杰恩将返回北京,随行带着他们一路收集、储存的满满几马车战利品。华尔纳则继续向敦煌开拔,他的陪同有兼任秘书的王翻译、车夫和4匹小马。华尔纳和杰恩在安西的十字路口分手。华尔纳继续顺路南下,敦煌就在大约110公里外的沙漠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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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618—907)全盛时期,敦煌曾是丝绸之路上一个繁华的货物集散地和拜佛中心。奥利尔·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属于为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学者和考古学家。1907年,他从道士王圆箓手里,购买了6500件敦煌文书、纸质绘画和绢画(总计12货箱,包括世界上最早、有具体日期的印刷书籍《金刚经》,费用是130英镑,约合650美元)。1900年,王道士偶然发现了所谓的敦煌“藏经洞”。未及甘肃省政府命令在原有洞窟修复那些文物,其中一些文物就已经流散,落入了当地官员手中。斯坦因来到敦煌时,那些文物已被安全保护,洞窟前面有铁将军把门,钥匙由王道士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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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爵士在敦煌和莫高窟附近停留了差不多3个月,与王道士协商购买事宜。但是当地爆发了动乱和白喉。斯坦因也遭受发烧和脸浮肿之痛,不得不离开敦煌。他劝说王道士出售一些藏经洞内的文物,“附带条件严格保密:除了我们3人(王道士、斯坦因及其中文秘书蒋孝琬),不让任何人对交易内容有一星半点的了解”,那些“发现物”的出处,也不会泄露给“任何生物”。5月29日,斯坦因一行人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迅速而神秘地运走了那批文物,以躲避陡峭河岸一处掩蔽所内的当地监管士兵。斯坦因提出购买所有手稿的要求,遭到了王道士拒绝。1908年,伟大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佩里奥特来到敦煌,又在同一洞窟工作了3个星期。他用500两白银,约合450美元,为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又征购了8000件文书。发现敦煌文书的新闻一直是考古界无与伦比的轰动事件,直到1922年爱德华·卡特在埃及发现了图坦卡蒙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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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末,法国人佩里奥特曾在哈佛大学教书。他提醒福格艺术博物馆关注敦煌藏品,说自己“特别渴望西方严肃博物馆征集它们”。他所说的藏品,正是他和斯坦因未能从敦煌拿走的文物。1916年,在给赞助人查尔斯·朗·弗利尔写信时,华尔纳将敦煌纳入视线范围:“我们必须有一些供美国研究使用的壁画……只有那些壁画是我们不敢派出本地收藏家前往追求的。搞到壁画藏品,毁掉的东西肯定比带回来的多。在揭取壁画前,我们必须对其原有位置和外观进行完整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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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格艺术博物馆,福布斯馆长毫不犹豫地宣布:探险队“侦查之旅”的结果,有可能“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从有生命的岩石上敲掉雕像,应该属于一种故意破坏艺术的行为”。然而,鉴于之前已有先例,他未对华尔纳揭取壁画的计划表示异议。1902年至1914年期间,德国人阿尔伯特·格伦韦德尔和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曾率4人探险队沿丝绸之路北路考察,锯掉过洞窟墙上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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