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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第十一章 福煦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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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牟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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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伯希和返回法国，来到引导他踏入汉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导师爱德华·沙畹墓前。沙畹死于1918年初，当时他的这个学生刚结识谢苗诺夫和斯特恩伯格，正要开始生命中的一段神秘岁月。伯希和返回法国时，带回了一位神秘岁月的重要见证者，他将和此人共度余生——玛丽亚娜·卡沃斯基（Marianne Kavorski）。伯希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遇到她，当时她正和大批俄国民众逃离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专政统治。1918年10月20日，两人在远离各自家庭的地方秘密结婚。两人也都有着随风逝去的记忆。在玛丽亚娜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记忆里，不仅有沙皇，而且似乎更有托洛茨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怪诞不羁的喀山火车站设计者亚历山大·修谢夫。这样一个俄国社会，不仅诞生了贵族和革命者，也孕育了自由和创造精神。玛丽亚娜正属于这一类人。至于伯希和，他是突厥斯坦和蒙古草原上的独行侠，是骑士和剑客，自认为身上有马可波罗和成吉思汗的影子，一如先前对白云教和义和团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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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公布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引起书商竞相追捧。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讲述了驻京使馆遭围困的经过，虽然他并没有亲身经历；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描写了他梦寐以求却始终不得进入的紫禁城。伯希和手中掌握着中国20世纪初的重要史料，如果他肯动笔，作品必将引起轰动，估计到今天仍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伯希和笔触富有警示性，语言直率而又审慎。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如此了解当时的情况。他的作品问世后定会畅销，他也将因此更加出名，可是他什么也没写。关于这段经历，就像关于其他时期的经历一样，他总是三缄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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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为了保守军事机密吧。“西伯利亚行动”是法国军方和政府单独谋划的行动，以彻底失败告终。法国军事干预换来的是苏维埃政权的胜利，今后法国只能与这个政权妥协共存。写一部关于这段历史的著作可能会遭到查禁，军方也会找作者麻烦。我们知道，伯希和有很多敌人。如果讲述敦煌的经历，无疑给法让耐、阿贾贝尔和斯托克曼等人提供了攻击的素材。而在当时，一个名叫马尔罗的人正在印度支那接受审判，罪名是私自把女王宫里的神像藏进自己妻子的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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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伯希和回到巴黎后也接受了新任务。1920年1月20日，考狄在《通报》插页上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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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地向读者宣布，才华横溢的法兰西公学教授伯希和将加入《通报》管理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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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考狄创办《通报》季刊，旨在“为关于远东地区的丰富研究成果和文献提供平台”。[2]创刊三十年来，《通报》成为研究东方以及亚洲和国际问题的重要参考刊物。在《通报》上，学者们可以用法语、英语、德语、荷兰语、汉语等语言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验证自己的假设。能够为《通报》工作是一项荣誉，成为《通报》管理层成员更将为个人赢得威望。通过《通报》，伯希和踏上了进入法兰西学院的跳板，而考狄本人也是法兰西学院的杰出院士。次年，即1921年，伯希和入选“学者议会”，成为法兰西金石与美文学院院士。法国学术界对此表示欢迎。伯希和赢得了正式名分，他作为冒险家的生涯宣告结束，作为大学者的光辉前景展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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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死后，他的《元朝秘史》译作才得以发表。而在当时，他恢复科学研究是从《牟子理惑论》开始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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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子出生于2世纪末，梧州人，和母亲生活在东京。牟子在东京皈依佛教，189年汉灵帝驾崩后写成《牟子理惑论》。这是一篇“对话式”的短文，通过虚拟人物向佛祖提出一系列质疑，牟子成功反驳并说服对方，直至使对方皈依这种仅在中国流传一个世纪左右的新宗教。牟子时期的中国与伯希和经历的军阀混战时期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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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4]……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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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所谓的“正统观点”对牟子提出批评，认为他“背五经而向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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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争则非道，欲默则不能。遂以笔墨之间，略引圣贤之言证解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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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子理惑论》由短篇章节构成，每段都以同样句式开始：“问曰……”紧接着提出问题，然后是牟子的回答，每次都以“牟子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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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个问题关于佛的“超凡”性和“醒世”性，第三个问题关于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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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何谓之为道，道何类也？牟子曰：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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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牟子曰……牟子以老师的身份出现，所讲授的内容并非所有人都能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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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所谓时宜施者也。……牟子曰：……道为智者设，辩为达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公明义为牛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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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智者、达者、晓者和见者。人们发问，牟子回答，最后还说到对美妙音乐充耳不闻的牛。一套说理就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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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无法让所有人分享，只能传授给有领会能力的人。老师是大智者，也是孤独者；芸芸众生疑惑不解，很多时候，回答他们也没有用。所以即使对法让耐、阿贾贝尔、贾宁等人做出回应，又有什么用呢？伯希和回到法国后，将自己关进工作室，嘴上也保持沉默。他只管不停地翻译、评注和分析。他的研究课题往往只有他本人感兴趣。问他为何将如此多精力投入到没有意义的工作中，大师回答说：“因为我觉得好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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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去世后，汉学界再没有能出伯希和之右者，只剩下一小部分门徒和大批对手。牟子说过，只有大师才有发言权。从此以后，伯希和就是这样的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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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的工作量惊人。他每年在《通报》上发表数百页翻译、标注和附带索引的评论，为金石与美文学院撰写很多报告，长期为《亚洲学报》供稿，自己还亲自教课。1925年3月，考狄在“雄伟酒店”（Hôtel Majestic）外的台阶上被德·拉朗溪勒（de la Roncière）砍伤胳膊，“把他抬回家后，他慢慢睡去，当晚与世长辞”。[8]考狄死后，伯希和肩上的责任变得异常沉重，因为考狄选择他来接替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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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伯希和出行的脚步。1925年4月，作为印度支那总督代表和法国远东学院代表，伯希和前往开罗出席地理学会大会。[9]卡斯东·维特（Gaston Wiet）正在为法国东方学考古研究所编纂埃及中世纪伟大史学家穆卡迪西（Taqi al-din al-Maqrizi）所著的《埃及史》（Histoire de l’Egypte）。伯希和借前往开罗的机会为维特提供了一些帮助。伯希和作为法国官方代表团团长，受到埃及法鲁克一世国王接见，随后携玛丽亚娜前往贝鲁特、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再乘船前往伊兹密尔、君士坦丁堡、雅典、那不勒斯和马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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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娜一直都是伯希和生命的中心。他们把家安在了瓦雷纳大街。两个人都喜欢收藏雕花玻璃制品，而玛丽亚娜俨然就是一座私人博物馆馆长。对他们而言，这些易碎的玻璃制品不仅仅是收藏品。玛丽亚娜在1929年发表的藏品目录[10]前言中用细腻的笔触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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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间，我得到一些俄国玻璃制品和书籍，我认为即使对不懂俄语的人来说，了解一下15世纪以来精美玻璃制品的制作过程也不无益处。现在，俄国玻璃制品厂都已收归国有，私人收藏不复存在，幸存下来的少数藏品就更具有研究价值……俄国人擅长雕花，总的来说，俄国人也喜欢鲜艳、明亮的颜色。我们在俄国玻璃制品厂的老账单上可以看到大量用于购买颜料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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