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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 [:1705469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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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藩卫：中央—四方的政治空间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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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作为动词的意思是障蔽，这不仅仅有隔绝目光的意义，还有护卫、保障安全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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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西周时期，“屏”的动词意义便和仪式中的黼依以及建筑中的树屏同时产生了。上文提到，周公负黼依辅政成王，分封四方诸侯，以巩固中央的政权（图17）。在这一历史事件中，除了朝堂上的周公背负屏风这一实际的意义外，还存在“屏”的双重隐喻意义：一是臣下辅佐君主。在现藏于美国阿金斯·纳尔逊博物馆的西周孝王时期（前891—前886）的青铜器“番生簋”上，记载有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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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藩屏模式 《三礼图》中的王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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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生不敢弗帅刑皇考丕显元德，用申恪大命，屏王位，虔夙夕尃求不朁德，用谏四方，揉远能迩。[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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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句的大意是，番生要以逝去的先祖为榜样，辅佐王位，日夜恭敬谨肃，谏戒四方，使远近诸侯皆可安定。番生是彼时和周公一样的宰政大臣，他使用的“屏”字，意义就是“辅佐”君王之意。君臣之间的关系，通过“屏”这样一个具有空间意味的动词表达出来，不但表明位于中央的君主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表明在中央周围的臣子负有屏障般辅佐、护卫君王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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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诸侯国和周王朝之间的“藩屏”关系。《汉书·诸侯王表》记载西周的分封制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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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周监于二代，三圣制法，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周公、康叔建于鲁、卫，各数百里；太公于齐，亦五侯九伯之地。《诗》载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师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怀德惟宁，宗子惟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所以亲亲贤贤，褒表功德，关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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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人惟藩，大师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出自《诗经·大雅·板》。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此段时说：“介，善也。藩，篱也。屏，蔽也。垣，墙也。翰，幹也。怀，和也。俾，使也。以善人为之藩篱，谓封周公、康叔于鲁、卫；以大师为垣墙，谓封太公于齐也。大邦以为屏蔽，谓成国诸侯也；大宗以为桢干，谓王之同姓也。能和其德则天下安宁，分建宗子则列城坚固。”[132]藩、垣、屏、翰皆为同义词，原来都是指称具有障蔽、守卫功能的建筑附属物的名词，后转义为动词，指一种守护的关系。介人、大师指在朝的公卿，大邦和大宗指诸侯。[133]“藩屏”一词后来专门用来指分封的四方诸侯对于中央的守卫，也就是成为中央王朝的屏障。《后汉书》群臣上奏光武帝时也说：“古者封建诸侯以藩屏京师。周封八百，同姓诸姬并为建国，夹辅王室，尊事天子，享国永长，为后世法。”[134]周成王在位时，采纳周公提出的建藩屏周的方略，分封诸侯，即所谓藩国，使其保卫京畿。《诗经·大雅·民劳》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于是，处于中央的天子与四方诸侯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地位界定与职责划分。四夷为外环，四方诸侯为内环，周王室为“中国”的中央—四方的政治格局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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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藩屏，不仅仅可以带来实际的守卫效果，在政治上还表明四方以中央为尊，承认中央统治的合法性。《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周景王的继承人王子朝被单氏政变追杀时，写下一封信诏告各诸侯国，其中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135]诸侯对中央的藩屏关系，也即是“称臣”的承诺。中央政权的合法性，通过这种藩屏关系得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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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尺度的殿堂或是居室之内，由于屏并没有将空间完全隔断，因而护卫的意义只是在实际空间中通过间隔视觉而产生的一种象征；但在一个更广阔的“国家”的尺度上，屏的障蔽性并不是“可视”的，而是一种通过“不可视的在场”[136]，将其意义扩及整个政治空间。《荀子·大略》篇说：“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137]其下一句，正是“天子外屏，诸侯内屏”。设置屏风的另一个原因，是使君主可居于中央之位，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威严。中央与四方、内部与外部的观念成为中国地理和政治空间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臣子的辅佐、四方的藩屏，更加彰显处于中央的君主的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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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的政治意识亦施行于自然界的山川之中。《史记·五帝本纪》引《尚书·尧典》，记录了尧以治水与禅位向四岳之官咨询一事，“四岳”乃中央派遣的地方大员，分区监视四方诸侯[138]。后来，在四方区域内各选一名山，封为“岳”。其实，最早的四岳仅仅是天然形成的四座大山，或被当地的氏族用于崇拜之用。在汉武帝时，因“四岳”之名而扩充为“五岳”，东、西、南、北、中各一，“视为帝王巡狩所至之地”，确立了地理意义上的王权象征。这些山川继而又在政治的叙述中隐喻帝国的“屏障”。“中央—四方”通过居室空间之内的方位关系递进为一种政治关系，又通过政治的寓意被赋予了国土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权力结构始终是意义的能动者：中央是最高权力者，是主宰，是被藩屏者；四方是听命的从属者，是藩屏中央者。这一由地理方位转换为政治空间的模式，从外至内奠定了王权稳固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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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 [:1705469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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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隐：政治与伦理冲突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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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风的障蔽功能在政治和人伦关系上还有奇妙的效果。屏风有一别名，称为“清防”，这就暗示着屏风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防隐作用。[139]《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每当接待宾客，与宾客坐着谈话时，总是在屏风后安排侍史，让他记录孟尝君与宾客的谈话内容，记载所问宾客亲戚的住处。宾客刚刚离开，孟尝君就已派使者到宾客亲戚家里抚慰问候，献上礼物，从来没有遗漏。[140]这是一个透过屏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发生关系的有趣故事。孟尝君会客之处是一个公共的会客空间，屏风背后藏匿着的，是一个私人空间。因为屏风的隔障，这两个空间无法彼此看到，但是因为声音的传播，这两个空间发生了关系。不过，在这个场景中，屏风后的人可以窥探到前面的事，而屏风之前的公共空间中的人则无法避开耳目，只有主人孟尝君才是两个空间的真正知情者与掌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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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景帝时有“屏风隔父子之坐”的美谈。一臣子吴纪亮为尚书令，他的父亲子骘为中书令，官阶比他低。每次上朝之时，皇帝就命令用皇家的屏风将两人隔开议政。[141]这个故事中，父子的人伦关系与君权授予的位阶在朝堂之上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在代表皇权的朝堂之上，君臣关系大于父子。但对于重视儒家伦理的中国社会来说，人伦关系是包括皇帝在内都要体谅的，一面屏风，使得纪亮和子骘的身份冲突得到很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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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元年时，刚升任太尉的郑弘举荐第五伦为司空，职位在郑弘之下。第五伦曾有恩于郑弘，为之举孝廉，故此，每日早朝之时，郑弘都向第五伦行礼。尽管郑弘选择了遵守人伦规定的礼数向恩人行拜礼，但是身为权力分配者的汉章帝与作为礼数接受者的第五伦都感到了不安。章帝问明原委，特令设云母屏风把他们隔开来，以免二人为难。[142]这又是一个屏风化解权位与人伦之间张力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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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风障蔽功能带来的“防隐”之用，在人际关系中产生了奇妙的效果。对西方砖墙建筑来说，只要把门关上，一堵墙就隔绝了内外两个世界。而屏风所隔断的，只是人的视线以及因视觉而造成的身份尴尬，空间依然是流动的。屏风制造的不可见使两种关系之间的紧张得到纾解。而屏风每一侧的活动者，处于同一个空间中，彼此之间的身份和关系依旧可见，一切的行为都按照规制的礼仪与俗成的惯例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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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角色是声音。声音的传播使得屏风内外得以交流。屏风的活动性使得空气流通，声音的传播更加清晰，就像处于一个空间，尽管这种交流有时是彼此都知情的，有时是无意的。因而在后两个故事中，发生身份冲突的双方依然可以与皇帝进行朝政的互动，他们彼此之间也完全可以通过声音交流政事。“可闻而不可见”还有一个好处或是坏处，那就是可以选择沉默使交流变成单向性的，就像有人敲门时我们可以选择假装不在家而不开门。沉默的一方，可以规避某种风险，也可以获取某种有利的信息；而不知情的一方，则在无意中将信息透露给另一侧的人——孟尝君是好意，但也可以预见，这种信息外泄存在着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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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故事中皆有一个屏风两侧空间的共同掌控者。这个掌控者也是屏风的施放者，是比屏风内外的其他人物身份都更高的人，他掌握着同时谋划两个空间的权力，与每个空间中的人都发生着关系，对全部事实知情。屏风不是他行为的影响因素，而是他利用的工具，他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来调整自己需要的人际氛围。权力在这里发生了效果。在一组人际关系中，通常只有最高权力的人才有可能“利用”屏风，而不被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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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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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周代出现了“六艺”的说法，《周礼·保氏》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孔子《论语》中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说法，其中“艺”即指君子必须习得的“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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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58、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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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政烺认为，礼器最初都是日用品，经过历史的洗礼逐渐成为了礼仪之用具。不过，屏风的早期日用性缺乏历史的证据，它在文献中一出场即是作为礼具的角色。见张政烺：《古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