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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170548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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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贵霜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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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早期社会开始，货币就是必需的，很多有价值的物品如牲畜、黑曜石、谷物和丝绸都曾充当等价交换物。早期社会还使用几乎没有价值的物品，如贝壳、珠子，来交换更有价值的货物。专门为了交换而制造的钱币在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出现在爱琴海周围的城市、印度和中国，各地区的钱币似乎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在贵霜帝国崛起时，被贵霜人征服的邻近地区都在使用钱币，也有来自罗马等更遥远社会的钱币在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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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的用途远大于简单的等价交换物。钱币还是权力和威信的象征，有人认为它是宣示统治权和正统性的手段。29丹尼尔·米雄（Daniel Michon）的观点是，作为入侵者，月氏人铸造一种与此前的统治者所发行钱币类似的钱币，代表了权力的接续，而非更替。他认为，月氏在众多流行的钱币中选择了这一种，是故意为之。例如，他们选择了正面有骑马者图案的钱币，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马背上的民族。30然而，克力布（Joe Cribb）认为钱币图样的连续性是为了便于流通，已有图像被再次利用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说：“骑马者的图样在贵霜人到来之前就是钱币设计的标准图样，所以贵霜人只是简单地复制它，并不一定是故意暗指‘马背上的民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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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就却的名字迦德菲塞斯仅见于钱币和一则巴克特里亚语铭文上，但作为贵霜帝国下各月氏部族的领导人，他在中亚史乃至世界史上都非常重要。他在统治期间既铸造铜币，也铸造银币。两种钱币形式各异，都是在已有钱币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反映了已有货币制度的多样性。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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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继任者威玛·塔克图仍然只生产银币和铜币，但减少了钱币的种类。在第三任君主威玛·迦德菲塞斯统治时期首次出现了金币铸造，33但这并不是创新。在罗马，以及卡比萨（或犍陀罗）和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希腊化国家已经有了金币铸造，前者的金币是最后流通到印度的。根据目前的理解，贵霜使用的技术应该来自后两者而非罗马，另外还有他们自己新发展出来的技术。但从形制上看，他们可能借鉴了当时的罗马金币。哈利·法尔克（Harry Falk）认为，威玛·迦德菲塞斯刻意仿照了奥古斯都（前27—公元14在位）时期罗马钱币的标准，不过没有完全一致。34在重量方面，罗伯特·布雷西（Robert Bracey）认为他们跟随的是巴克特里亚标准，而这个标准源于希腊金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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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玛·迦德菲塞斯时期的金币虽然用同样的方法铸造，但有很多种形式，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36在阿克苏姆窖藏中发现的双倍金币（这些金币重16克，是标准的两倍，故得此名）其年代属于第4期，应该正处于威玛·迦德菲塞斯统治期间，而且是产量最多的时期。37布雷西注意到，威玛·迦德菲塞斯时期的钱币很少发现于此后各任国王统治时期的钱币窖藏中，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这些钱币的产量低或者流通时间短。从这个方面来看，阿克苏姆窖藏即使不是例外，也是不寻常的。它们很可能铸造于巴尔赫。38每一时期都需要制作新的正面和反面模具，所以布雷西认为，每一时期都有一段时间，各种工匠集中进行生产，而除此之外，他们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铸造钱币。39模具上的佉卢文铭文和图像由不同工匠制作，可能是由他们使用已有的模板或亲手绘制而成。希腊刻印铭文的制作，则是在模具上钻孔以标记字母的端点，再把这些点连成线。制作钱币时需要将正面的模具固定在一块铁板上，而将反面的模具固定在一个模盒中。每制作一枚钱币，金坯都要置于正面模具和反面模具中间。工匠击打两次反面模具在金坯上留下印记，然后将钱币取出检查，如果印记不够清晰，则需要将钱币重置其中再次击打。为了留下清晰的印记，工匠击打时都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很可能是双手持锤。因此，钱币和反面模具会被固定住，或者由另一名工匠用手把它们放好。其他的铸钱作坊则会用带链子的模具或套筒把它们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上，但有证据显示，这两者贵霜人都不用。这些模具可能比铸好的钱币大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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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讨论钱币的金料来源。在泽拉夫尚（Zerafshan）盆地、费尔干纳盆地、贵霜北部和东部的索格底亚那和大宛，还有北边的草原地区都发现有黄金。贸易在内外欧亚大陆的生态边界上很常见，草原上的马匹、黄金被用来交换谷物、丝绸和其他商品（见第一、六和八章）。然而谷物被消耗了，黄金被重新铸造，这些贸易的证据几乎没有保留下来，但这个来源不能被否定。40有人认为阿拉伯南部也是黄金的来源地，还有人提出，长期以来很大一部分黄金来源于罗马的金币。在一则经常被引用的文献中，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老普林尼估算，罗马帝国每年花费1.5亿塞斯特斯（sesterce）从印度购买丝绸、宝石和香料等奢侈品。41然而，尽管在印度南部发现了钱币窖藏，但在贵霜领土范围内几乎没有发现罗马钱币。此外，最近的分析显示，罗马钱币与贵霜钱币的黄金来源不同。42或许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本土的金矿。如法尔克指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贵霜地区，现在的阿富汗东部的山上存在黄金，并且被河流冲刷下来。43在巴尔赫以西的蒂拉丘地墓葬中也发现了大批黄金窖藏。441978年负责此地考古发掘的考古学家维克托·萨利安尼迪（Victor Sarianidi）声称这些是贵霜人的前身、月氏统治者的墓葬。45然而，由于随葬品中有帕提亚、塞种-萨尔马提亚（Saka-Samaritan）、鲜卑和汉朝的物品，所以墓葬到底属于贵霜还是月氏尚存在疑问。但无论蒂拉丘地墓葬埋葬的人与这些文化是否有关，或是否来自这些文化，都反映了1世纪中亚各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46萨利安尼迪还宣称，这些黄金出自本地的河流。最近对数件黄金的分析支持了这一观点。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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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姆窖藏中发现的5个双倍金币的正面有威玛·迦德菲塞斯的侧身像，面向右边（图7）。48他留着胡须，戴着王冠和高高的尖帽，盘腿坐在云上，肩部有火焰升起。他的朝代标志或徽记（tamgha）位于左侧（图8）。徽记可能是从游牧民族的部落符号发展而来的，例如在牲畜身上烙印作记，这是又一重要的贵霜遗产。49钱币上的铭文用希腊语和希腊字母写成，翻译过来是“国王威玛·迦德菲塞斯”。反面是贵霜的神祇崴狩（有时与印度神祇湿婆联系在一起）。50他右手持三叉戟，左手拿着兽皮，站在公牛的前面。公牛经常被认为是南迪，也就是湿婆的坐骑。崴狩左侧的符号是南迪的蹄印（nandipada），有时被认为与佛教三宝相关，但布雷西强烈反对这一点，将这种形象和符号的出现归因于模仿。“因为它出现在其他钱币上，所以也出现在这里。虽然它具有某种意义，但那并不是它被使用的原因。”51反面的铭文用普拉克利特语（Prākrit，一种印度语言）写成，使用的是中亚的犍陀罗字母。52上面写着“伟大的王中之王，世界的领主，伟大的领主，威玛·迦德菲塞斯，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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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威玛·迦德菲塞斯钱币，发现于德伯拉·达摩（Debra Damo）窖藏。采自Göbl（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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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钱币上的贵霜王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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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枚钱币我们可以看到中亚文化复杂性的缩影，包括各种民族、语言、神祇和符号的相遇和融合。这不是一种偶然或随机的文化融合，而是统治者对某个符号、某种语言和某位神祇的刻意利用和改造，从而对他治下的民族，也对邻近的和更遥远的文化传递一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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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任国王迦腻色伽时期的金币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但不能确定窖藏中的5个金币属于多少种类型。53迦腻色伽治下，一些钱币的反面上首次出现了佛像，而在此之前描绘的都是当地神祇，以及伊朗、印度或希腊神祇。罗伯特·戈布尔（Robert Göbl）指出，窖藏中没有表现佛像的钱币，但其中一枚钱币上有蓄须的迦腻色伽形象，他的头向左转（图9）。与所有佛像钱币上描绘的一样，他是站着的。他戴着一顶高高的尖帽，左手持矛，右手拿棒，正在侍弄他右侧的火坛。铭文不再用希腊语，而是当地的巴克特里亚语，这仍然是一种改编的希腊字母。上面写着“王中之王，贵霜王迦腻色伽”。54前一任国王的钱币上的希腊词汇“βασιλεύς”经常被译为“国王”，此时则被替换为伊朗语中的国王“shah”，并在此后继续使用。钱币的另一面是太阳神密特拉，面向左站立，带有头光，左手持剑，右手伸展呈祈祷状。右侧的巴克特里亚语铭文用希腊字母标明他的名字“Miiro”，迦腻色伽的徽记在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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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迦腻色伽一世钱币，发现于德伯拉·达摩窖藏。采自Göbl（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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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韦色迦（Huviška）时期的钱币是窖藏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105枚钱币中有88枚属于这个时期，至少可以分为7个类型（图10）。55这一时期的钱币正面都有胡韦色迦的半身像。他在这些钱币上带头光，面朝左，左手持利矛置于肩上，右手握有权杖。56用改编后的希腊字母写的巴克特里亚语铭文，内容是“王中之王，贵霜王胡韦色迦”。背面有各种各样的男性神祇和女性神祇。窖藏钱币上的神祇形象都来自伊朗众神，有法罗（Pharro）、娜娜（Nana）、阿克多索（Ardoxsho）、密特拉、蒂耶罗（Terio）和阿沙伊克肖（Ashaeixsho）。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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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胡韦色迦钱币，发现于德伯拉·达摩窖藏。采自Göbl（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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窖藏中年代最晚的钱币是6枚金币，属于韦苏特婆一世统治时期，其上有面朝左站立的国王，左手持矛，右手侍弄火坛（图11）。另一面是崴狩和一头公牛。尽管这一时期的历史还很模糊，但一般认为这是贵霜帝国的危机和财政紧缩时期。印度北部的很多领土都丢失了，西边的老邻居帕提亚（与月氏类似，最初也是来自草原的定居者）被萨珊王朝代替，开始了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 224—242在位）的统治。他从北面和西面威胁着贵霜的领土。一些记述告诉我们，此时韦苏特婆一世需要寻求盟友以应对这些威胁，联合亚美尼亚国王霍洛斯一世（Khosroes I，217—252在位）共同对抗阿尔达希尔。汉文史书也记载了一次外交访问，即230年有使节到达中国北方的魏国宫廷，这很可能是韦苏特婆派来的。58但此后是否形成联盟、谁和谁结盟，我们并不知道。然而，考虑到窖藏中仅有6枚韦苏特婆统治时期的钱币，或可推测窖藏是在韦苏特婆统治早期、与萨珊的战役开始之前，因为一次非常普遍的外交活动而留在贵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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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韦苏特婆一世，发现于德伯拉·达摩窖藏。采自Göbl（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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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贮藏有韦苏特婆及其前任国王钱币的窖藏是跨越印度洋运送的外交礼物，那么它可能来自贵霜的都城之一，可能是白沙瓦或夏都巴格拉姆。同一运输任务中无疑还有许多要送给外国统治者的其他珍宝。它们可能从这些城市出发，沿着繁荣的交通路线到达印度河流域或印度河的一条主要支流，59再从那里顺流而下。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就有一条与此相关的记载。公元前326年晚期，亚历山大大帝沿着这条路线回家，首先到达杰赫勒姆河（Jhelum River），在那里他建立了尼西亚城（Nicaea）。在同年更早的时候，他还在河对岸建立了布西发拉斯城（Bucephalas）。亚历山大大帝聚集了800艘船，其中很多船是新造的。季风结束后的11月，河流通航的时候，他们出发了，由腓尼基人、塞浦路斯人、卡里亚人（来自土耳其西南部）和埃及人划船，这些人都是航海民族。士兵则在两岸陪行。10天的航行之后，他们到达杰赫勒姆河与阿什基尼（Ashkini）的汇合处，几艘船在那里失去了控制，很多人溺毙了。继续顺流而下的时候，他的军队遭到袭击，亚历山大也在接下来的战役中受了重伤。但他幸存下来，并最终获得战争的胜利。在缓慢行进的过程中，他还不得不应对其他的战役。直到公元前325年，军队才到达海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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