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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170548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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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阿姆鲁克·达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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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鲁克·达拉佛塔位于斯瓦特河谷的东部，斯瓦特河沿着一条当地叫作阿姆鲁克·达拉瓦（“瓦”［Khwar］是普什图语“湍流”的意思）的河由西北流至西南方向。佛塔东南距一处同名村庄近1千米。阿姆鲁克·达拉瓦东南部有用巨石筑起的堤坝，形成了一个用来蓄水的大型水库，这可能自古有之。佛教遗址则遍布整个区域。当时最大的佛塔坐落在一个略呈方形的台基或阶地上，台基高6.97米，边长在32米至35米之间，背面有阶梯通向上方。这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阶地佛塔的典型。台阶的核心部分，由一层水平的片麻岩和夹杂着大量灰浆的深色片岩石板组成，灰浆则由黄色黏土和石灰岩碎片混合而成。它用尺寸约略一致、带有精美装饰的花岗石砌面，花岗石之间的空隙用薄薄的片岩填充，表面涂上灰泥之后再粉刷。台基的地面用大石板铺成。圆形的佛塔台基也用同样的方法装饰，北侧另有一条楼梯通向第二层。第二层之上还有两层，也是圆形的。它们表面抹有灰泥，顶部均有用片岩托架支撑的突出的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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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约18米的半球形穹顶坐落在台基上，高10余米（图13）。在穹顶底部地面上发现的6块圆形石板，应该是穹顶中轴上方伞盖的一部分。考古学家从2012年开始在此工作。奥利维里（Luca Olivieri）估计这儿最开始至少有7块石板，最大的石板（被置于最下面）直径超过7.5米且完工后的重量应该在3吨左右。哈米嘎和伞盖会使佛塔增高8.8米，这样佛塔的通高就达到了35米左右。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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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阿姆鲁克·达拉佛塔立面图。采自Olivieri (2014: fig. 3)，由意大利驻巴基斯坦考古代表团的马特罗（F. Martore）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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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的左侧（东侧）是一座小佛塔。它的装饰与大佛塔相同，所以它们很可能是同时修建的。这样的形制在别处也可见到，如巴利格拉姆（Baligram，即塞杜沙里夫）和贡巴图那（Gumbatuna），两者都在斯瓦特。32另有三个台基，一个朝西北，两个朝东南，其中一个很可能是寺院建筑，而且每一台基上可能都有一座小的佛塔。去往伊拉姆山的小路位于遗址的北部，西部则是一个池塘，稍微远一点是酿酒遗址。很多较小的、次要的建筑遍及整个区域，很可能是后期由财力稍小或地位稍低的人出资修建的，包括塔克西拉的达摩拉吉卡佛塔和布特卡拉1号佛塔。前者的证据表明，它们是和主要的佛塔在同一世纪修建的，而且位于信徒众多的地方。33更远的地方有居住址，可能是隐居者的家。34附近的石头房子里还有很多同时期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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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鲁克·达拉佛塔是一座纪念性的建筑，尤其是当它涂上灰泥并粉刷之后，就像中世纪的大教堂俯视整个欧洲一样，它也在这片区域的景观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相比而言，它几乎与12世纪初的英国伊利大教堂（Ely Cathedral）的尖塔等高，仅比罗马万神殿低几米。考古学家斯坦因指出，这里有大约400座佛教建筑，而阿姆鲁克·达拉佛塔是他在斯瓦特河谷调查的所有佛塔中最大的。35最先由此想到的问题就是：它是怎么修建的？尤其是，建造者是如何将哈米嘎和沉重的石伞盖置于30米高的建筑顶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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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维里在他关于此地考古工作的报告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也将朔彭（Gregory Schopen）和岛田的成果考虑在内。朔彭曾在总体上研究过佛教建筑的统筹工作，岛田则曾研究印度早期的佛教赞助。36首先我们需要考虑，谁负责构思、设计，又是谁负责监督建筑工程？另外，赞助人是个体出资者、当地的贵族团体，还是僧人自身？我们很可能永远无法得知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没有与这一佛塔有关的已知文献为我们提供信息，佛塔本身也没有铭文。然而，在其他例子中发现有文献和铭文。例如，文献记载，阿育王和其他统治者提倡在国内修建佛塔，还可能提供了资金。另外，一位7世纪的僧人玄奘，回到中国后得到高度赞赏，他请求皇帝在都城长安修建佛塔。他还规定了佛塔的形式，即模仿迦腻色伽一世的大佛塔。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位卓越的僧人提出了设想，统治者则是赞助人。其他佛塔上也有铭文。例如，印度中央邦的潘戈拉里亚（Pangoraria）佛塔刹杆上有铭文，写明佛塔是由一名尼姑及其弟子捐赠的。37但是，岛田认为很少有证据表明统治者在此时出资修建佛塔。铭文表明，佛教建筑（至少在早期）都是在神职人员和“众多来自社会各界的集体捐赠者”的支持下建造的。38岛田认为，佛塔是“集体赞助的建筑”。39桑奇2号佛塔和其他藏有僧人舍利的佛塔的建造者和主要出资者，似乎也是僧侣和尼姑。因此，他们可能出于供奉舍利的目的在该区域建造了一个或多个小佛塔，不过他们在主佛塔的筹资方面所起的作用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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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们会将主佛塔建在这个位置？选址不仅要考虑地形，还要邻近人们。像这样一个复杂的建筑，不仅需要赞助人来促成其最初的建造，还需要当地社群和朝圣者对其供奉和维护。上文已经讨论过佛教和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座佛塔与许多其他佛塔类似，均位于重要的贸易路线上，即丝绸之路——通过海路和陆路连接远距离地区的交通网络中的一条干道。40它不仅位于从白沙瓦平原到斯瓦特河谷的主要路线上，还位于穿过大山向东进入印度河流域、东南进入喀布尔流域的路线上。41从当地的聚落分布来看，它距离一座村庄只有不到1千米，离巴里果德（一座较大的城址）也不远，北部是乌德格拉姆（Udegram）和布特卡拉。42它还位于去往另一座神圣遗址伊拉姆山的路线上。所以，过路的商人、朝圣者很容易就能到达这里，而且它也很容易被其他路过的旅行者看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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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也非常重要，佛塔很可能计划朝向南，偏向日出的方向。然而，它实际上朝向东北偏北，与天文学上的北方相差约35°。这表明佛塔是在秋分后日照方向小于东南偏东40°时设计的。44佛塔的首选朝向是东或北，但也经常受到山形的影响而发生变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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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及其中心佛塔的位置还依赖景观。考古学家斯坦因在1926年冬末来到斯瓦特河谷时，很好地描绘了此地的富饶多产。“我们走在幽深的小道上，沿途都是篱笆，盛开着报春花一样的花朵，树枝低垂，尽管上面还没有叶子。不知怎么，让我想起了德文的小道。蓝色风铃草一样的花和其他春天的信使，将光明传播到这小小的梯田上。”46从1956年起就在这里工作的意大利考古学家认为，“整个建筑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由此彰显了它的魅力、重要性和美，所有这些元素在最初设计和之后扩展时都被纳入了考虑的范围”。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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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彭认为，寺院与印度人心目中的理想花园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他们认为，花园里要有树木或者令人欢愉的树林，1世纪时通用的词汇就可证明这一点。他写道：“佛教僧侣……试着将他们的建筑与花园融合，或实际上把它们看作花园的一类。”48许多旅行者都注意到，从花园或寺院能看到的景观是一个重要的选址因素。所以，斯坦因这样描述斯瓦特河谷下游的另一个遗址：“它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例子，证明古代僧人懂得如何选择一个神圣的地点，将他们的寺院建筑置于此处。从这里可以俯瞰富饶的河谷通往塔纳（Thāna）的壮丽景色，周围是如画般岩石嶙峋的支脉，一簇簇冷杉和雪松高高耸立，罕见的春天正在靠近。所有这些结合起来让他们选择了这个地点。即使是那些不在涅槃中寻找极乐的人，也会非常喜欢它。”49为了观赏特别的景观，建造者还在特定位置摆放了一些石制的或其他材质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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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论点中的“通用词汇”，朔彭列举了一个描述花园的经典梵文的例子。花园中种有树木，树上的鲜花盛开，“鹅、鹤、孔雀，还有鹦鹉、八哥、杜鹃和野鸡”的叫声在回响。他将此与一则关于佛教寺院的文献相比较，佛教寺院有“各种各样的树，鹅、鹤、鹦鹉、八哥、杜鹃和野鸡的叫声，还有各种各样的花和水果”。50佛寺的梵文是“vihara”，意为“快乐的土地或花园”。与花园类似，寺院位于居址外围，但靠近居址。在印度，特别是对于富裕的女性来说，两者都是观光旅行的焦点。51实际上，同一文献指出两者都与“神的居所”相似，这让人想起中亚佛教洞窟壁画中的极乐世界。佛塔和寺院也有壁画装饰，用于吸引朝圣者和潜在的捐赠者。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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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佛塔本身都不是一个复杂的建筑体，用奥利维里的话来说，是“演变后的土堆”。他还指出，是佛塔的规模使其修建变得复杂。53虽然核心（刹杆）没有出现在最后的建筑体中，但它很可能首先作为基准被建造起来。但除此之外，我们几乎不知道它们的建造和装饰工序。54奥利维里认为，随着建筑增高，附近的石坡可能开始用作运输材料的通道。当然，他的团队在修复工程中曾尝试在竹脚手架上升起巨大的加工好的花岗石，但并未成功。彼得·罗克韦尔（Peter Rockwell）曾研究斯瓦特地区的石作工艺，也认为“犍陀罗技术的神秘之一是，他们懂得如何举起并放好巨大的石片”。55奥利维里还质疑了“佛塔是从底部到顶部简单建造起来的”这种假设，并表明实际的建筑工序比这更加复杂。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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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建造之前，须先获得材料。当地的遗址显示有开采石料的证据，石头经常被切割成需要的形状，而非在开采后加工成型。在阿姆鲁克·达拉北边的戈格达拉（Gogdara）就有这样一个采石场，它明确显示有被切割成伞盘形状的岩石。萨哈考特（Sakhakot）则有页岩的采石场，几乎可以确定这里的石料是用来制作雕刻品的。57奥利维里认为，在塞杜沙里夫1号佛塔可以看到，有一些材料可能是在遗址附近的峭壁上开采的，这样可以增加建筑的可用面积。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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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谁来组织这些工程呢？一些文本材料记载，僧人和集体捐赠者参与了佛塔建造的其他方面，比如购买材料和监督建造者。另一则文献则记载了建造寺院的故事，还列出了参与建造的人：有负责监工的僧人（navakarmika），还有制砖工人、建筑大师、木匠、泥水匠、画匠和散工。59从其他文献，我们也可以得知，僧侣有时也充当散工，每天结束工作时满身泥土。60据说佛陀曾要求，“当建筑工程未完成时，僧侣必须帮助建造”。61寺院的布局不仅由传统决定，有些也是由僧人当场决定的，而这在地形多变的山区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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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社群中的阿姆鲁克·达拉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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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赞助人、建造者和有技术的工匠，周边社群的普通人扮演着什么角色呢？必须记住，他们并不都是佛教徒。没有证据表明佛教成功（甚至尝试）改变了所有当地居民的信仰。奥利维里引用许多人的研究成果，指出“佛教……并没有普度众生的抱负，至少在这样的背景下，它的主要目标是那些与它立场一致的政治精英、拥有大量土地的当地贵族、商人和工匠，换言之，就是城市居民”。62几乎可以确定，在佛教出现之前的当地宗教习俗，即“大众的”宗教，还在这片区域内流行。事实也有可能是，佛教的纪念碑像一些劝善的精神一样融入了当地的这种信仰体系，这在许多当地岩画上对佛塔的描绘中可以看出。用奥利维里的话来说，它们很可能是文化差异的标志，“代表了乡村社群在面对快速的改革时他们的心理反应。这些改革影响了他们领土内最有特权的领域”。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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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考古团队调查了该区域内同时代的其他遗迹，不仅有建筑遗迹，还有酿酒厂遗址和绘有岩画的石房址。他们认为，在佛教鼎盛时期，也就是阿姆鲁克·达拉建造时期，当地贵族控制着这片区域，他们与佛教徒群体共分一杯羹。在斯瓦特河上游更远处的马拉坎德（Malakand），2世纪后期的铭文显示，这片地区中的一部分土地很可能已有农业生产，还存在灌溉基础设施。有一些土地可能继续由当地人耕种，但并非所有人都信仰佛教。佛教的游方僧慧超（704—787）记载了稍晚时期这里的居民信教的情况，尽管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别的选择。“百姓村庄，多分施入寺家供养，少分自留，以供养衣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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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早的时期，即使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的，当地居民也可能在获得和生产必需物资方面为寺院提供了劳动力。除了农产品，他们可能还提供了食物，比如水果和蜂蜜。人们还可能参与灯油和酒的生产。65这些生产是由僧人还是俗世的人控制？俗世的人只是劳动力（或者奴隶），还是控制着生产，然后将产品卖给寺院？这很难弄清楚。66而在信奉佛教的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寺院控制着当地居民需要的面粉磨坊和榨油作坊，还扮演着银行的角色，发放高利息的贷款。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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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特河谷生长有葡萄。在河谷的高海拔地区发现的20个大池证明了此地的葡萄汁生产。据此估计，该地区每年可以生产6000到8000升葡萄汁。而在佛教建筑附近发现的池子没有出水口，这说明它可能是用于发酵的，而不仅仅是通过压榨来获取汁液。相应地，也可说明当地佛教徒是饮酒的。68在一处有岩画的居址内也发现有一个这样的压榨设备，这表明当地居民也参与了酒的生产，并且也许将酒卖给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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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房址的绘画与1千纪的佛教徒生活是同时代的。图像展示了当地农业仪式、葡萄酒生产、北山羊祭祀、仪式性狩猎和萨满习俗。萨满习俗在今天的斯瓦特中下游地区仍然存在，而且与说卡菲尔语（Kafir）和达尔德语（Dardic）的人有关。69但这一地区中这种有绘画的居址在1千纪末就消失了。与此同时，佛教活动也在显著衰落。这意味着该区域发生了包括人口减少或迁徙在内的普遍性衰落吗？晚至13或14世纪的建筑为此提供了一些证据（至少有一份现存记载可支持这一点），但无法表明在这1000年中佛教的活动达到了怎样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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