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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第四章 阿姆鲁克·达拉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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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佛塔的普什图语译名为“野柿山”，反映了它所在的斯瓦特河谷富饶多产。佛塔位于一处台地，从台地上可以俯瞰斯瓦特河的一条山涧支流（彩图4）。雄伟的穹顶矗立在方形台基上，从山顶斜坡的楼梯可以到达台基。1塔后耸立着伊拉姆山（Mount Ilam），据说是印度神祇罗摩在森林流亡时的故乡，因此成为今天印度教一年一度的朝圣中心。2它还被认为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著名战役遗址奥诺斯（Aornos）。3不过，此塔是一座佛教建筑，要理解它为何修建，在佛教消失于此处的1000年里是如何保存至今的，我们首先需要追溯佛教在该地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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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斯瓦特河谷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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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都库什山是中亚和南亚的分界线，斯瓦特位于兴都库什山腹地的科希斯坦（Kohistan）。斯瓦特河沿着峡谷向南流，直至河谷变宽。它注入古城布色羯逻伐底城（Pushkalāvatī，今贾尔瑟达［Charsadda］）和白沙瓦平原附近的喀布尔河。不足200千米后，喀布尔河流入印度河。印度河穿过塔克西拉古城，并在古代贸易港口巴巴利孔遗址处向西南流入印度洋。驶向波斯、阿克苏姆和埃及的船只就是从巴巴利孔出发的。还有一条路线是，从斯瓦特沿着喀布尔河向西，到达卡比萨再沿着印度河向北深入中亚。从斯瓦特向北，还可穿越吉尔吉特河谷，再从那里到达中亚北部的王国和塔里木。古代岩画记录了人类在这条路线上的活动。在梵文诗集《梨俱吠陀》中，斯瓦特被称作“Suvastu”，意为“清澈湛蓝的水”，这反映出这些水来自兴都库什山的冰雪融水。河流的下游与犍陀罗相邻。犍陀罗是印度文献《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记载的一个王国，以布色羯逻伐底城为中心。斯瓦特河的中上游和横跨印度河的土地，都是一个独立国家乌仗那国（Udyāna）历史的一部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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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它穿过中亚的山地将印度北部及其之外的王国和帝国联系起来，所以它是一块战略要地。它经常形成大帝国的边界，因为印度的统治者无法从这里越过高山向北扩张，山北的统治者也无法向南扩展进入印度平原。然而，早期的入侵者之一来自远方。亚历山大在他的中亚战争中，曾在此有过一场著名的战役。他的军队从巴格拉姆的亚历山大城（他在卡比萨王国建立的城市）向东出发，进行了多次战役，以获得他对这片区域的控制权。有一些战役就发生在斯瓦特河谷，最终以亚历山大和他的军队成功包围奥诺斯而结束。奥诺斯位于一座看似固若金汤的陡峭的山上，山顶平坦且有泉水灌溉，当地人在此处避难。经过150多年的研究，学者们才能确定伊拉姆山就是那场古代战役的发生地点。在众多关于这一地点的推测中，还有一个地方的可能性最大，即皮尔萨尔山（Pir Sar）。它位于印度河谷西部，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在调查该区域后认为这里才是奥诺斯遗址所在。尽管有一些人同意斯坦因的观点，但目前大家的共识倾向于伊拉姆山，因为从阿姆鲁克·达拉佛塔步行到伊拉姆山山顶仅需一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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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离开后，孔雀王朝向西北拓疆至犍陀罗。孔雀王朝的首都在东南方，位于恒河流域的巴连弗邑（Pataliputra，今巴特那［Patna］）。之后的孔雀王朝国王阿育王，在公元前260年左右的一场血腥战役后开始弘扬佛法，并把诏令刻在当时国境内各处的岩石和石柱上。在斯瓦特和印度河之间的沙泊斯伽梨（Shahbazgarhi，位于今马尔丹［Mardan］附近）就有两处这样的铭文。6铭文采用当地语言普拉克利特语（Prākrit），这种语言也叫作犍陀罗语，用新创造的佉卢文字母书写。直到3—4世纪，佉卢文字母还在中亚使用。7传说阿育王还向各方派遣使团，包括地中海沿岸和塔里木盆地，他的儿子和女儿则被派往现在的斯里兰卡岛。斯里兰卡的石窟寺铭文可证明佛教曾在此时到达该地。8因此，从早期开始佛教就具有长距离传教的倾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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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般涅槃经》，佛涅槃后，舍利被分成八份，分至佛陀曾经生活过的八个王国。佛塔是为了收藏舍利而建造的。10尽管至今没有发现最初建造的佛塔，但它们很可能是形制简单的土堆，即在世界上许多文化，包括佛教出现之前的印度中常见的土堆墓。11在阿育王之前，佛塔可能使用木材和其他材料建造，更注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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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阿育王将这些舍利进一步分到帝国境内的84,000座佛塔中。12现存最早的佛塔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例如桑奇佛塔（图12）。阿育王造的佛塔虽然都以石头砌面，但还保留着基本的形式，即类似于一个围绕核心或轴线（即刹杆［yasti］）而成的土丘。有时这个核心是有形的，比如树干。穹顶上有一伞盖（chattra）。13装有舍利的塔室通常在基座中心。穹丘周围还留有绕行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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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桑奇佛塔立面图。采自Rowland（197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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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佛塔的功能范围扩大了：有的是为了收藏高僧的圣骨；有的用于存放佛及其弟子使用过的圣物；有的是为了纪念佛及其弟子一生中的行为和事迹；也有佛塔象征佛教信仰的各个方面，或作为圣殿而建。佛塔被看作佛的化身，同时也是人们的信仰中心。有学者认为，塔克西拉的达摩拉吉卡佛塔是孔雀王朝时期的建筑，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其年代不早于公元前2世纪，也就是说这座佛塔是在孔雀王朝灭亡之后修建的。它的年代判断主要依据在那里发现的钱币，这些钱币属于随后的印度-希腊王国。14在阿姆鲁克·达拉以北大约16千米处，即现在的明戈拉，有布特卡拉1号佛塔遗迹。该佛塔被认为与达摩拉吉卡佛塔属于同一时期，或可能早至公元前3世纪。15库尔特·贝伦特（Kurt Behrendt）认为，布特卡拉1号佛塔是一个“地方性的佛教中心，相比之下，在其南边210千米处的达摩拉吉卡佛塔更加重要，它服务于大都市”。16在明戈拉地区古城址发现的考古证据，让我们注意到布特卡拉作为一座城市圣殿起到的作用。17我们也已经看到，佛教向北传到了中亚的城镇和村庄。那么，这一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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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整个早期佛教世界，我们会看到在佛教徒与商人之间产生了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佛教得到传播的同时，贸易也获得了增长。佛陀被称为“伟大的商主”（mahasarthavha），保护和引导他的追随者从轮回世界走向涅槃，到达彼岸。刘欣如认为：“人们丰富的长距离贸易经验为他们提供了灵感，让他们将佛陀看作旅行者和商人的向导。”18据信由于阿育王的派遣，僧人首次来到这片区域，但这一地区以其在重要贸易线路上的位置，在接下来的数百年中，无疑为佛教在这片山谷中扎根并发展提供了巨大帮助。尽管在整段发展历史中有很多入侵者和政治变革，统治者也不总是积极支持佛教（尽管几乎没有灭佛的证据），但实际上，正如一名学者所说：“佛教的繁荣，可能是因为佛教机构在战争期间没有受到劫掠，并因此还能为过路的商人群体提供一个安稳的临时住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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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见证了巴里果德（Barikot）地区的多次政权更迭，考古学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公元前1世纪末，印度-希腊人被试图控制这条重要通道的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取代（尽管不能确定他们的统治是否一直延伸到斯瓦特河谷）。考古发现反映了该地区的历史，可见到希腊风格、伊朗风格和南亚风格的纹饰，钱币上的铭文也经常使用两种语言，即希腊语和普拉克利特语。20在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统治者的支持下，公元1世纪时佛教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件带有佉卢文铭文、由页岩制成的圣龛可证实这一点。从铭文可知这件器物的年代为公元5年或6年，其中存放着佛骨舍利，并由一名印度-斯基泰王子因陀罗跋摩（Indravarman）供养，意在为他的大家庭求得福报，祈求他的帝国安乐富饶。21已知最早的佛教文献，是使用佉卢文字母书写的犍陀罗语桦皮写经，年代也在1世纪。其中提到了印度-斯基泰人的统治者阿斯帕跋摩（Aspavarman）和吉霍尼迦（Jihonika，又名泽奥尼塞斯［Zeionises］）。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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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纪中叶，贵霜帝国控制了该地区（见第三章），在此处和向西至今阿富汗地区的佛塔中都发现有贵霜钱币。在建筑内发现的钱币有助于判断佛塔扩建的年代。例如，根据布特卡拉1号佛塔内发现的印度-希腊王米南德一世钱币（即弥兰陀王，公元前2世纪末或之后），可确定布特卡拉1号佛塔第2期的年代。巴利文文献《弥兰陀王问经》记载弥兰陀王成为一个佛教徒，并讲述了他与印度高僧那先比丘的辩论。在这份文献中，那先比丘解释，佛陀“像是商队首领，因为他带领人们离开沙漠，走向重生”。23印度-斯基泰统治者阿泽斯二世（Azes II）钱币反映了较晚阶段佛塔的建造，贵霜王胡韦色迦钱币则表明在他统治期间，佛塔加建了带柱子的方形台基。24所有这些重建的建筑，有力地说明了贵霜帝国时期佛教在该区域的繁荣发展，也说明有富人赞助了已有佛塔的扩建和新佛塔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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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通常位于僧侣机构的中心，所以佛塔的扩建也表明了僧侣团体的壮大。贵霜王胡韦色迦及其继任者韦苏特婆在其统治期间举行了很多佛教活动。第三章讨论的东非钱币窖藏就发现有胡韦色迦钱币和韦苏特婆钱币。阿姆鲁克·达拉佛塔也是在这时修建的，即2或3世纪。尽管只是猜测，但第三章讨论的装钱币的盒子很有可能就是通过斯瓦特，再转运到印度河流域和海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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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直指天空的佛塔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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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建筑设施的需求伴随着宗教群体的发展壮大而增加。倘若王国的贵族（统治者和富人）支持宗教团体，那么建筑会修建得高大宏伟。这不仅是对诸神的崇拜和赞美，还反映了当地贵族的权力和财富。宗教建筑在规模和范围上的扩大，取决于宗教群体的财富和赞助水平。无论是英国的乡村教堂、伊朗的清真寺，还是印度的佛塔，都会被频繁地重建。尽管建筑的平面空间会扩大，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建筑的垂直高度。所以，最初的低矮的诺曼教堂塔被拆除，代之以更高的、占地面积更小的塔式建筑。这一建筑后来又被尖顶建筑替代，由于建筑和工程技术的发展，这些新式建筑能够达到新的高度。25高耸的尖顶不仅让建筑在世俗环境中变得更加突出（在几千米范围内它都能被看见），而且据一些学者说，“它还是超自然力量的象征，让信徒内心充满对天国的极度向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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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纵向发展过程在佛塔建筑上也可以见到。阿育王时期，在桑奇或北印度其他地方发现的原始半球形佛塔或古典佛塔，圆形的台基上是穹顶。同样的形制在犍陀罗地区也可以见到，例如布特卡拉的早期佛塔，但这在南印度比较特殊。后来形制开始多样化，从半球形的、相对低矮的穹顶变成更细长或纵向发展的抛物线形状，再加上哈米嘎（harmika，穹顶上的一块方地）和伞盖（常被当作雨伞或阳伞）后，佛塔的高度就增加了（图12）。自1956年以来一直在斯瓦特发掘的意大利考古学家认为，斯瓦特河谷佛塔的建造者更注重选址，以让佛塔有“尽可能完整的侧景”，并确保佛塔能“不受阻挡地直指天空……这能使它看起来更加宏伟”。27台基也可以帮助佛塔提升高度，而且在崎岖的山地上提供了一个平台。进一步而言，“色彩、鎏金、图像和雕刻等元素，都会为建筑的侧景增光添彩……如此神圣的建筑群景观，让信徒从远处看时就能立即被主要的建筑吸引。它就这样矗立在信徒面前，张开怀抱欢迎他们的到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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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序列还未能确定，但有证据显示，在贵霜时期（见第二章）前不久的1世纪初，犍陀罗地区的佛塔出现了早期发展，它们有单个或多个方形台基或阶地（而非圆形台基），例如塞杜沙里夫1号（Saidu Sharif I）佛塔。29与其他的犍陀罗佛塔类似，它是用石头建造的，表面涂有石膏和灰泥。这种“阶地佛塔”逐渐在整个中亚地区占主导地位，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里发展得越来越复杂，而且东传至塔里木盆地和更东边的地区。30以上就是阿姆鲁克·达拉佛塔设计和建造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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