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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21 伊德布兰达的嫁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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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cassapanca di Ildebr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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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冬天，当她正专心从事《印沙安拉》法语版和英语版的翻译工作时，她注意到了自己一边乳房的异样：像是出现了一个肿块。她知道自己应该去看医生，但是由于害怕耽误自己的工作，她还是推迟了。一年之后，当《印沙安拉》在美国出版的时候，她才最终决定回到意大利看医生。诊断结果极其糟糕——乳腺癌。她必须立刻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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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结束后，她要求看一眼被切除下来的肿瘤。“医生们对我说：‘天哪，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这太恐怖了。’但是我始终坚持：‘这是属于我的东西，我想看一下它。’那是一个长长的、白色的小东西。噢，我是多么地憎恨它。我开始对它说：‘你，你这个王八蛋，你敢再复发试试？你在我身体里还留有残余吗？要真是那样，我会杀了你！你永远也不会赢的！’医生们当时都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说：‘噢，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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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父母都因肿瘤逝世，她的妹妹奈拉也在一九八四年因恶性肿瘤而离世，那时候她还很年轻。奥莉娅娜十分肯定下一个就轮到她了，也肯定即使手术了也还会复发。她的身体状况一直堪忧，总是被各种疾病缠身。奥莉娅娜的一位男性朋友在回忆他和她的其他朋友一起送给她一本医学百科全书的情景时，脸上还带着一丝微笑：“她读完了那本书，也对所有的疾病有所了解，当然也包括那些致命的疾病。”由于过度吸烟，她的声带早已不堪重负，她也曾为此做过一次手术。多年以来，她一直处于和自己牙齿的斗争中——她的牙齿也因吸烟而损坏，加之一系列的感染，她也需要为此持续治疗。她的笔记本上记满了牙医的名字，她疯狂地更换着牙医。她的一个朋友说：“在我看来，尽管奥莉娅娜一直勇气十足，但是她害怕一类人——牙医。”突然间，她感觉时间稍纵即逝，剩下的日子也越来越短了。她同时间斗争着，但有心无力。就算是在年轻的时候，她也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所有自己想做的事，现在她更感觉时间正迅速地从自己的指缝间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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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到纽约，决定专心致志地创作一本有关她的家族的小说，而这一直都是她的梦想。这个决定和计划从另一方面来说，推迟了她的死亡。“我已经准备写一本书，这是我二十年——或许是三十年来一直都想写，但始终没有下笔的一本书。之所以迟迟未动笔，是因为我觉得时机还不成熟。这本书有关我的家族，我的童年，我的青年初期。我已经开始着手这项工作了，但目前还仅仅处于筹备阶段。我将为此投入我所有的心思，所有的精力，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的人生目标了。换句话说：是这件事在维持着我的生命。要不是为了这本书，我可能都不会去求医治疗，我会像我妹妹奈拉那样静静地等待离世，乖乖地向肿瘤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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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孩提时，她便一直有写这本书的计划。小时候，她坐在伊德布兰达的嫁妆箱前，便想着自己一定要写这样的一本书。一九七二年，当大伯布鲁诺去世时，她的这种愿望也变得越发强烈。对于奥莉娅娜来说，大伯的去世给她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布鲁诺·法拉奇的去世意味着她青年时代的老师消失了，意味着那个带着她实现记者梦的男人离开了。“他们说，他在闭上眼睛之前，嘴里一直嘟囔着：‘奥莉娅娜在哪里？’‘又重新回到西贡了。’‘很好，那里才是她应该待的地方。’”当她收到关于他去世消息的电报时，她意识到自己家族历史的见证人如今已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人世了，如果她想记录下他们的回忆，那她就必须尽快开始。她开始收集大伯的日记，展开对家族过往的调查。所有能够帮助她重新构建家族的家系图和四根支系的材料有：父亲方面是法拉奇家族和费列里家族，母亲方面是劳纳罗家族和坎提尼家族。家族中所有的人都是托斯卡纳人，但也有两支外来的，一个是西班牙人，另一个是罗马尼亚人。“十分糟糕的结合，这十分明显，之后的结果也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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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在奥莉娅娜离世后得以出版，书名为《一顶装满樱桃的帽子》。这本书象征着她同过去的漫长的告别：“一个感觉到死亡临近的女人，追忆着她的童年、她生命初期的情景，甚至思索自己如何来到这个世界。这似乎是在向自己解释生命的奥秘，解释她为什么出生、谁让她出生等问题。她翻寻自己的记忆，挖掘出自己之前从来都不曾知道的过往。她之前从来没有问过关于过去的事，或许是因为当初她并不情愿。但是现在她只知道一些从已故父母那里听到的关于过去的支离破碎的片段。其他的人也去世了：伯母们、伯父们、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再也没有人能够满足她对于自己存在的好奇心了。因此，那些记忆的碎片对于她来说，就像是船只失事之后，幸存者手中的木块儿一样。她丰富了这些片段，根据她的想象将事件延伸扩展，并从中挖掘出奇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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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需要对所有的事都亲力亲为。她之前还能够询问自己的父母，但现在他们都已经不在了。“只剩下了九十四岁的姨婆，我向她祈祷‘告诉我，姨婆。告诉我’，但她只是转了转她已经模糊了的眼睛，然后嘟囔着：‘你是邮差吗？’”她重新研究自己家系图中的每一支，通过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事业——重建已逝的过去。她讲述着有关她祖先们的每个细节，她寻找他们过去的踪迹，并将他们的故事重新创作。她特别想知道有关自己的一切。她觉得要是这样的话，那她就必须先了解她的祖先，因为她的一切也源于她的祖先。“我生命中剩下的日子已经越来越少了。”她说道。在这短暂的日子里，要想知道有关自己的一切，那首先要回答一个关于她自己的问题。“我为什么出生？我为什么活着？是谁，或者是什么，在一个遥远的夏季的一天，塑造了人，帮助人们建立了‘自我’。”为寻找生命谜题的答案而求助于上帝的观点，对她来说，是一种“从来没有弄明白也从来不接受”的权宜之计。她只能追溯，重拾她对自己祖先的记忆，以便重现她祖先们以往的生活片段。她在一封信中写道：“在一次研究中发现，相比于其他人，我的人生真的是充满了混乱和折磨。我的人生中充斥着死于饥饿的农民、船员、平民的身影，但是其中也包括贵族们，对于这些贵族们，我只会以傲慢无礼的方式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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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固执，她想重新厘清自己祖先们度过的每一个阶段的每一个细节。她问自己为什么出生，为什么活着，谁或者是什么塑造了人，并在他们出生的那一天，帮他们建立了“自我”。她有很多大箱子，里面满是笔记和关于各种不同问题的材料：一八八○年雕刻工人的工资、皮埃蒙特大区的瓦勒度教派活动、利沃尔诺的历史、蒸汽船和电报机、十八世纪的邮票、高空气球、被放逐的波兰人及胜家缝纫机。她和都灵国家复兴运动博物馆、佛罗伦萨VIESSEUX工作室、伦敦劳埃德大厦、《国家地理》杂志、海军历史办公室、教堂的档案室和公共地籍管理处都保持着联系。她不会忽略任何细节。她的私人文件里保存着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关于托斯卡纳农民的生活，关于吸引和驱赶雷电的植物，关于动物预警风暴的来临，关于人类信仰的研究等。其中有两整张列表，上面记录着当时农民们的谚语。这部小说的体系是开放的。奥莉娅娜总是随身携带着打字稿，并把它放在她随身携带的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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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因写作需要，她和一位历史学家保持着联系。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她大篇幅地谈论着自己的计划：“这时候，我已完完全全投入到这本书第一部分的写作中。这本书从一七○○年年末的事件开始写起，一直写到一九四四年，中间有些年份我就直接跳过去了没有写。我已经写到这个时间点上了，你考虑一下：那个时候，法国正在爆发革命；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力求成为总统；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皇后）的头还和脖子连在一起，罗伯斯庇尔也是一样；拿破仑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还处于那个有时候戴个假发、有时戴个三角帽出门的年纪。我还要写很久才能写到抵抗运动。在佛罗伦萨，我极其困难地寻找相关的消息和资料。其间，我把很多年代的资料混合在一起看：一七○○年，一八○○年，一九○○年。但是，我突然发现这是十分荒唐的，甚至是愚蠢的。于是，一九○○年起我中断了调查。这样一来，我便能够更好地厘清事件间的逻辑关系，更加集中于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工作。她向他提出关于抵抗运动的问题，她也希望能够在一年内完成这一部分。事实上，七年后，在二○○一年，她还是没能结束关于十八世纪第一部分的描述。“我是一个拖沓、啰唆且难以满足的作家。这是我写过的最难的书，因为这本书是关于历史事件的，需要我去精确研究，所以我不能轻率对待，更不能在内容上犯任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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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父母都已去世，她也不再像之前那样频繁地回意大利了。从纽约到卡索来的旅程是漫长的。她需要乘坐飞机穿过一个大洋，然后再坐出租车从罗马机场或者是米兰机场到达佛罗伦萨的一个丘陵地区。她和妹妹保拉的关系也十分紧张，她们彼此间很少交流，甚至拒绝见面。家中收养的那个妹妹伊丽莎贝塔，现在已经成年，并和这个家庭切断了一切联系。“人要懂得听天由命。而我的命运就是在我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活在一种可怕的孤独之中。只有那些肤浅的人，或者听错了的人，才会觉得我是幸运的。”她对自己的外甥爱德华多写道。爱德华多是保拉的长子，她定期和自己的这个外甥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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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她在纽约工作时，她很欢迎爱德华多来找她。她也对他选择的妻子感到十分满意——他的妻子是一个美丽的普利亚女孩，她想要组建一个家庭并生一群小孩儿。为了他们两人的婚礼，她特地给他寄去了一盘《颂歌》的录音带。每次他们的小孩出生时，她都会寄去一些礼物聊表心意，这些礼物基本上都是她自己亲手做的：风格古老的怪异刺绣，或者面料古老的包。她总是对饰带、花边、细软皮革、稀有衣料充满热情。这是她怀旧的一面，这和她极具现代感并超现代感的那一面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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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妹妹保拉讨论的话题也无非是对卡索来的维护——这里的确需要大量的维护。父母去世之后，一直是保拉负责维护这处地产。尽管奥莉娅娜很少到这里来，但她还是十分留心地关注着这里的每一次变动和每一项工作。若事先没有征求她的同意，没人敢做任何一件事情；没有她的命令，没人敢擅自行动。打开她和保拉之间的信件就会发现里面都是长长的账单。这些账单涉及工作，涉及各种花费，比如已经修复完的院子里一口坏了的井、因为冰冻而损坏的管道、受潮的墙壁、破损的大门和栅栏、被白蚁咬噬的屋梁等。即便奥莉娅娜一开始就知道维护好卡索来是需要付出很多精力的，但她还是想要竭尽全力地去维护。她希望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回到卡索来后，打开栅栏，依旧会听到犬吠声，依旧会看到吃饱的猫抬起头来，好奇地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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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几代都是穷人的家庭里，她从还是女孩的时候，就已经是家里赚得最多的那个人，但这也影响了她与家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这甚至让她们之间的关系变形。五十年代起，家里所有的人就都开始向她要钱，包括那些从没结过婚的老姑姑们，而她出于慷慨的本性，也从来没有拒绝过。她将工资中固定的一部分存给自己的父母，她大方地赠送礼物给自己的妹妹们。有时，因一时兴起，她还会忽然地赠送给她们一座公寓、一件皮草、一辆汽车。她厌烦家人仅仅将自己和金钱联系在一起，而她也不懂得如何管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她甚至不知道如何掌握好自己图书的著作权。“我痛恨金钱。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那些肮脏的纸片让我更恶心、反胃了。有钱的时候，我会将纸币焚烧，将它们随意花掉，花在那些最无用的东西上。但最后，我还是需要它们，所以我又得重新工作。”七十年代，一位美国记者问她的生活是怎样的，她十分不耐烦地回答道：“我过着亿万富翁般的生活，为什么不？什么钱不钱的，都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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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自己纽约的公寓中度过。在那里，她专心地创作着有关她家庭的小说。她十分重视这部小说，因为她知道，这将是她写的最后一本书了。她很害怕自己还没有写完这本书就离开人世——因为疾病的折磨，她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一直都很害怕。我害怕有一天别人撞门而入后，发现我的尸体早已枯干如木乃伊一般；我害怕自己像瓦雷泽的那个女人一样，在去世七年之后才被人发现。”在给外甥爱德华多的一封信中，她这样说道。相比而言，她把更多的时间都花在了收集并整理有关祖先的资料上了，他们也在她的小说中和他们的朋友们一起获得了永生。她佛罗伦萨的家里堆满了笔记和材料，她将那里所有的照片都带到了纽约。“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是一个现代女性，这毫无疑问，我总是比其他女人在各方面都先知先觉，但是我却活在过去。”这本书是她对一生的一次重新梳理和创建，是对她祖辈过往事件的一次创作，是对她伟大职业和成功人生的一次回报。但与此同时，她的人生中也充满了诸多的个人不幸。去世前，在谈论自己的人生时，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是，我不幸福。我缺少爱情，缺乏温柔，缺乏情感。实际上，我缺少一个完整的家庭。而我的这本小说正是对完整家庭一次绝望的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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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章节的手稿完成后，她会大声地给自己朗读它们。为了保证小说韵律的优美，她坚持通过朗读来完善自己的作品。她一直坚信：文章要有节奏感，她希望自己的语言也是流畅的。“海明威曾说过，一篇好的文章，就像是一片雪场，要没有坑洞，没有石头，没有障碍物，你可以在上面顺畅地滑行，无须折回，没有颠簸，也不会偏离方向。”她要求自己保证所有句子的前后一致，就像乐谱那样一个音符也不能有差错。“语言不是没有声音的！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声音！写作时，我也不是沉默的——我会对自己低声地读出这些句子，我跟自己说话，自己背诵；我为自己做一段音频，音频里我的音调和小说或对话所需要的音调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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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这个原因，一九九三年，当意大利开始生产第一批音频书时，她中断了家庭小说的写作，亲自录制了《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一封信》的音频。过去，很多著名的女演员都恳请她将这部小说搬到剧院的舞台上，但是她从未答应。同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好莱坞给她提出了很多建议，但是人们从来没能够征得她的同意，将她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奥莉娅娜总是拒绝采纳那些著名导演的建议，她的律师至少拦阻过三部关于她人生的电影的拍摄。“如果他们真的想拍摄，那就只有等我死了之后才行。”她这样说道。她十分确信，如果都不说谎话的话，那么肯定没有一个人敢说将她的文字和她的故事处理得很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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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音频书时，她从头到尾都亲力亲为——录制、选择音乐、剪辑——在漫长的夏季，她整日整夜地将自己和一位音频师关在工作室里。“我的声音总是闷在嗓子里出不来，尤为低沉。而且在早上的时候，我的声音总是沙哑的。我就这样带着自己沙哑的声音来到工作室，而音频师就会抗议：‘不能这样！这样不行！你应该让自己听上去兴奋点！’为了让声音听上去显得兴奋，我会暂不录制，先读一两个小时的书。而到了可以录制的时候，我已经十分劳累，这让我十分恼火……啊，我说了多少脏话啊！”尽管干这件事让她疲惫，但她却十分幸福。因为她十分喜欢这本书——这本围绕着她的内心独白而展开的书，现在多亏了她的声音，这本书成了对自己从身体到心灵的完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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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频的开始和结束处，她插入了自己最喜欢的音乐片段——《绿袖子》。“每个人都有自己最钟爱的一段音乐，这种音乐是任何其他的音乐所无法比拟的。它直达我们的内心，深植于我们的大脑中。对于我来说，这种音乐就是‘绿袖子’。我们所有人对《绿袖子》这段音乐都一无所知：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在哪里写的。一些人认为，这首歌是一首古老的爱尔兰催眠曲，但我觉得它就像是一首抒情诗，一首中世纪的抒情诗，一首创作于阿尔图国王时期的爱情歌曲。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它的甜蜜和它的忧郁的确能够让我对它毫无免疫力：‘我死后，请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我的葬礼上。即便将我扔在一棵橄榄树下，我也会心满意足。若你们在将我扔下的时候能够唱着《绿袖子》，那我更会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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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并不会让她感到烦恼，因为她并不过分在意外表。“皱纹是我的奖牌，是我赢得的奖章。”她这样说道，“衰老是极其美丽的。因为，就像人们说的那样，衰老能让我们获得年轻时从未有过的自由——绝对的自由。”但是她也知道，留给她完成这部家庭小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结束音频书的录制后，她又重新回到纽约，再一次将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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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前一样，当她沉浸在写作中时，其他的任何事情仿佛都不存在了：“我一大早便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六点或者七点，其间从不间断，不吃饭也不休息。我比以前抽更多的烟，一天大概要抽五十支。我晚上的睡眠质量很差。创作期间，我谁也不见，什么电话都不接，哪儿都不去。我甚至忽略了周末，忽略了任何节日，包括圣诞节、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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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部小说时，她总是持续地追忆起有关她父母的点点滴滴，她的父母是她唯一感觉没有背叛她的人：“似乎所有的人都需要同某个人保持一种稳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我也曾拥有过：我的爸爸和妈妈组建了一个家庭。在这个家庭里，我从未感受到压迫。他们不会以父母身份去逼迫我做些什么。这个家庭允许我自由地来来去去，允许我逃离。”她和父亲之间更多是冲突，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脾气都十分暴躁；而和母亲之间更多的是坦诚相待，她们发自内心地善待对方。“我的爸爸在战争年代是一位英雄，但是在和平年代，他只是一个普通男人。相反，我的妈妈则是一个神话般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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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的性格十分温和。在这个时有争吵的家庭里，她始终能平息一切的争论，缓和所有的紧张气氛。她十分美丽。她比自己的丈夫还要高，为了不让他感到难堪，她从不穿高跟鞋。回忆起这一特殊的情节时，奥莉娅娜总是带着一丝微笑。在她的一生中，她始终都对母亲怀有一种由衷的尊敬。一九七三年，她变得举世闻名。在一次采访中她对一位美国记者说道：“我觉得对我来说，像我妈妈这样的女人在我的心里是无可取代的——一个具有天分，却无法表现出来的女人——但她却不得不做了家庭主妇。而她曾经的梦想是研究天文学，并四处旅行。”在她一生中，她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提起自己的母亲——一个才华横溢但是却因自己女性的身份而无从施展的女人，通常这种女人都会因为人生失意而变得蛮横无理，但托斯卡恰恰就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奥莉娅娜也一直将自己同这个例子对照，从未停止过。“不要告诉我：‘奥莉娅娜你美妙极了。’”她向一位采访她的同事抗议道，“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而且我有义务去做好它。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好一些事情，每天都该如此。我的妈妈是一位绝妙的厨师，但是‘时间’不会因为她做了一次上等美味的烤肉而给她永不衰老的脸庞和精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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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莉娅娜因工作奔走各处时，她会仅仅为了听一下托斯卡在听筒中的声音而想方设法地拨打越洋电话，即便在偏远的地区她也会这么做。听筒内，托斯卡的声音十分清楚：“你好！你在哪里？”她还会给托斯卡写包含大量奇闻逸事的信件，收到信后，母亲将会把这些信件大声念给别人听。托斯卡给奥莉娅娜写信的次数不多，她给在这个星球时刻找寻自己的女儿写道：“我这是第四次徒劳地给你写信，因为我往西贡写信，你却在印度，把信件寄往印度时，你却在西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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