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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170548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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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主题和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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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工艺在欧亚大陆传播一样，主题和纹样也在这片土地上传播。猎人丝绸上的联珠纹无论是出现在拜占庭、中亚还是中国的织物上，它都通常被认为起源于萨珊。这种设计发现于金属器、印章等其他质地的萨珊装饰艺术上，一些较晚的毛织品上也有这类装饰。联珠纹也见于萨珊图像中的衣服，尤其是在塔伊波斯坦（Tāq-e Bostān）和安提诺波利斯4世纪的石雕上。但康马泰（Matteo Compareti）认为，“这种神秘的联珠纹仍然代表着萨珊艺术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织物制作领域内”。66卡罗尔·布朗伯格（Carol Bromberg）认为建筑的装饰元素就可以证实萨珊人使用联珠纹，但这不能通过织物来证明。67然而，联珠纹在索格底亚那、中国、拜占庭和伊斯兰时期的波斯被广泛应用于织物上。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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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珠围绕的是一个狩猎的场景，而不是静止的单个或成对动物。这也被认为是萨珊的风格，但同样得到广泛传播。69再一次强调，这是一种见于萨珊和中亚金属器、岩画和印章等装饰艺术上的主题。70在古代世界，狩猎是很普遍的，而猎人丝绸描绘了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Allsen）所说的“政治狩猎”。这种活动不仅是为了保证额外的蛋白质来源，也与皇家权力的展示和外交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它代表的是对能源的投入，而不是获取能源的手段。71猎人丝绸上的骑马者都是皇族，这从他们以珠宝装饰的衣服和脸型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脸型与钱币上的皇族形象类似。72因此，这是对皇家狩猎的刻画。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猎人丝绸上的图像象征着皇权，当然狩猎主题也反映了狩猎这项活动本身的流行。此时，皇家狩猎已经融入整个欧亚大陆的各种文化中。73它不仅是皇权在国内消费生活中的象征，也是国际外交的一部分。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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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主题很常见，但马克西米连·杜兰德（Maximilien Durand）认为，两个着检阅服的皇帝形象与另一件丝绸，即冈瑟裹尸布（Gunther’s Shroud，又称Gunthertuch）上的形象最为相似，后者被认为描绘的是拜占庭皇帝约翰一世·齐米斯西斯（Jhon I Tzimiskes，969—976在位）971年征服罗斯后凯旋的场景。75他认为这件莫扎克的丝绸很可能是在庆祝965年拜占庭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Nikephoros II Phokas，963—969在位）两度打败阿拉伯军队，或庆祝1017年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Basil II，976—1025在位）打败保加尔人。76这使得这件丝绸的年代可追溯至11世纪，甚至10世纪，比此前穆特修斯（认为是8世纪）和德罗齐埃（认为是9世纪）的观点要晚。但杜兰德也注意到，赞同这一观点的人很少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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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猎杀的狮子在这一时期具有很复杂的象征意义，丝绸之路上的很多文化都有这种图案。“作为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牲畜的掠夺者，以及具有传奇力量的敌人，狮子一直被神话包围。”78它可以代表国王的权力或者国王最强劲的敌人——无论现实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在长达4000年的历史中，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的艺术家们一直在描绘人类的君主与无所畏惧的野兽之王之间类似宗教上的联系，这在阿卡德印章中的吉尔伽美什纹样、赫梯人的狮子大门和表现国王与狮子搏斗的亚述浮雕中都有体现。”79尽管亚洲狮在1千纪之初就已在欧洲灭绝，但从南欧、地中海沿岸，到阿拉伯半岛，东至波斯、中亚和印度都发现有它的踪迹。狮子王座出现在贵霜钱币、萨珊钱币和岩石雕刻上。80虽然在东亚和东南亚没有发现狮子，但人们在1千纪初就开始描绘狮子的形象。佛教很可能在其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在佛教中，狮子是孔武有力的护法的象征。它被描绘在佛寺的入口处或佛像侧边。而在北非和美索不达米亚，狮子象征着动乱，杀掉狮子就意味着维护政治稳定和平定内乱。在基督教的语境下，圣人被描述为摧毁这种叛乱力量的猎人。“最初看似世俗的贵族形象被加入一个经升华了的宗教和保护主题。”81拜占庭人与所有这些文化都有密切关联，他们继承了狮子的象征意义。毫无疑问，他们还将它改造，以适应自己的文化。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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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猎人丝绸上表现的其他场景也有一些讨论。第六章讨论了丝绸之路上马在很多文化中的重要性，此处我不再重复。但我注意到，这件丝绸上的马具与于阗木板画的类似。于阗的马尾被系上了，这里的马尾上也系有一条丝带。这种饰以丝带的动物可以在萨珊金属器和印章上看到，不过丝带通常系在脖子上。另外，猎狗在欧亚大陆十分普遍。它们常见于皇家狩猎和鹰猎的图像中，尤其是灰猎狗（Greyhound）和萨卢基狗（Saluki）。这件猎人丝绸上的两只狗看起来并不是这两个品种，83它们可能与中世纪的欧洲猎獒阿兰（Alaunt或Alans）相似，这种猎狗以能抓住所有猎物而著名，据说被阿兰人从北高加索带至欧洲。阿兰人是游牧民族，他们中的很多人在4—5世纪时西迁至法国、西班牙和北非，因此这种狗在欧洲被称为阿兰。84诺里奇的爱德华（Edward of Norwich，约1373—1415）翻译了加斯东·德·富瓦（Gaston de Foix，1331—1391）对这种猎狗的记载：“猎獒会欢快地奔跑，会咬伤马。它们会朝牛、羊、猪跑去，也会向所有其他野兽、人类或其他猎狗跑去。人们看到猎獒会咬死它的主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猎獒是奸诈且邪恶的，比其他品种的猎狗更愚笨、更鲁莽。”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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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丝绸的图像中最突出的是马镫。4—5世纪，东部草原、中国、朝鲜和日本的骑马者在描绘中都佩有马镫（见第六章）。86拜占庭皇帝莫里斯的《战略》（Strategikon）首次提到马镫。一些学者认为该书著于6世纪晚期。《战略》表明马镫是随着草原上的阿瓦尔人（Avar）传播的。87但穆特修斯指出，尽管如此，其他保存下来的展现狩猎场景的丝绸上都没有马镫。88除了普尔-伊·瓦孟银盘（Pur-i Vahman plate），马镫在表现狩猎场景的萨珊金属器中也很罕见。89这种情况可能是延续旧有的狩猎纹范本导致的。伊尔凡·沙希德（Irfan Shahid）认为，有证据表明熟练的骑乘者也许不需要马镫，无论是为了骑乘时稳定身体还是为了上马，因为他们可以跳上马背。90在这件丝绸制作的时期，现实世界可能开始影响到这些传统的主题，因此纹样上出现了马镫。这或许也可支持猎人丝绸年代较晚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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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外交和宗教中的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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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故事将我们从亚洲带至欧洲，欧洲此时处于丝绸之路这个伟大的贸易网络的边缘。尽管欧洲仍然没有自己的丝绸生产中心，但丝绸在那里受到重视，尤其受到宫廷和牧师的青睐。由于重量小且便于携带，它成为一种完美的外交礼物。如果纹样能反映出赠予者的权力，那么它就更加完美了。91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件丝绸是不是出于这些目的而被制作，也不知道制作目的是否在委托前就已经确定，但至少可以说，它的织造是在它可能成为外交礼物的前提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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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提到这件丝绸的文献，与圣奥斯特雷莫尼乌斯（Saint Austremoine）遗骨从福维克（Volvic）的教堂转移或重新安置到莫扎克修道院有关。福维克在现在法国的多姆山（Puy de Domes），莫扎克修道院在其东6.4千米处。92这次转移由国王丕平资助。据记载，他提供了一块丝绸用来包裹圣骨，然后在包裹上盖了他的印章并带着它们去到新的安置地。最初人们认为，这条记载中的丕平是加洛林王朝的国王矮子丕平（751—768在位），即查理曼大帝之父，事情发生的日期被认为是764年2月1日。我们知道757年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在位）遣使至巴黎北郊贡比涅的丕平宫廷。史官记载，使节携带的礼物中有一架管风琴，这尤其引人注目。93除此之外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礼物，包括纺织品。此时双方就君士坦丁之子和丕平之女的联姻展开了持久的磋商。94这次联姻的相关史料可以在当时南意大利的拜占庭领土中找到，这片土地在751年被隆巴德（Lombard）公爵夺取。他们还威胁到该地区内教皇的领土。由于拜占庭的反圣像运动，以及拜占庭人借此毁坏了所有种类的宗教图像，自726年开始，拜占庭和教皇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教会第一次公开指责拜占庭帝国。当隆巴德公爵开始蚕食他们的领土，君士坦丁和教皇选择分别向丕平寻求军事援助，而非合作。754年，丕平和他的两个儿子在巴黎圣但尼（St. Denis）接受了教皇司提反（Pope Stephen）的涂油礼。756年，丕平的军队迫使隆巴德投降。800年，教皇利奥三世在罗马的圣彼得堡教堂为丕平之子查理曼加冕，称其为“罗马人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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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克西米连·杜兰德指出，文献中重新安置圣奥斯特雷莫尼乌斯骨遗骨的丕平很可能是阿基坦的丕平二世（Pepin II of Aquitaine，838—864在位），日期应该是“847年2月1日”或“848年2月1日”。杜兰德论述的其他文献证据支持了这个较晚的日期，德罗齐埃近期对这件丝绸的工艺分析也支持该观点。因此，到目前为止已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这件丝绸源于9世纪早中期。但这留下了一个疑问——丕平二世是怎么得到这块丝绸的？杜兰德认为，这可能是拜占庭皇帝狄奥斐卢斯（Theophilos，829—842在位）送给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法兰克国王，814—840在位）的礼物，以答谢他在抗击阿拉伯人的战役中的援助。它可能会传给路易的继任者阿基坦的丕平一世，再传到他儿子丕平二世手里。95尽管杜兰德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但这只是一个推测。这块丝绸曾被剪裁和缝缀过，表明它可能被做成一件衣服，但我们不知道这是在丕平得到它之前还是之后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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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圣奥斯特雷莫尼乌斯最初在伊苏瓦尔（Issoire）的葬地和福维克的教堂相比，莫扎克的修道院要大得多（图27）。莫扎克的修道院是卡尔敏（Calmin）及其妻子纳玛迪（Namadie）在6或7世纪修建的。这两位也都被奉为神。96据记载，这座修道院内有圣彼得的遗骨，故修道院以此命名，后来卡尔敏及其妻子的遗骨也埋葬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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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2016年的莫扎克修道院。约翰·法尔科纳（John Falconer）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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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花点时间来谈谈丝绸之路上的圣骨崇拜。此时圣骨已经成为中世纪基督教信仰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中亚和东亚的佛教礼仪和习俗中，圣骨也同样重要。在这两个宗教社群中，圣骨都埋藏在宗教建筑的核心部位，即基督教堂祭坛的下面、佛塔中心的舍利室（见第四章）。在这两个宗教中，圣骨和它们各自的创始人耶稣和释迦牟尼的生命有关，也和它们的信徒和圣徒或僧人有关。97基督教堂和佛教寺院会公开展览圣骨，这些场所也就成为朝圣的地方，其收入也因此增加。98对圣骨的需求难免会导致贸易的繁荣和欺诈的盛行。5世纪时，奥古斯丁试图控制这些贸易，查理曼在后来也试图这么做，但都收效甚微。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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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督教世界一样，圣骨数量激增的情况也出现在佛教中。我们在第四章讨论过，佛教圣骨与七宝埋藏在一起。传统认为，七宝是金、银、青金石、水晶、玛瑙、珍珠和红玉髓，有时候也以宝石替代。例如，发现于现在中国西安附近的法门寺地宫的佛骨据说是佛陀的指骨，装在用水晶、银和金做的类似“俄罗斯套娃”的宝函内，每一层宝函都用精美的丝绸包裹着。在基督教堂，圣骨盒也由水晶、金、银、象牙、宝石和珐琅等珍贵材料制成。100加洛林时期，圣骨第一次用麻布包裹，通常有数层，最外面的一层或两层用的是来自东方尤其是拜占庭的丝绸。101最后，包裹用一根带子系紧。在两种传统中，有权势的人经常会参与宗教仪式。例如，582年，隋文帝派出30名僧人，偕众人把印度僧人进贡的圣骨分送到全国各地。皇帝又“取金瓶、琉璃瓶各三十，以琉璃瓶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熏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为了放置佛骨舍利，皇帝还下令在这30个州修建舍利塔。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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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圣骨只是基督教堂对丝绸的用途之一，丝绸还用作法衣、陈设、壁挂装饰、金属器皿的衬里和书籍封面。我们在第四章讨论过，丝绸在佛寺中的用途与此类似。在这两种宗教中，领袖有时不赞成僧人或神职人员购买或穿着昂贵的丝绸。例如，查理曼就不认同这种习俗。在他访问英格兰期间，他的一些做法传到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塞尔赫德（Archbishop Ethelhard of Canterbury，793—805在位）的耳朵里，主教还被提前警告查理曼不希望看到随从埃塞尔赫德的神职人员身穿丝绸。103但频繁的提及和丝绸衣服的遗存表明，丝绸仍以这种方式被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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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和基督教的圣骨崇拜是否存在相互的影响，这个问题仍有待探讨。两者在习俗上的一个明显差异是，在东亚，普通人都可以接触到丝绸。在基督教盛行的欧洲中，只有国王和贵族才有能力给教堂一小块进口的丝绸来包裹圣骨；而在中亚和东亚的佛教，许多朝圣者很可能买得起很大一块当地生产的丝绸来包裹舍利盒、装饰佛寺和佛塔。例如，一位6世纪的中国僧人在去往印度的途中，看到塔里木南部于阗国的佛像和佛塔装饰有数万件用不同颜色的丝绸做成的幡。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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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圣奥斯特雷莫尼乌斯的圣骨，它被埋藏在莫扎克修道院，被国王丕平赐予的一块猎人丝绸包裹着，且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圣骨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被转移过。1197年有过一次对圣奥斯特雷莫尼乌斯的新的“识别”。主教克莱蒙的罗伯特（Robert of Clermont）在圣殿检查了圣骨。他说，他看到带有丕平印章的丝绸完好无损，剪断带子（为避免破坏印章）后发现圣骨也完整无缺。105他把圣骨重新包在丝绸里。16世纪时，人们做了一个木盒子来盛放圣骨，盒上饰有一位意大利艺术家的十二门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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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法国大革命期间，这座修道院被解散了，成了圣彼得教区教堂。圣骨可能受到了扰乱。当1839年10月24日圣骨盒被打开时，盒内还有另外几件物品：4颗牙齿，装在一个小玻璃瓶中；玻璃瓶又装在一个瓷瓶内；几个用亚麻布包着骨头的包裹，用兽皮带子系着，带子上写有“圣奥斯特雷莫尼乌斯的圣骨”；还有一封1717年克莱蒙的主教让-皮埃尔·马西隆（Jean-Pierre Massillon，1663—1742）的信，信中写着对圣骨的处理。1852年1月29日，一名代理主教和一名医生把这些骨骼罗列出来：右股骨一块；左股骨一块；右胫骨的一部分和左胫骨一块；骨盆的一大部分；椎骨三块；膝盖骨一块；颅骨底部；几乎完整的头骨一块；肋骨碎片两块；跟骨的一部分；无法辨别的小骨数块；指骨和趾关节。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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