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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符号化的扆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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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黼依到龙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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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后,黼文屏风已不多用。《汉书》虽仍有“负黼依”之言,但多为奉颂之义,并不是实际的情况。北魏北齐虽出现了“古礼复兴”的运动,但也主要是在冕服的方面,并没有将黼依重新启用。到了三国时期,黼依已经成为一种“古物”的象征,被赐予有德行的臣子。《三国志·毛玠传》记载了一个故事:曹操在平定柳城后,将所获器物赏赐众臣,别的人都赏绫罗珍玩,唯有赏赐毛玠的是素屏风、素凭几。[64]素屏风即是黼扆,在先秦之时,乃为仪式典礼中象征皇权的器物,如今魏王却用此物作为对一个臣子的赏赐。此外,贞观十六年(642)七月,魏徵疾患日重,唐太宗心底忧虑,开始用修宫殿的余材为魏徵营建其长期辞让的魏宅前堂,并且特赐其素屏风、素褥、几案、床等。[65]这些器物并不珍贵,看上去也无实用意义,然曹操解释为何赐此素屏风、素凭几说:“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古人之服。”这里的古人之风,指毛玠的德行。毛玠身居显位,但是常常布衣蔬食,所得的赏赐都用来赈济贫民。后来魏立国后,太子之位未定,而小子曹植非常受宠,毛玠曾劝曹操说嫡庶不分乃为覆宗灭国之患。曹操后来称赞毛玠说:“此古所谓国之司。直我之周昌也。”[66]曹操之意,便是自比文王,而毛玠的德行和施政之道,可与辅佐成王的周公媲美。唐太宗赐重臣魏徵素屏亦有此意。随着时代的流变,当时大朝觐仪式的辉煌器具,已经变成对古代圣人的一种追慕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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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之时,复兴古礼的风气又再次兴起,黼依在礼书中有了短暂的回归,但亦仅用于一些大型的朝会及祭祀活动中。武则天重新建造了明堂之后,周代冬至朝会的典仪又重新成为一种仪式。《唐六典》中记载:“凡元正、冬至大朝会,则设斧扆于正殿。”[67]这一时期,黼文屏风仍在使用,只是不作日常之用,只有在冬至最大的一次百官朝觐活动中才会专设于正殿。此外,在太庙的祭祀仪式中也有黼扆出场。《大唐开元礼·吉礼》“皇帝祫享于太庙”一节记载,享日未明五刻,在太庙于户外自西序以东,设置皇家八代列祖列宗的座位于南厢北向,“每座皆设黼扆,莞席纷纯,藻席画纯,次席黼纯,左右几”[68]。尽管如此,唐代的郊庙亲祭活动实际上日益世俗化,其宗教性越来越淡薄,而黼依在其中“展示”的意义大于“通天”,皇帝也越来越不重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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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之后的情况也没有很大变化。宋代礼制大多依循唐代,礼书中引用《周礼》者甚多。陈祥道《礼书》第一次对“扆”之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文献汇集[70],可见宋人对此制度有清晰的了解。欧阳修《太常因革礼》中说到祭祀时也言“《通礼》:诸室神主,每皆设黼扆,莞席纷纯,藻席缋纯,次席黼纯,左右几”,这是沿袭唐制。然而这一年的“是岁仪注”却云“无扆席等制”,“庆历祀仪无此”。[71]因而此时黼扆已是考证多于实用。到了大兴土木的徽宗时,因为蔡京所谓“三代乌有此盛”的谄媚之言,又一次花费巨资建造了明堂,祭典均依古礼。《宋史·礼志》中记载了一次在明堂的朝觐仪式:“十一月一日,上御明堂,南面以朝百辟,退坐于平朔颁政。其礼百官常服,立明堂下,乘舆自内殿出,负斧扆,坐明堂。大晟乐作,百官朝于堂下。”这实际上是一次常朝,并非冬至的大朝会,斧扆即便仍然在使用,也只是作为“仪物”的一种装点,而没有先秦时候严格的仪式场合约束了。更重要的是,这种所谓的“依循古礼”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骄奢享乐,于礼仪所要求的天子德行背道而驰,最终也难免于史家之诟病。[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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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黼依原物很少真正为帝王所使用了,但在日常的朝政或是宴饮活动的朝堂上,王座背后常设一面屏风已成为一种规制[73]。这扇皇帝专用的屏风称为“御屏风”“御扆”或是“扆屏”,屏风有时亦与座榻相连,背后设有屏风的皇帝的宝座则称为“扆座”。南朝徐陵曾以“居称扆坐,行曰乘舆”指代皇家的生活[74]。汉之后,天子背后的黼扆制度以御座屏风的形式流传下来,成为历代皇帝朝堂形象的重要标志。从站立到正坐的转变,并没有影响到屏风对天子至尊地位的象征意义。屏风仍旧设于朝堂之上、天子之后,空间的位置以及屏风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未改变,只不过其意义已从仪式“在场”的象征转为一种日常的象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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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帝平日受朝之地常设画有龙凤图案的屏风。南朝徐陵在《劝进梁元帝表》中又有“扬龙旗以飨帝,仰凤扆以承天”之语。龙凤纹饰屏风此时大抵仍然如皇邸一样用在祭祀五帝的仪式当中,但在南朝时期,皇家就已经开始使用龙凤屏风也是一个事实。[75]唐代,御用的负屏御座普遍被称为“凤扆”[76]。《旧唐书·乐志》记载永昌元年大享,武则天作了五十首乐府,其中一首《武舞用德和》云:“夕惕司龙契,晨竞当凤扆。崇儒习旧规,偃伯循先旨。绝壤飞冠盖,遐区丽山水。幸承三圣馀,忻属千年始。”[77]白居易在《叔孙通定朝仪赋》中说:“天子负凤扆以皇皇,正龙颜而穆穆。”[78]“凤扆”也常用来直接指代皇帝,如王维的诗中有“凤扆朝碧落,龙图耀金镜”[79]之句,李商隐《代彭阳公遗表》中有“方伏奏于凤扆之前”之语。御座后的屏风从黼扆制度而来,然而后世帝王朝堂之上的屏风并没有继承黼文,反而使用了类似皇邸的凤纹,这种制度上的变化,一方面由于扆屏的礼仪意义在逐渐下降,规制也没有周代严格[80],另一方面,祭祀天帝的图纹转向人间的君主,王权的神圣意义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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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的帝王肖像中最为普遍的“龙屏”,在晚唐开始成为帝王御座之专用。《道德真经广圣义》中说:“扆,龙屏也。”[81]宋代高型椅子开始用于帝王御座,座后屏风随之更为高大,并设底座。在朝堂大殿里,屏风多是由宫廷画师描绘的龙水图案。此后帝王御用屏风多沿袭此。《东京梦华录》记载金明池上,虹桥尽头,设于水面的大殿中央,有御用的“朱漆明金龙床”和“河间云水戏龙屏风”。[82]皇帝临幸金明池水殿观争标锡宴时,大龙舟内也设有“龙水屏风”。[83]金明池水心殿的这座屏扆,乃是仁宗皇帝命画师翰林待诏任从一所作。郭若虚描述他的画“出水金龙势力遒怪”,这显然是为了表现“龙”的威势感,皇帝之所以选择龙作为背屏之图,便在此意。此外,建隆观翊教院殿后也有他所绘的龙水二壁。[84]真宗时,荀信也同样画过《龙水图》为会灵观御座屏扆,后来此屏被移至皇宫中。[85]《宣和画谱》记录徽宗时的内侍画家贾祥在宝和殿所绘龙水屏风时说:“初不经思,已而夭矫空碧,体制增新,望之使人毛发竦立,人皆服其妙。”[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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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用龙水图的另一个寓意,还在于龙的神秘性。任从一的画龙之法,学自五代四明僧传古大师,他笔下的龙“所谓上飞于天,晦隔层云;下归于泉,深入无底,人不可得而见也”[87]。《宣和画谱》中的“龙鱼”一节也写到:“《易》之乾龙,有所谓在田、在渊、在天,以言其变化超忽、不见制畜,以比夫利见大人。”[88]辽宁省博物馆藏《女孝经图》的“谏诤章”一节(图4)中,便服端坐于榻上的皇帝身后,是一张高大的围屏,与黼依的形制一样。屏风上,松木虬屈,水势汹涌,中间露出龙头,昂首屹立,面貌威严异常。龙的身子的大半,则隐在水中。龙水屏还出现在这一组作品的皇帝像中,这进一步说明龙水是当时皇家屏风普遍使用的图式。在实际的使用中,龙水图像的确象征了皇帝的威严和神秘。宋画中屏风与人物的肖像模式,基本上都以侧面而非正面表现。这种图式在宋画中的皇帝肖像画上也可见到,这些官方的绘画并没有使用屏风作为皇权的符号,而代之以比较简单的椅子。或许,在那时的皇家看来,比起传统就有的屏风,从宋代才开始普遍使用的椅子是开放、文明而简朴的朝代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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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佚名 女孝经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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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至明代中期以后,背负龙屏的正面像又成为皇帝肖像画的经典图式,如明孝宗朱祐樘、明世宗朱厚熜、明穆宗朱载垕、明熹宗朱由校的肖像,皆使用皇帝端坐于屏风前御座上的正面描绘法(图5)。屏风形制上依然沿袭了黼扆,为三面折屏,正面一扇较高大,两侧有翼,将皇帝的身体围住。三扇屏上面皆绘有祥龙腾云的图案。而斧形“黼文”则可以在皇帝朝服之上的“十三章”纹饰中找到。这些图像中,屏风映衬下的着庄重冕服的皇帝在威严中尚有几分神秘莫测之感,与平和而亲切的宋代帝王座椅肖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明代中期开始,皇帝的权威被特别地强调,中央集权的模式进一步深化,从这一时期开始重现“皇帝负扆”的母题,说明了天子通过图像表现其无上权力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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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佚名 明世宗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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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屏图像的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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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古代圣王德政之表征,背负黼依的图像很早就已经出现在了早期的绘画中。据《孔子家语》卷三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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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岂不惑哉!”[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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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语》是汉人所纂,孔子时代的明堂之内是否绘有“周公辅成王负斧扆”之图无从考,但至晚到汉代,这一图式应当已经在公共建筑的墙壁上出现,以供来者瞻仰并仿效。[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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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朝会,后世广有图之。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载汉代有《黄帝明堂图》《周室王城明堂宗庙图》,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亦记载隋朝郑法士绘有《明堂朝会图》。马和之《诗经图》之《小雅·南有嘉鱼》组图的《彤弓》一节,描绘了周天子赐予有功臣子彤弓的场景(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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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马和之 小雅·南有嘉鱼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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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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