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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丝绸之路：从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中国寻宝历程 第十六章 中国人关上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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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人仍未明白，但随意参与中亚考古的年代几乎结束了。30年之前，斯文·赫定首次勇敢地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从那之后，但凡有人希望去丝绸之路沿途那些失落的城市还有废弃的寺庙，可以说是畅通无阻。他们不需要付钱就能获取佛教艺术珍品。对于斯坦因以及冯·勒柯克这样的人，这是一段漫长的田野工作时间。但是到了如今，外国考古学家的时代要结束了。1924年冬天，为了救生病的同事，华尔纳在途中遭遇的各种冷眼可能已经让他明白大门正在关上，并在决定回去之前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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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25年5月30日那天却出现一桩始料未及的事情。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头目下令开枪射击不愿散去的中国游行学生。11个学生死亡，大多是从背后被子弹击中的。针对外国人的愤怒浪潮席卷了中国。华尔纳带领的一支规模比较大的远征队此时刚抵达北京，他记录道：“学生在上海遭枪击的事情犹如野火一般烧遍国内。”身处偏远城镇的传教士与其他外国人纷纷逃往滨海城市。华尔纳的远征队抵达了敦煌，并打算在敦煌进行长达八个月之久的工作，但此时也遭到了农民们的敌意，这些农民在去年还对他们表示过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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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探险队显然希望此次不仅要对石窟进行艺术史研究，并且要偷走更多的敦煌壁画。此次行动，华尔纳不仅带来了在珍妮特·米尔斯基看来有些不道德的“好几桶胶水”，他的7人团队中还有丹尼尔·汤普森（Daniel Thompson），这人就是一年前教会他固定剂的使用方法的年轻壁画专家。为了防止汤普森的配方再出现冰冻的情况，华尔纳决定在春天到访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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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他们的这次行动北京方面并没有表现出反对，不过远征队现在突然注意到，他们每前进一步，不仅会遭到群众的敌意，还会遭到地方政府的阻挠。他们不得不打消在千佛洞中展开工作的所有期望，更别提运走什么东西了。远征队别无选择，只能撤离到其他不是很重要的地方。但是即便在这样不重要的地方，他们也一样遭到敌意。华尔纳说：“处境变得十分危急。大概有十几个农民放下自己的事情，跟了我们近15英里监视我们的活动，而且千方百计引诱我们做出犯规的事情，以找到借口攻击我们，或把我们赶出这个地区。”美国人努力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免极端的不满情绪引发暴力。他继续说道：“一步走错，甚至是怒视他们，都可能捅了马蜂窝，可能让我们全丧命。”在北京的友人现在开始发电报劝远征队取消这次行动。此外，关于他们的目的已经有了各种带有敌意与煽动性的流言。出生在俄国的艺术家尼古拉斯·罗伊里奇（Nicholas Roerich）在一年后途经乌鲁木齐时，在日记里记录道：“关于敦煌壁画遭到抢劫的奇怪消息传到了我们耳朵里。”流言称，有几个来自美国的艺术品贩子参观了石窟，并将“很多箱壁画”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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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罗伊里奇在乌鲁木齐听到这些奇谈怪论很久以前，华尔纳就已被迫取消了福格博物馆的第二次探险行动，承认这不过是一次惨败。他在此次行动里只收获了别的一些石窟的相片，这些东西的意义是不能与敦煌相提并论的。他的气愤，与其说是冲着当地满怀敌意的农民的，不如说是冲着医生兼学者陈博士。陈博士与远征队一同从北京启程，表面上是帮远征队解读敦煌碑文，以及处理些旅途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不过在抵达目的地两天后，他说母亲生病，坚持要求以最快速度回到北京。此后，陈博士出版了一本书。他说他是为了防止美国人的盗抢活动才随队而行的，这是他的唯一目的。华尔纳完全有理由认为就是这个陈博士激起了当地群众的愤怒，他一发现自己任务完成就返程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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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遭到了这么大的挫折，福格博物馆还是渴望收获更多的中国新疆宝贵文物。华尔纳返回之后两年左右，一支德国地质远征队在偏远且没人守卫的拉瓦克和丹丹乌里克搞走了一些文物（收藏于如今的德国不来梅）。福格的受托人们可能是受到了这意料之外的成功的鼓励。表面上看来，德国人可以不费力地得到那些文物，是由于这偏远的西部地区还没有受到抵制外国人思潮的影响。但德国人在的时候抵制的思想已经存在了，这使得他们不得不赶紧撤离，不过福格的受托人可能还没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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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由于华尔纳实际上成了一位不受欢迎的人，所以不可以再让他去往中国，尽管他是自己人。但有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为什么不与对中亚考古驾轻就熟的奥里尔·斯坦因爵士商讨一下，试一试可不可以劝说这位退休了的67岁老者代表福格再远征一次。如果这位在中国新疆朋友和关系众多的人都做不到的话，那就没人做得到了。斯坦因答应试一试。筹得了约两万英镑（尽管那时华尔街崩盘了）之后，1930年4月斯坦因抵达了中国首都南京，想办法让中国政府同意他去新疆做最后一次探险。尽管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这个压力团体坚持任何考古活动都不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提出了强烈反对，但是斯坦因最后还是想办法逼迫当时的南京政府允许他访问中国新疆开展发掘活动。考虑到中国的专家已经由于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敦煌手稿而气愤异常，这一决定可能很令人惊讶。然而，斯坦因因为他明显轻易取得的成功而得意，他马上折回到印度，1930年夏天从那里向喀什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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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不知道的是，那时的中国知识界开展了一场猛烈的运动，提出撤销他的签证，以阻止他的远征。中国的报纸也不断发表文章攻击他，并要求将他从中国驱逐出去。尽管斯坦因比华尔纳难缠得多，而且他有很多来往密切的老朋友在中国地方政府身居高位，但是最终他的对手们胜利了。不过这时他已经在塔克拉玛干的绿洲旅行了将近两千英里，还在接连不停的反对中为他的赞助人进行测绘并收集了所有他能搞到的少得可怜的考古材料。但是，他此次进入中国新疆的最终后果是，政府要检查他发现的所有物品，并只有在获得批准后才能让他运出中国。因此，远征7个月后，他最终被迫放弃，返回印度。他获得的极少一点东西，包括从他最喜欢的地方尼雅找到的3世纪手稿，也不得不留在喀什。这是斯坦因最后一次见到这些手稿，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中国新疆。中国人最终对他关上了国门。斯坦因的绝唱以失败告终。不过回想他取得一系列成就的那些年，不但让他自己声名远扬，并且让所有除了福格之外的赞助人都非常满意，他就应该感到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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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的受托人们决定聘用斯坦因之前，很可能不仅研究了华尔纳的经验，还研究了另一位著名旅行家斯文·赫定的经验。这位瑞典旅行家在1926年冬天接受了政府的邀请，并获得了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资金，重返中国。那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一条自柏林开始通过乌鲁木齐抵达北京的新航线的勘探工作。除了航空专家，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一支装备了气象、地质以及考古和古生物方面的设备的小型科学团队。赫定等人在抵达北京之后十分震惊地发现，中国的知识界与报纸将其视为敌人。中国人告诉他们，自己的国家不需要外国人来帮忙勘探。当地的报纸报道说，外国飞机是用来将中国的大批珍贵文物偷偷运走的，这样一来，赫定只好彻底放弃使用飞机。总的来说，赫定花了接近六个月时间重新商定各项条款，才得以继续远征。信念没那么坚决的人早就打包回家了。最终，中国坚持赫定要在他的人之外再带十名中国专家同行，因此考察队要更名为中瑞考察队，而且，考察队寻得的每一件古物都是中国政府的财产。而这时中国政局已经混乱到了危险的程度，队员们每人都不得不带上一条步枪、一把左轮手枪和八百发子弹（他们之后用上了）。但尽管这样装备，赫定领导的此次一直延期的行动还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死了八个人。虽然存在着诸多困难，考古专家们依然获得了一些发现——以写本与纺织品为主。不过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归赫定。随便劫掠的时代结束了。从此开始，就算有人去挖，也是在替中国挖。即便存在将文物带走的人，其数量也肯定是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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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历史当中最为奇特的一章目前接近尾声。然而故事尚未收场，依然存在两个疑问有待解开。很多年之前，斯坦因、伯希和、格林威德尔、冯·勒柯克、橘瑞超、华尔纳和其他人从丝绸之路古城里面搞走的大量壁画、造像、写本还有其他文物如今位于何处？这一帮冒风险拼尽力气大胆盗走文物的考古英雄（或者说恶棍，这取决于你的观点），后来又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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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按照斯坦因用的术语）的珍宝与写本，如今遍布于十几个国家的博物馆以及文化机构。在这些国家里，文物又散落在30多个机构当中。藏品分布有多有少，位于伦敦、柏林和德里的最多，而巴黎塞努奇博物馆与堪萨斯州纳尔逊画廊仅有一幅画和造像。但是尽管在西方及其他地方有多到令人吃惊的丝绸之路珍宝，到底多少人听过西域艺术、敦煌甚至奥里尔·斯坦因呢？又有多少人见过米兰或克孜尔伟大的佛教壁画？见过精美的五彩丝绸（世界上最为古老的贸易路线由此得名）？见过丝绸之路寺庙和石窟里那些精美的唐代造像、旗帜与卷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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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哀的是，答案是极其少。原因是，除了一处明显的例外，那些拥有重要丝路藏品的博物馆是大部分人接触不到的，包括德里国立博物馆、西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以及列宁格勒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另外，尽管大英博物馆拥有大量西域文物，而且几乎每个人都能进去参观，然而它展出的部分却极其少。斯坦因找到的古物有很大一部分在英国，却被装箱放在地下室，公众无法参观。而且在很小的中亚展室当中连一小块丝绸之路的带花纹的丝织品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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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为这种凄惨的状况去过多埋怨博物馆。由于博物馆越大，其藏品综合性越强，留给某类特殊藏品或者文化的空间就会越小。假使斯坦因为刚建立的福格博物馆服务，我们能够设想在这所很小却野心很大的博物馆里面，斯坦因取得的宝物必定有足够的地方展示。这不由让人觉得，他从中国挖掘古物只是为了把这些物品又埋进布鲁姆斯伯里。有人会认为，这为下面这种看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即博物馆应该将全部不会用来展出的文物（比如这些）归还给来源国。毕竟国家博物馆（跟国际性质的博物馆不一样）总是会腾出更多空间展览自身文化的藏品，与此同时可以投入更多资源来保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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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我们不太能指责德国人把冯·勒柯克的珍宝藏起来。事实上，冯·勒柯克自己当上旧民族博物馆馆长之后，下令展出他找到的古物。之后他又加上13个房间来展出吐鲁番文物收藏。遗憾的是，一些超过10英尺高的最大的壁画被粘在了墙上，固定在铁框里。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这直接导致它们在十五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摧毁。战争爆发以后，全部可转移的物品，包括小幅壁画以及造像都装入箱子里面。出于安全的考虑，一些文物藏在柏林动物园的大型地堡当中，其余部分放在德国西部煤矿下面，还有一些放在特意筑牢的博物馆地下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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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大的壁画难以转移去安全区域。它们不仅牢固地粘在墙上，而且倘若想运走，不得不先再次将它们切成几块。最终博物馆员工用铁罩还有沙袋覆盖在上头，以此阻挡爆炸气浪的冲击。“此外，”一位西柏林博物馆高级官员跟我讲，“他们只能向上帝祈祷，保佑它们免受破坏。”但是他们的祈祷未能获得上帝的同情。这所博物馆挨着现在的柏林墙，1943年11月23日至1945年1月15日期间，被盟国空军轰炸了至少七次。最大的28幅壁画（差不多全来自柏孜克里克）被完全摧毁。这些壁画之前历经战争、地震和反对偶像崇拜的人为破坏，幸存了一千年。如今剩下的只有冯·勒柯克第一次探险拍下的照片，以及俯瞰森其姆峡谷的那些石窟墙上的大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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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听说柏孜克里克伟大的佛教杰作遭遇令人震惊的损失，都觉得冯·勒柯克的所有珍宝都毁于盟军对柏林的轰炸了。中国人也相信是这样，并以这一损失为依据，激烈反对有关冯·勒柯克与斯坦因搞走丝绸之路古物事实上是“挽救”它们的说法。柏林藏品到底有多少损失？西柏林新建的壮观的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德国艺术史学家赫伯特·海尔特博士（Herbert Härtel）判断，约60%没有遭到损毁，有幸保留的这些如今全部在这座博物馆内展览。倘若人们质疑这一数据，他大可开车前往西柏林树荫浓密的郊外，亲自去这座博物馆所在的达勒姆（Dahlem）看看有多少东西幸存下来。我见过的全部中国新疆艺术收藏当中，西柏林博物馆是保存最多的，也是展出最好的。哪怕是不那么重要的古物也在地下室得到了很好的展出，预约后就可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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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特博士是一位杰出的印度学家，前德国空军飞行员。他对战时损失进行了以下估计：冯·勒柯克与格林威德尔运回的620幅完好或残缺的壁画里面大概有300幅幸存下来，保存状况不一，大部分破损已经修复。战前珍藏的290件泥塑造像约有175件幸免于难。其他幸存的东西，例如陶像、青铜和木制造像、钱币，还有绘制在丝绸、纸张和木板上面的画作，估计近80%保留了下来。冯·勒柯克与格林威德尔运回的写本中有极少部分存放在旧民族学博物馆中，大多放在了普鲁士学院用于研究。战争期间这些物品转移到安全地带，如今在东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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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非全部损失都是因为美国人轰炸导致的（海尔特博士不经意原谅了英国皇家空军）。1945年动物园地堡（有一些珍宝放在里面）落到俄国人手中时，它的秘密很快就暴露了。如今人们知道起码八箱或是九箱陶像（只有俄国人知道准确数字）装上货车被运走。他们还从民族学博物馆中再次劫掠了很多重要的印度雕塑，这些雕塑是为了安全原因存放在那儿的。尽管西德政府要求归还，但和特洛伊的黄金一样，再没人见过或听过这些新疆或印度的雕塑。但是俄国人劫掠的大批其他艺术瑰宝（尤其是那些欧洲绘画）早就送回去了。没有人清楚，或许俄国人盘算未来某天用这些物品跟德国（或更为准确地说——同中国）换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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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弄走文物量的第三名是大谷的三趟探险。不论日本人的本意如何，他们的确发疯似地开展挖掘，他们的劲头总是比知识多。这些东西运到京都大谷伯爵的别墅后去向如何，就算是日本学者也很难搞清楚。事实上部分文物的去向至今依旧是个谜（尽管一些文物很可能落入了俄国人手里）。没有人比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方艺术部负责人杉山次郎博士更了解大谷这些珍宝的命运了。是他第一个暗示我，大谷的人除了考古也许肩负其他任务。这种说法使我去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里面的政治和秘密档案搜索，并进而找到沙特尔沃思上尉奇怪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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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山博士指出，没人准确知道这些藏品最初的数量。大谷的人里没有受过训练的考古学家，他们没对发现的东西进行适当的记录，也从没有对总体进行编目。尽管大谷自己对此出版了两卷著作（那种摆在日式咖啡桌上的有很多古物图片的书），但书中没有相关描述，所以对现代的研究者几乎没有价值。或许因为斯坦因在敦煌找到的东西在日本引发轰动，大谷的一些藏品（大部分是壁画和造像）早在1910年在京都博物馆举办过展览，尽管此时三趟探险刚完成了两次。现在已经找不到展品目录了，研究者只好通过那些亲眼见过或是听说过展品的人的回忆来探究到底展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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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这些藏品开始四散（橘瑞超早就私藏了一点）。大抵是由于大谷伯爵财务方面突如其来的压力，他卖掉了藏着很多宝贝的别墅。尽管他自己留下几百件，送给京都博物馆249件，但其余大多成为新房主的资产。此人原是日本大藏省大臣，而且是个富人。相传为了获得采矿的权利，他将这些东西转给当时的日本驻朝鲜总督，用来充实在汉城建立的新博物馆。大谷伯爵或许由于无处存放或自己没办法展览，随后将仍在自己手里的一些（并非全部）转给中国东北的旅顺总督，给那边的博物馆用于陈列。两次交易的后果就是原始藏品中流落在日本之外的远远超过留在日本国内的。按照杉山博士的估计，约莫三分之一在朝鲜，三分之一在中国东北，剩余的才在日本。而在日本的部分依然在不断四散，当中有不少已经流入个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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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这些东西如今到底下落如何？在朝鲜战争期间汉城博物馆两次易手，现在幸存下来的珍宝装到箱子中，在储藏室里，数量大概在400～500件之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约60件壁画及残片。金铨文博士（1945年到1970年之间担任博物馆馆长）相信汉城壁画仅次于柏林和德里（斯坦因），是世界上第三重要的收藏。他们已然有长远打算，在馆内新建展室。最后，期待大谷的珍宝将会在这里展出。然而韩国人对人类的和平天性不像冯·勒柯克那么有信心，他们决定这些壁画必须保持随时可动，不能像旧柏林博物馆那样不可逆地固定在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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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有人清楚旅顺珍宝的下落（至少西方研究者不了解），杉山博士跟我说，他觉得1955年5月俄国人最终把中国东北还给中国人的时候或许已经转移走了所有东西。①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俄国人则缄口不言。然而大谷那帮神秘的年轻僧人进行的艰苦挖掘并没有全白费。倘若去东京的国立博物馆，参观环境优雅、安装新式空调的东洋馆，或称东方文物馆，人们能够欣赏到大谷藏品剩下的三分之一，它们得到了很好的陈列。里面有大谷个人收藏的还有他存放于原京都博物馆内的东西。这是多年以来日本政府代表东京国立博物馆从私人收藏家以及保存相关古物的机构买下的。最终，1968年为了庆贺博物馆新成立的东方美术展室开张，特意举办一次展览，所有这些东西重聚在一起。之后他们又补充了一些伯希和从敦煌运出的部分丝绸旗子以及陶土造像，还通过交换从法国吉美博物馆获得了一些。如此一来，大谷伯爵去世20多年之后，他与那些精力充沛的年轻僧人对考古的极大热忱给人们留下了不错的纪念（然而考虑到他们如此不称职，这份纪念多少有些受之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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