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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14 一个少言寡语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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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unmo di poche pa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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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人是在我成年之后遇到的最美好的男人。”关于弗朗索瓦，奥莉娅娜如是写道。越南战争赠送给她的最珍贵的东西不是名气——那时候她已经是国际知名记者，也不是战地记者的身份——这为她采访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强权人物开辟了道路，而是这个少言寡语的男人。他脾气暴躁，但很理解她，尊重她，只要他想，他就可以成为她一生的伴侣。他们之前的关系持续了五年时间，一直到一九七三年。那伟大的爱情，却被一个深层的问题所困扰。弗朗索瓦已经结婚，并且是一个天主教徒。在他的家族中，没有人离过婚。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摧毁了奥莉娅娜。四十年后，当弗朗索瓦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承认那是一个令人备受折磨的选择。“我为自己没能离婚而惋惜。奥莉娅娜当时确确实实是想要一个家庭和几个孩子。她相信戒指所象征的意义。如果我当时离了婚并娶了她，她的人生应该会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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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知道他们随时可能被杀，这让他们两人无暇顾及两个人的感情冲突。“每小时、每一天都要面对死亡，这让每一份情感都变得弥足珍贵，每一种食物都变得更加美味，每一份友情都变得更加牢固，爱情则更加刻骨铭心，喜悦也更加酣畅淋漓。”但是当弗朗索瓦和他的家人搬到里约热内卢后，事情变得艰难起来。他们两人不能一块儿生活了，也不能一起在卡索来的乡下庆祝节日。在卡索来，她会定期地和自己的家人相聚。只有一两次的机会，奥莉娅娜将他带到了自己托斯卡纳的家中，宽慰她紧绷的神经——那是由于他的工作带来的短暂分离导致的。在那几年，她给自己的一位女性朋友写道：“看起来，我的假期还是会像往常一样复杂，因为我总是想在假期中去很多的地方——我妈妈那里，还有我的男人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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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她表示了自己的独立，然而另一方面，对她来说，婚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那段时间的一份笔记中，她写道：“我没有结婚，也从来没有考虑过结婚。即便是面对爱了我多年的男人，连我自己都觉得可以结婚的时候，我也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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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是出于她浪漫主义的天性，即使她有着自由女性的想法，即使她信念坚定、居无定所。就像当时和阿尔弗雷德在一起的时候一样，和弗朗索瓦在一起，她感觉自己找到了可以共度一生的男人。比起阿尔弗雷德，现在的这个男人从事着和自己一样的工作，因此也能够理解自己为什么总是四处奔走。“我没有固定的居住地：我在美国有一个家，在意大利也有一个，我在世界上零散地分布着好几个家，有的可能只是宾馆，但是我也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怎么才能将自己和另一个人联系在一起，并组建起家庭呢？人们肯定会对我说，即将出海的海员们，会先组建一个家庭。但这是因为他们的另一半是一个有奴性的女人，她们会服服帖帖，会安静地等待。男人可从来不会接受一个类似这样设定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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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人生中第二次，对自己经历如此深刻的感情而感到惊讶。他总是在她所有思绪的最中心位置。如果他同意，她会用礼物将他淹没。弗朗索瓦还记得：“有一次她开着一辆奔驰双人敞篷跑车来到我这里，对我说：‘归你了。’我当时傻眼了，我是一个传统的男人，通常来说礼物应该是男人送给女人，而不是女人送给男人。但是在这一点上她也与众不同，超出了任何时代或任何规定，她想证明男女没什么不同。”他们为了能经常见面，两人经常乘坐飞机辗转于不同的城市。特别是奥莉娅娜，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去找他。她经常为日报筹划去巴西采访，因为弗朗索瓦在里约还有一个办公室要掌管、一个家庭要维持。只有一次，弗朗索瓦在纽约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奥莉娅娜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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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两人唯一的一次同居经历。奥莉娅娜并不习惯和一个男人分享自己的空间，在之后的生活中她也总是对两个相爱的人的同居生活持批评之语：“和一个男人同居，一个最爱的男人，一个最佳的男人，对于一个现代女性来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罪过。一个现代女性不是一个奴隶般的女人或者现在流行的说法——像物品一样的女人。这正是因为男人的缺乏修养，所以对于每个女人来说，他们寻找的都是和母亲一样的感觉，特别是那些和他们结婚或者同居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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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相隔很远的时候，两人经常写信。像之前一样，当她陷入爱河的时候，她就会展示出她隐藏的那一面——甜美可人。弗朗索瓦还记得：“和我在一起，她从来不会挑衅，而是充满激情，十分温柔，彬彬有礼。她给我准备美味的托斯卡纳饭菜，给我许多甜言蜜语和长长的信件，有的时候我都没法读完。”她为他写了很多诗歌，所有的都是用法语写就，这是弗朗索瓦的母语。在她的私人文件中，还保存着很多这个时期的诗歌。其中一组诗歌收录在一个小笔记本中，笔记本封面上玩笑般地用法语写着：“当佩鲁不在时候，法鲁对他的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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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诗中，弗朗索瓦是一个极其英俊的男人。她描述了他后颈的优美曲线，傲气的前额，可怕但又温柔的双眼，完美的嘴和直挺挺的鼻子。他是一个天使，一个奇迹一般的男人。“给我打开了灵魂的大门/用钥匙锁死。”在拍摄于两人在卡索来度假时的一张照片中，弗朗索瓦坐在花园中的一张椅子上，奥莉娅娜席地而坐，双手抱着自己的腿，仰头看着他，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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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爱他，她还十分钦佩他。他是一名非凡的自由职业者。她描述了他工作时候的状态：“他弯腰俯身在打字机上，就好像一名握着方向盘的赛车手。”她欣赏他独立的思想、根基稳固的文化、严格的伦理观念。在一首诗中，她给他看了她已经写了二十多页的诗歌，并且记录了所有他给她讲述的词语：“我如此地相信你/你的想法变成了我的想法/你让我更加明白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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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在上床睡觉之前，她总是会在笔记本上写几行文字，仿佛他就在她身边，这样能够告诉他一些东西。她讲述了自己对他的想念，“我想你/就像七月/葡萄园落下的雨水一样”；对一切都会结束的恐惧，“我害怕/当你漫不经心的时候/当你沉默不语的时候/当你对我说的话不再甜美的时候/当你看着我，但眼睛却不会固定在我身上的时候”；对于最终归属某个人的渴望，“我是你的东西/我最终还是一件物品/谢谢”。在一首诗中，她还向他袒露道，她在自己的首饰盒中放着一块他的口香糖，时不时地，她会重新将它放入口中咀嚼一会儿，回味他的吻。在另一首诗中，她解释道，当他们睡在一起的时候，她十分喜欢听他打鼾，因为这意味着他已经进入了深度睡眠状态。这时候她就可以抚摸他的头，轻吻他的眼睛，而不需要担心他会醒过来抗议。回忆起奥莉娅娜这充满柔情的一面时，弗朗索瓦总是带着柔和的笑容：“奥莉娅娜是一个融合了所有感情的女人。她经常对我说‘我爱你’。但是我，相反地，在说这句话之前，则需要酝酿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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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诗歌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最初的裂痕。奥莉娅娜经常感到孤单。她责备弗朗索瓦说，当她需要他的时候，他从来不在自己的身边。他总是有其他的事情要去做，这给她造成了许多的困扰，她也愤怒地将这些一一列举出来：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他的天主教信仰、他的犹豫不定、他的软弱。她抱怨他总是看重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她想让他给她一个关于未来的最终答复。“没用，这不符合逻辑/你需要决定你是和我在一起/还是留我孤单一人仿佛一片荒漠。”每次争吵之后，她都会回到在纽约的家中。弗朗索瓦也记得当时谈论起关于结婚问题时的紧张状态：“奥莉娅娜想让我离婚，离开我的妻子，我总是不停地告诉她，对她来说，忠诚的言语比一份行政文书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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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还有工作方面的事情。奥莉娅娜可以和弗朗索瓦分享很多的乐趣，和他一块讨论自己为《欧洲人》准备的报道文章。七十年代的前几年是政治上迅速成熟的时期，这其中，弗朗索瓦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在一九六七年相识，这一年，在布拉格，苏维埃的坦克碾压了革命；在巴黎，学生们攻占了大学。“一些留着长发的傻子假装发动了起义，他们甚至连原因都不知道。”奥莉娅娜这样总结道，她觉得他们就是一群富家子弟，参与革命就是为了玩乐。相反，她十分尊重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到广场的学生，就像那些在艰难时刻依旧在抗议越南战争的美国人一样，或像那些在一九六八年游行示威的墨西哥人一样——他们反对自己的国家耗费大量金钱举办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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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现场为《欧洲人》进行报道，一九六八年二月的墨西哥城，学生和工人们在第三文化广场上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她也和其他的国外记者一同站在为演说者准备的三个大平台其中的一个上。突然，军队包围了人群，开始射击，一队身穿制服的警察冲了进来，命令所有的人都趴到地上。当时她和一个德国记者靠在一起，被一阵阵的机枪扫射惊呆了。在由美国联合通讯社的同事拍摄的照片中，通过三幅悲惨的场面，将当时的情景定格。在第一张照片中，奥莉娅娜和同僚都低着头。在第二张照片中，他们抬起头想看看射击从哪里来，奥莉娅娜对他比画着，仿佛在说：“他们疯了吗？”在第三张照片中，他们两人都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他已经死了，她也负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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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省人事，被人带走并扔到一个肮脏的房间里待了好几个小时。房间里满满的都是游行示威者，有的还活着，有的已经死去，七零八乱地堆积在染满鲜血的肮脏地板上。时不时地，一旦恢复一点意识，她就会试图向他们解释，她是一名意大利记者，需要通知她国家的大使馆。一个警察对她发出一阵冷笑：在那个夜晚，所有的人都声称自己是外国记者。最后，是一名护士偷偷地帮她打了一通电话，拯救了她的生命。他们马上派来了一辆救护车，将她带离了那个恐怖的地方。她马上被安排进行了手术，取出了她身上的弹片：两片弹片嵌入了她的后背，一片嵌入了她的膝盖后面。手术一结束，奥莉娅娜就在她的病床上为自己的日报用录音机录下了文章，并且和前来探望的同事们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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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世界闻名的记者竟在这里受伤，这件事情引起轩然大波。奥莉娅娜的病房内满是鲜花和电文。墨西哥政府恼于受到这么大的关注，最终，事情以驱逐她离境告终。奥莉娅娜去里约热内卢疗养。她走起来十分艰难，一瘸一拐得十分明显，但她还是很高兴，因为很快她就能够和弗朗索瓦重聚。“看到他走路时敏捷的步伐，英俊年轻的面庞，乱糟糟的灰头发和像奥弗涅农民一样粗暴的行为，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他对我说：‘最近怎么样？你总是如此幸运，这次受伤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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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时间，为了能够看到弗朗索瓦，她时常待在巴西。弗朗索瓦在他里约的办公室讲述这个地区所有的专制和非正义行径，她也受他影响，更加关注南美的政治问题。这只能更加坚定她对美国的批判立场。在自己的文章中，她控诉华盛顿支持南美大陆专制政权的事实：“在地球上最幸福、最富裕、最舒适的地区，尽管经济上已经达到了平等状态，但是他们不懂得放弃君主制、拒绝专制君主、拒绝那些当政的傻子。相反地，他们却养育着这些强权者，并向国外输出这种意识，这难道不令人恐惧吗？啊，如果他们不好好对待我的话，我就可以轻松愉快且毫无顾虑地辱骂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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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朗索瓦的建议下，她认识了累西腓市的大主教赫尔德·卡马拉神父，他将自己所信奉的军事天主教的理想具体化。对他的采访，是奥莉娅娜为数不多的没有提出冒失问题的采访之一。如果她钦佩一个人，她会变得极其有礼貌。“与其说是采访他，不如说是听他给我讲述。”在文章中，奥莉娅娜承认，当他讲述在巴西，不同政见者们遭受了如何的折磨，美国是如何在支持专制政权的情况下获得利益的时候，她就是在听着。甚至——她总是强调自己的无神论主义——他给她讲述自己如何祈祷。“每天晚上两点的时候，我都会醒来，我起身，穿上衣服，然后将白天我散落到各处的碎片重新拼凑：这边一只胳膊，那边一条腿，脑袋谁也不知道放在哪里。我独自一人出门，开始思索，开始写作，开始祈祷，开始准备弥撒。”奥莉娅娜在他家待了三天，也完成了一篇令人感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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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玻利维亚采访年轻的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他因和切·格瓦拉一起参加了游击战而被宣判入狱。她前往拉巴斯大学，在这里，为了要求政府交还在安德被杀死的游击队员的尸体，学生们组织了绝食运动。她来到了难以进入的普拉格矿区，采访一群为人权而斗争的革命神甫。通过一系列的信件，她得以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一九七○年七月，她和六十多位学生和学者一起，参加了玻利维亚的游击战争，攻击了在泰奥彭特的美国矿业公司，然后躲进了丛林之中。她的知名度为她带来很多帮助，也由于这个原因，她经常收到政治犯的来信，请求她写文章来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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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并不局限于只是讲述这个地区的斗争。她经常以第一人称讲述采访。为了博得玻利维亚的游击战士查托·佩雷多的好感，她去和主席胡安·何塞·托雷斯进行交谈，为了能够见到巴西的老共产党员——正在遭受专制政权的搜捕的卡洛斯·马里格赫拉，奥莉娅娜在圣保罗同秘密警察进行守卫和小偷的抓捕游戏。为了能使国际舆论关注铁托德·阿伦卡尔·利马——一位关在巴西监狱里的多明戈修士，她让大主教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讲述了这位犯人所遭受的折磨。在对这些政治犯进行采访的同时，她也经常在文章中描述他们所在的牢房，给他们的同伴提供信息，以便让他们能够组织越狱。情况允许的时候，她也会将那些遭受当政者追捕的不同政见者藏在她宾馆的房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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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来没有想要以另外一种方式开展自己的工作。对于她来说，做一名记者意味着要融入历史之中。“其他什么工作能够允许你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就记录下来？”因为这一点，她热爱记者这个职业，一种将她同各个方面都联系得越来越紧密的行业。她知道，她人生中的那个阶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即便是在私人层面上也不可能。弗朗索瓦知道她钦佩自己，但是他和她的距离总是相隔甚远。并且，他并不想破坏自己的家庭：他的妻子是一位美国演员，他们的关系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恶化，但他还有一个年纪还小的孩子，更何况，这个孩子还是个养子。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提供一个尽量完整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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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习惯自己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工作，但是在她疲惫的时候，她还是幻想他能够在身边照顾自己：“有的时候，我希望有人能够帮助我。我是一个十分孤单的女人，就算一个男人爱我，他也需要以某种方式同我竞争。爱上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一个不会激发别人同情的女人，是十分困难的。尽管我十分清楚应该如何温柔。有的时候，我感觉需要调整自己，或者将自己的成功隐藏起来，这样才能够得到比简单的成功更加珍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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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离婚问题，她越来越频繁地同弗朗索瓦发生争吵。每一次关系破裂之后，出于思念，奥莉娅娜还是会回到他的身边。在她的感情世界里，弗朗索瓦的存在是如此珍贵，他也一直带给她新鲜感。多年以来，她一直被各种故事包围。有一天晚上，她只是想点燃一根香烟，摆脱在自己的床上睡觉的这位先生。弗朗索瓦是一个和她相像的人，一个简单的男人。在越南战争中她学会了欣赏他，他在面对每一次暴行时都会愤慨，面对不正义的行为也会奋起斗争，他将记者这个行业视为一种使命，这和她一模一样。只要他相信，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自己的事情。一九七○年，他被巴西政府逮捕，因为他不顾规定，公布了一些消息。他被看守一直押送到机场，最终被驱逐出这个国家。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奥莉娅娜在巴黎的机场为他准备了一场欢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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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形势，让奥莉娅娜成了一个十分忙碌的记者。她支持女性的自由解放，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控诉美国人支持南美专制政权的行径，控诉苏联人对国内分歧的压迫。成长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时期的现实和战争年代的经历，令她出于本能地做出这些反应：“抵抗运动塑造了我并成就了我现在的状态，一直抱有疑问，我对所有的事情都会抱有疑问和否认的态度，因为我受到了抵抗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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